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娟 康显超 邢 骁

(内蒙古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内蒙古农村牧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地，呼和浩特 010070)

近年来，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也使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很多耕地撂荒、粗放经营或利用率不高。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和技术要素投入的加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成为农业经济效益提升的现实需求。而农地流转则是被寄予厚望的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式。农地流转势在必行，因为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之路。正因为农地流转的“红利”如此之多，各级政府也对之做出了强有力的推动。自2012年开始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土地流转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但依然存在活力不足、规模不够等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耕地的有效供给不足，农地转出方的考虑至关重要。农地转出后农户怎样维系生计，有没有更好的生计替代模式，是影响农户是否响应、参与农地转出的最关键因素。在土地流转的趋势下，有必要分析供给方——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策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地转出会将其生计模式引向何方、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的生计选择等问题，研究结果将会关系到各级部门能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农户生计的顺利转型，以及提升未来农地的有效转出等问题。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配对构造的面板数据，运用传统DID及PSM-DID方法，实证检验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政府制定促进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的政策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1 文献回顾与述评

随着农地流转广泛而深入开展，学界对农地转出行为的研究急遽增加，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4方面：第一，村级产权干预、农业生产能力、转出价格、固定期限合约、耕地破碎程度、耕作基础条件及非农占比等因素会对转出行为及转出规模产生显著影响[1-2]；第二，农地转出具有边际产出拉平、交易收益和帕累托效应[3-4]，可以很好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5]。而农地流转的前提是农户愿意转出耕地。陈振等[6]认为流转收益、主观规范和直觉控制是影响农户转出意愿的直接原因。吴云青等[7]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农地转出意愿主要取决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和非农就业等方面。同时，深入探索农地转出户的满意度形成过程、机理及影响因素，可以更好地促进农地的有序流转及转出效率[8]；第三，农地转出所产生的福利效应主要集中在增产、规模化经营、减贫效应[9-11]、农业结构转型、收入增加[12]、居住环境改善[13]、消费水平提高等方面[14]，也对非农就业、信贷可得性、加工销售、保险服务等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5-16]。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农地转出并不能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反而会降低其在养老保障、社会联系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水平，导致福利状况恶化[17-18]；第四，也有少数学者对于农地转出与农户生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关注，讨论的重点包括：农地转出后生计资本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包括农地转出前后、转出户与非转出户的纵横对比分析[19]；农地转出后农户面临着就业困难、社会关系变淡、生活成本上升等生计风险，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困境[20-21]；通过计量模型及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对农地转出户的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22]；农地转出不但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风险、能力，更影响其生计策略的选择。生计资本水平不同，转出户所选择的生计策略也有所不同，还受到耕地面积、健康、家庭结构及贷款等其他因素的影响[11,2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虽有少数学者对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进行了分析，但其研究对象仅是农地转出后的当期农户，缺少转出前后的纵向和转出户与非转出户的横向综合对比研究。同时，已有研究普遍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进行分析，不能很好地识别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模式选择影响的净效应。为此，本研究以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依次采取传统倍差法(DID)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共同识别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所产生的影响，不但剔除了宏观社会环境的共性作用，还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其他共时性因素的影响，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组织实施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入户调查项目。根据研究所需，选用2012和2016年两期通过家庭ID匹配后所构造的面板数据。由于DID模型对数据要求极为严格，因此只能保留那些跟踪调查且进入“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处理组”指那些2012年没有转出耕地，而2016年转出耕地的农户——农地转出户。而“对照组”是指2012年和2016年均没有转出耕地的农户——非转出户。经过对数据的统计处理后，最终得到有效农户样本数为3 134个，其中，农地转出户1 000户，非转出户2 134户，目标农户涉及全国东部、中部、西部139个县区，调查样本覆盖面广、样本量大，具有全国层面的代表性。

2.2 分析方法与模型设定

2.2.1倍差模型

农地流转可以被看做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惠民政策，对于这种政策的效果评价，一般会使用双重差分法也叫倍差法(DID)进行评价。本研究基于CFPS 2012—2016年两期追踪数据，首先构造一个政策虚拟变量，即按照是否参与农地转出(Du)将农户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两类，其中农地转出户定义为“处理组”，赋值为1。非转出户定义为“对照组”，赋值为0。同时，再按照农地转出前后(Dt)来构造政策实施期虚拟变量，将农地转出之前(2012年)赋值为0，将农地转出之后(2016)赋值为1。为了更好地衡量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设置上述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Du×Dt，这一变量可以准确地评价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策略所产生的净效应。据此就将全部数据划分为4组子样本，即农地转出之前的处理组(Du=1，Dt=0)、农地转出后的处理组(Du=1，Dt=1)、农地转出之前的对照组(Du=0，Dt=0)和农地转出后的对照组(Du=0，Dt=1)。根据上述界定，本研究构建如下DID基准回归模型:

Yit=β0+β1Duit+β2Dtit+β3Didit+γXit+εit

(1)

式中：i代表第i个农户，t代表第t年；Duit是区分农地转出与非转出家庭的虚拟变量，如果是农地转出户，则取值为1，否则为0。Dtit代表农地转出前后的虚拟变量，转出前赋值为0(2012年)，转出后赋值为1(2016年)；Didit为Du和Dt的交叉项，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变量，表示农地转出所带来的净效应。Xit为包含农户生计资本及当地特征等因素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农户选择的生计策略类型。

2.2.2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模型

运用DID模型时，需满足处理组和对照组具有共同趋势的假设，即除在农地转出上的差异外，在其他方面应尽可能相似，否则将导致DID估计结果有偏。同时，一些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也会引起生计策略的变化，直接进行对比分析容易导致异质性偏差。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更具优势的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来进行稳健性检验。Hechman等[24]提出了此方法，很好地控制模型的选择性偏差，增强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可比性。步骤如下：首先，运用Logit模型对处理组和对照组变量的倾向得分进行估计。其次，计算每个农地转出户的结果变量在其农地转出前后的变化情况，计算与之匹配的全部非转出户的结果变量在农地转出前后的变化情况。最后，用农地转出户的结果变量在其农地转出前后的变化减去匹配后非转出户的结果变量在农地转出前后的变化，得到农地转出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可以有效衡量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净影响。

2.3 变量设定与描述

2.3.1因变量的选取

本研究主要分析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因此，因变量理所当然为农户所采取的生计策略。而对于生计策略的划分，主要借鉴黎洁等[25]和陈良敏等[26]的研究成果，依据农户是否参与非农活动以及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将样本农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纯农型(Y1)：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90%以上、农兼型(Y2)：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10%而<50%、兼农型(Y3)：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50%而<90%和非农型(Y4)：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90%以上4种类型。

2.3.2自变量的选取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地转出与否(Du)，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生计资本和当地特征两方面的指标，以反映农地转出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6个方面。其中，自然资本选取人均拥有耕地情况(Lan)作为衡量指标；物质资本选择家庭住房净资产(Hou