园子爷

园子爷是爷爷的弟弟，亲的，行五；爷爷还有个小弟，行七。

三兄弟分家的时候，还算和气。分完地分完钱粮，分庄基地了，太爷说要跟小儿子在老屋里过活，老大老二搬出去住。老二抢着说：那我要东头朝阳面那个园子，种花。太爷听了，就瞪了老二一眼。瞪归瞪，老二还是住进了那个园子，种花。后来，我爸和我姑就把在园子种花的叔父叫“园子爸”，叔母叫“园子娘”；到我们姐弟了，就叫“园子爷”和“园子婆”。太爷的小儿子老三，爷爷的小弟，一直住在北街，我们姐弟就叫他“北街（读gai）爷”。按说可以按排行叫成“五爷”“七爷”，但那样叫就显得远，显得生分。但“园子爷”和“北街爷”又不能当着两个爷的面叫，当面就叫“爷”，不能带排行。爷爷的堂兄弟分别是大爷二爷三爷六爷，这些“爷”是可以带上排行当面叫的。

这些都是我出生前的事情。等我记事，知道园子爷、北街爷和其他几个爷有远近亲疏的时候，“杨村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好几年了，园子爷的两个儿子先后成了家，原本空旷的园子盖满了房子，显得狭小、逼仄，没多少空地养花了。这让爱花的园子爷很遗憾。

王乐镇方圆十里在外面跑生意的人，都知道在镇上当过伙计、开过粮食铺子的杨村袁五爱花。大伙说起来这事的时候，会相视一笑，说：念过书的人么。

念过书的园子爷爱花，爱到痴狂的程度。后院席片大的地方，园子爷栽着玫瑰月季牡丹菊花等花卉，还有一种叫“状元花”的。这些花有些是多年生的，像玫瑰、月季、牡丹，有些是年年要种的，像大丽花。月季、玫瑰、牡丹开花的时候，园子爷会拉着从门前经过的每个人进来赏花，一边赏他一边讲，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懂，也不管人家有没有空。印象中年年要种的大丽花种子是块根状的，像小红芋，园子爷不知从什么地方买回来，埋进土里的那一天，半个村子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动静很大。第二天清早，园子爷就会小心翼翼地刨开土，看块根上有没有芽子发出来。第三天、第四天，天天都如此。所以，我印象中园子爷埋进土里那些块根很少有长成花苗的。因为只要发芽了，院子爷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拉路过的每个人进来，刨开土，让人家看那些嫩芽。如此反复，不厌其烦。所以，那些嫩芽很少能挣扎到地面上来。如果哪一年有意志坚强的嫩芽侥幸挣扎出地面，并居然开了花，那就是杨村盛大的节日。

说起“状元花”，还有一件事，园子爷的大儿子我叫十爸的，是杨村那个年龄里唯一考上大学的，读的是修铁路，毕业后在甘肃玉门、青海西宁工作过，很远，但工资高。大儿子是园子爷的骄傲，成天挂在嘴上。到了我这一辈，我算是第一个蒙到大学里去的，但园子爷确实高兴，逢人便说，去东村说，去西村说，去王乐镇上说。上学前，园子爷叫我去他屋里，让园子婆做了好吃的，还让我喝酒。几杯酒下肚，园子爷话就多了，很神秘地问我：你知道你和你十爸为啥能考上大学，别人家的儿孙为啥考不上？我本来想说凭十爸和我的努力，但看着他神秘的样子，终于没有说，只是看着脸红红的园子爷。“是因为我一直养着状元花，咱屋里就出状元。”过了几年，园子爷的亲孙子、我的堂弟也考上了大学，后来还读了研究生，我就老想着园子爷当年种状元花的事。

到了晚年，园子爷屋里子孙满堂，院子里连席片大的花圃都没了，但他仍喜欢养花，养盆花。我读大学时，有一年放暑假，还没进家门，被他看到了，大声野气地叫我快过去，说他买了一盆花，含羞草，神奇得很。站在窗台那盆含羞草前，园子爷一遍一遍地给我演示含羞草“含羞”的过程。过了十来天，我再去看他和园子婆，一进门他就骂，说那盆含羞草叶子合不上了，再怎么摸它都不合了，直愣愣地挺着，卖花的八成是个骗子，等王乐镇有集了，他要寻那家伙去说理。园子婆在旁边说：满堡子人进来都摸；娃娃们一天到晚守在跟前摸；你倒好，天天晌晌摸；再羞的花都不羞了，它羞不过来。

也就是这次经历，我知道了“含羞草”也有被折磨得不“羞”的时候。

除了爱花，园子爷还爱吃肉，吃猪肉。年轻的时候，园子爷在王乐镇做生意，镇上熟肉店的掌柜最喜欢他这个顾客上门，买得勤、多，还从不欠帐赊帐。园子爷那时候有钱。后来解放了，粮食铺子不能开了，他还是爱吃肉。村里人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园子爷一個星期还能吃一次肉。起初我不信，毛主席都三个月不吃红烧肉了。我就问母亲，母亲说是。我问钱哪儿来。母亲说，你十爸挣钱么。还倒是，隔一段时间，穿着绿衣服的邮递员就会骑着绿自行车来村上，来了就去园子爷家，然后就见园子爷拿着章子在邮递员拿的本子上盖，盖之前还要张开口对着盖子使劲哈一口气，无论春夏秋冬都要哈气。到第二天，园子爷就骑上自行车出东门去了。人问，他就说去强家村邮局里取钱，大儿前几天打信来，说汇了些钱回来。听的人就很羡慕，园子爷就诚心诚意地邀人家来吃肉、喝酒。有人还真就去了，真的有肉吃有酒喝。很小的时候，我就见园子爷门前闲人不断，围着园子爷说今道古，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还蹲着一个“咿咿呀呀”唱着的戏匣子。

除了爱花、吃肉，园子爷还爱骂人，谁都骂，有时候还在街上跳着骂。大儿子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劝他不要骂人，他把大儿子骂得提前回了几千里外的单位；小儿子劝他不要骂人，他把小儿子骂得搬到西头去住了，宁愿天天把饭做好端过来伺候两位老人；村里的干部让他不要提着货笼卖东西了，说上面不让卖，他就骂村干部，骂不让他卖东西的“上面”。诚心诚意地请邻居来家里喝几盅，原本都高高兴兴的，一言不合就骂上了。年轻时在王乐镇开铺子，后来不让开了，他骂；骂了也不能开。后来，政策又让卖东西了，开铺子是不可能了，就在家里守着个货摊，卖些零零碎碎的小东小西，开学了就提着货笼去学校门口卖，有些学生娃趁他不注意就偷就摸，发现货少了他还是骂。总之，能骂的，不能骂的，园子爷骂遍了。我爷爷还有北街爷，脾气都挺好，只有园子爷脾气大。我曾经问过母亲园子爷为啥这么爱骂人。母亲想了半天说，她也说不上来，兴许你园子爷就是这心性，骂过去就没事了。母亲说得也对，我就见被园子爷骂过没几天的人，很快又出现在园子爷门前，吃烟，喝茶，说笑。

说起园子爷骂人，还有一件事。那时我已经上班工作了，有一年假期回去，顺便看看园子爷园子婆，一见面他冲着我就破口大骂，骂我没本事，骂我捉着公家的事都不管他！那么好的东西让人家骗走了，还把他送进了监狱，他快八十岁的人了，还蹲大狱，羞了老袁家的先人了。我见事态严重，就问园子婆。她说你爷还不是吃了嘴的亏。说完，使劲剜了园子爷一眼。园子爷依旧气咻咻地在骂。园子爷在学校门口摆摊卖货，跟学校一个什么主任熟络了，熟络了他就说自己有件好东西，一幅古画，不知啥朝代的，问主任看不看。主任说看。园子爷下次就拿给了主任看。可主任看了半年了还没有看完，园子爷差点忘了这事，等到想起来时，主任已调到了县城当了副局长，园子爷就撵到乾州城去问他要。局长问：要什么？字据呢？并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古画。园子爷听了，还是老一套，骂。骂得狠了，局长就告到了法院打官司，局长赢了，园子爷被拘留了七天。后来我听弟弟说，园子爷被拘留的日子，门子里的老的少的都去看守所看了，园子爷见了每个人，还是劈头盖脸地骂。把看守他的警察听得一边摇头一边苦笑，说活了大辈子了，没见过这么爱骂人的老汉。

园子爷爱养花，爱吃肉，爱骂人，就一样不爱，不爱种地。年轻时不爱，老了还是不爱，直到死都不爱种地。

园子爷死的那一天早上，他的小儿媳也就是我十三娘，伺候他吃过早饭，然后把躺椅放在门口太阳底下，茶壶也端来了。这时候，村里来了个卖豆腐脑的，“豆腐脑～豆腐脑来了～”地叫着。十三娘就问“爸，你吃不吃豆腐脑”。园子爷很生气地说，我不吃。十三娘觉得委屈，自己和颜悦色的，好心的问问，不想公公是这态度，就想分辩几句，低头一看，躺椅上的园子爷已经去世了。

从十三娘问话到园子爷去世，前后不到两分钟。

园子爷去世时八十三岁，高寿，又是“无疾而终”，杨村人就很羡慕，说：你看看人家五老汉，都是前世修来的福！

杨村人还说，五老汉肯定给后人留了不少东西，有白货，还有黄货，估计还有字画。大儿子听了，苦笑几声，说：我爸一辈子挣一个能花两个，还能留下白的黄的？至于字画，唉，自己又不懂！

这个我信。我曾见过园子爷收藏的一幅“古画”，红绿相配，低劣不说，保存得也不好。

五婆

那天，她去山里撸了些树叶。山里头温度低，树发芽晚，叶子嫩，能咽下去。回来的路上，她坐在地上趴着笼子歇了七八回，终于到家了，两腿饿得发颤。家里来了个陌生的男人，操外地口音，她进门时那男人上下瞅，像打量骡马，并不回避爸妈。这两年村上常有陌生的男人出现，现在终于来了她家。妈流着泪在锅里煮了些树叶，看着她直着脖子往下咽，说：走吧，跟这个男人走吧。兴许还能逃个活命！

她就跟着男人走了。坐火车、汽车、拖拉机，更多的是步行，二十多天后，来到了关中道上的杨村。没有明媒正娶，没有八抬大轿，没有婚礼，连花炮都没放，她就嫁给了我家斜对门的五爷，成了五婆。

那一年，她不到十八岁。

年轻时的五婆说不上漂亮，但也不丑，个子高，头发枯黄，脸大、平、白，但和关中道上长得白的女人看上去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年幼的我说不出来，长大后知道了那是一种营养缺乏的白，带点黄，不滋润。五婆操着一口很难懂的外地口音，杨村人说，这就是“甘省”的口音。

五爷比五婆大十来岁，还不老，就是穷，用杨村人的话说就是“穷得精，打炕边”。穷，娶不到媳妇，只好到外地给自己办个“客货”人。五爷虽说穷，结婚的时候，还是挣挣巴巴给新娘子买了身新衣裳，红的。五婆就是穿着这身红衣裳，生下了老大，接着又生下了老二，两个男娃。

生了老二不久，刚过完年，正月十五夜，东村大队里唱“样板戏”，五爷带着五婆背着老大去看戏。老二太小，天太冷，就把老二留在屋里。怕老二哭闹，从屋梁上吊一根绳子，把点着蜡烛的灯笼悬在上面，老二看着红红的灯笼“咯咯”地笑。五爷五婆就放心地去看戏。不大功夫，灯笼里蜡烛烧完了，接着烧蜡烛中间那根细棍，细棍烧完了，火星掉下来落在了被子上。等人发现时砸开门，抱出了呛得快没气的老二，呼天抢地地跑到东村叫回了五爷五婆。五爷喘着粗气连夜晚拉着架子车把老二送到乾州城的医院，老二已经落下了残疾。好在不很严重，一边的耳朵烧伤了，脸上也留了疤。

那个大雪初霁的夜里，年轻的五婆嚎啕大哭的声音，和着嘴里呜哩呜喇的自责，杨村半个街道的男女责怪外地女人不会照看娃的叹息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五婆又生了老三，还是个男娃。

有吃的，有穿的，日子就这么过著，老大老二老三就这么长着。给老大结完婚不久，五爷死了。村上人说是肝上的病。老大结完婚就分开过了，搬到村西头住，留下了五婆和老二老三。那时候已经分田到户，五婆是家里主劳力。有一年秋天，我看见五婆从地里背回了一大捆玉米杆，青的，勒得她眼珠子血红血红。别人说她傻，不会等玉米杆干了再往回背。她嘴里不知道在念叨了什么，说话的人用不解的眼神看了她半天，不再说什么了。后来，老二念完初中没考上高中，回来成了五婆的帮手。五婆是个急性子，我常常听见她气急败坏地骂老二老三这没做好那没做对。老二老三脾气也不好，常常听见他们和五婆吵，然后就见老二老三气咻咻地走了，丢下五婆一个人在门口忙。那时候还让农民养猪，五婆在家门口的猪圈里就吊着两头猪，年底卖了，算是一年里头最大的一笔收入。再就是硬从牙缝里省，一年到头不吃肉，不买衣裳，能花力气绝不花钱，有柴禾烧就绝不烧买炭烧。从牙缝里省了十来年，终于给老二把媳妇拉扯进了家门。

这时候，五婆已经快六十岁了。腰弯了，脸依然大、平，长满皱纹的脸上有了红晕，头发大半都白了。

轮到操心老三的婚事了，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钱越来越重要，钱也越来越不值钱。五婆还想按着老黄历，靠门口猪圈里吊的几头猪，靠省吃俭用，但几年下来，发现攒下的钱还不够老三媳妇的一只腿。老三说：靠这样挣钱，我五十岁都娶不上媳妇。一气之下就出去打工了。开始还时不时捎个信或打个电话给邻居，说一下自己的情况。起初说是在江苏一家工厂里打工，后来说，厂里给的钱太少，去了安徽，做药的生意。其实是在城里收些城里人家里过期或快要过期的药，然后转卖给乡下人，并说，这事赚钱多，也快。后来，老三就没了消息，一点消息都没了。有人说，老三做生意，发了财，怕老家人拖累，故意不联系五婆；有人说，老三做药的生意，跟当地人发生利益冲突，被地头蛇害了。这都是村里人私底下传说，至于是不是真的，没人知道，老大老二也不知道，因为老三出去打工时和两个哥哥已经不来往了。

老三不回来，五婆就一个人在老屋里过活着。老大老二日子过得也难，加上忙，十天半个月过来看看，问上几句话就又匆匆走了。五婆依旧在门前的猪圈里喂两头猪，她知道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老三还没有定下媳妇。这时候杨村人栽果树，很多人家修剪下来的树枝懒得拉回来，五婆就拿根绳子，一点一点往家里背；背回来就在门口用斧子剁成一截一截，码得整整齐齐，门口堆得小山一样，一年四季烧的问题就解决了。剁树枝的时候，两头猪会在猪圈里嚎叫，五婆听了就骂几声，依旧是甘省口音。

从十八岁嫁到杨村，快六十年了，五婆没有回过娘家，一次都没有。我曾经问过她娘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爹妈早过世了，还有几个弟弟，曾经来过信，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就没信儿了。说这话得时候，五婆昏花的眼睛瞅着西边的方向。五婆的娘家，就在西边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光没回过娘家，嫁到杨村后，五婆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乾州城，距離杨村十五里地，五婆拢共去过两次。自从老二被烧伤，五婆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何况，出门就得花钱。

就是这一次，五婆很认真地问我安徽在哪里。我知道她惦记小儿子，就尽我所能详细地说了安徽的情况，合肥、徽州、黄山什么的。但五婆听了依旧一脸的茫然，又问安徽在哪个方向，我用手指了指，说在东南方向。

从那之后，每次我回老家，就看见五婆要么在门口剁着树枝，要么在猪圈里喂猪，但直起腰歇下来，就皱着眉头朝东南方向望着，心事重重的样子。其实，五婆眼睛看到的是村里的房子和大树，她心里看到的，才是她那个还没有定下媳妇的小儿子，在一个叫“安徽”的地方忙着。

但直到五婆死，三儿子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五婆是在一个夏夜里死的。那天晚上，天上打雷闪电，一阵暴雨，第二天早上天就晴了，太阳很毒。到中午时，五婆门口猪圈里的两头半大的克朗猪饿得失声害命地嚎叫，邻居察觉到有些异样，着人叫来了老大老二，把门砸开，发现五婆躺在地上，嘴里鼻子耳朵里都是血。

五婆到底什么时候死的，没人知道。

五婆姓什么、叫什么，也许几个儿子知道，但杨村人不知道。我曾经打电话问一个快七十岁的堂兄。堂兄一直生活在杨村，在生产队里当过会计，后来还当过一段村主任。他听了电话，说：哎呀，兄弟呀，我还真不知道五婆姓啥。

六爷

十四岁上，六爷还是个半大小伙，就做了货郎。从此，他的生活除了杨村，又多了一个中心———王乐镇。那几年里，周围四乡八里都能看到他挑着货郎担瘦小单薄的身影，听到他手里拨浪鼓“不咚不咚不咚咚”的声音，还有那显得稚嫩的叫卖声。没几年，方圆十多里的村村落落，都知道杨村有个识文断字的“小货郎”，谁家缺个针头线脑小东小西的，便静等着杨村的小货郎上门。

这么做了几年，屋里又买了几十亩地，六爷也娶了六婆。娶六婆的那一年，六爷十七岁，六婆比六爷大三岁，二十。

娶了六婆的六爷不做货郎了，在王乐镇开了一家铺子，卖布。眼瞅着生意就做大了，眼瞅着又要置更多的地、盖更高的房了，六爷却又有了惊人之举：卖掉了家里绝大部分上好的地亩；卖掉了槽上骡子马这些高脚牲口，只剩了两头牛；就连王乐镇上经营多年的铺子也盘了出去。然后，六爷回到杨村，除了种粮食，还务劳了几亩菜园子。

这是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的事情。

杨村人还没有从六爷的举动中回过神儿来，民国三十八年春五月，乾州“解放”了。解放了的乾州派了工作队住到了杨村，队长姓宋，彬州人，给杨村人划成分，六爷家被划为“富裕中农”。杨村有人私底下里找到宋队长，说，老六起码要划成“资本家”。懂政策的宋队长说：资本家？工厂在哪里？胡开啥玩笑！人就又说，那他家也应该划成“地主”。宋队长说：地主？就老六那几亩地划成地主？那你满村子都成地主了！六爷家就划成了“富裕中农”，杨村人叫“上中农”。日子久了，人们觉得“上中农”叫起来麻烦，就说六爷家是“中农”，跟我家一样的成分。

我爷爷那一辈亲兄弟三人，叔伯兄弟中行四、行五、行七，中间夹着个六爷。六爷和爷爷不是亲兄弟，是堂兄弟。但六爷家在我家西隔壁，杨村人叫“隔墙子”。人说，“远亲不如近邻”，隔了一堵墙住着，自然熟悉，也亲近。

但我对六婆亲，对六爷不亲，还有些怕六爷。六爷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六婆不是。六婆很胖，小脚，耳朵早早就聋了，说话要很大声，听不清六婆就只是笑，她一笑我就不怕了。六爷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轻易开口说话，只是看着，看着看着我心里就发毛，有些怕。但究竟怕六爷的什么，我也说不清。

六爷高个子，瘦，光头，走路一阵风似的，做事麻利，种菜种粮都是一把好手，即便是屋里养只羊喂头猪，长得也比别人家的快、肥。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六爷有眼道，看事看得远。那时候杨村人还有自留地，种地的时候，爷爷隔着墙问六爷说：老六，你看秋上种些啥？停一会儿，六爷在墙那边说：四哥，种谷。秋罢谷子就成了。六爷说种旱烟，旱烟价就高。种菜也是，六爷家的菜到了王乐镇上，总能卖个好价钱。

因为有眼道，跟乾州挨着的兴平县建了家工厂，代号“408”。后来干了大事也犯了大事的礼泉人郭伯雄就是这家工厂出去的。“408”厂当年招工的时候，杨村很多人都说：不敢去，不敢去！去当工人连饭吃都吃不饱。但六爷给大儿子说：你去！事实证明吃不饱饭的是留在杨村种地当农民的人。二儿子要小几岁，六爷就让他去羊毛湾水库当了工人，临时的，工资不高，但总比当农民戳牛屁股强。我清楚地记得，六爷那个在羊毛湾水库当工人的小儿子十天半个月回家时，总会带些鱼、鳖等水产回家，顺便分给我家几条。几条红色的鱼在铁盆里游来跳去，而那只鳖则慢悠悠地伸出头，很优雅地左看看右看看，像是有什么心事。

说起六爷有眼道，有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年冬天，我和六爷的二孙子去地里挖猪草，在地里捡到了一件“文物”，不大，像是给婴儿脖子上挂的吉祥物件，金色的，做工非常讲究，看上去很漂亮。我很稀罕，以为自己捡到了宝贝，拿回家兴冲冲地告诉了母亲。母亲拿在手中看了看，说：拿去让你六爷看看。六爷当时正拿着铁铁锨给猪圈里垫土，看到我的宝贝，放在掌心掂了掂，居然看着我笑了一下，说：东西是好东西，收好；但不值钱，铝的，镀了层金。说完就还给了我。我心里还有些不服气。等下次村里来了货郎，我拿去卖，货郎只出两毛钱。我很丧气地没有卖，但确实佩服六爷有眼道。

因为有眼道，虽然成分不好，六爷还是被社员选出来当了二队的队长。六爷当队长后，二队在保管室的院子里盖了两间房，開了油坊，轧棉籽油，方圆十多里的生产队都把棉花籽用大车拉来，喜气洋洋地换回棉籽油，保管室门前常常车水马龙，生意很红火。杨村祖祖辈辈种菜，杨村人去王乐镇乾州城卖菜不算违反政策，六爷就在队里成倍地扩大了菜地规模，一年四季都有拉着架子车出去卖菜的社员，队里每天都有进账。除了这两件事，六爷还做了件更了不得的事：玉米育种。六爷去县里开了趟会回来，说要去海南岛学玉米育种，县里掏钱。几个月后，晒黑了的六爷回来了。记得是个傍晚，我去隔壁见六爷，六爷带回来的石头会开花，白色的。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会开花的石头原来叫“珊瑚”。到了秋天玉米抽天花的时候，六爷带着一帮老弱劳力，把种子地里的玉米天花隔一行抽掉，然后把旁边一行的天花压弯，在玉米棒子刚吐出来的穗子上使劲儿地抖落。但是，当年结出的玉米棒子小得可怜不说，上面的玉米粒儿也稀稀落落没几颗。一时，队里各种势力暗流涌动，私底下说啥话的都有，站到六爷这边的人也都为六爷捏着一把把汗。到第二年秋天，那些看上去蔫蔫的种子长出来的玉米吓人，结出来的玉米棒子更吓人：亩产量提高了二三百斤。队里几百亩玉米，算下来就多出了十多万斤。

就是六爷当队长那几年，队里的一个劳动日能分一元二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年可以挣四五百个劳动日。那几年，队里的小伙子定媳妇都很容易。队里用麦草搭成的饲养室，也就是在那几年换成了一砖到顶的青砖大瓦房。这在当时都是轰动方圆的大事件。

那时候，应该是六爷最开心的日子，话也比先前多了些。我印象深的是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六爷下地回来，吃饭前先洗手洗脸，吃饭后洗脚。对洗手洗脸不稀奇，稀奇的是六爷洗脚。杨村的男人一年到头就是过年前才认真地洗一次脚，其他时候都不洗，夏天随便在水渠冲冲了事，但六爷洗脚。六爷洗完脚，把洗脚水倒在前院的一个小菜园里。小菜园里种着席子大的一片旱烟，长势很好，烟叶黑、厚、大，六爷躺在小菜园旁边梨树下的躺椅上，欣慰地看着眼前的小菜园。梨树已经开始挂果，躲在叶子后面的梨，有核桃那么大了。

后来，隐隐约约地听父母说，有人告了六爷。上面说六爷犯了什么“路线”错误，六爷就不当队长了；还有人说六爷是被撤职的。我不相信，因为六爷还是以前的六爷，依旧勤劳能干，自家的日子依旧过得红火；依旧杀伐果断，只是以前是处理队里的事情杀伐果断，现在变成了处理家事杀伐果断。

成为家族这一辈的头一个大学生的那一年，接到省城一所大学的通知书，我心下就有些飘飘然。临走前我去看六爷六婆，六爷吩咐炒了两个菜，让我喝酒，六爷也喝。几杯酒下肚，小炕桌前的六爷难得的话多了，看着我，说：这人啊，朝上看看，本事不如你的人多得是；往下看看，本事比你大的人多得是。

六爷去世四十多年了，我一直想着他说的这句话，得意的时候想，失意的时候也想。

六爷是六十岁出头去世的，肝腹水，杨村人称为“鼓胀”。生病住院的时候，六爷吩咐说：把乾州城最好的大夫请来，我就不信这病治不好！但乾州城最好的大夫确实没有治好六爷的病，六爷就这样去世了。

杨村有人说六爷这病是气的，他本来气性就大，人又要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瞎猜的，六爷的两个儿子，我叫九爸十四爸，都是在六十出头染肝病去世的。估计是家族病，遗传。

六爷一生做过最大的“官”，就是杨村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队长。

责任编辑频阳子

作者简介：袁方，男，陕西省作协会员，咸阳师范学院文传院教授，《生死杨村》曾获“孙犁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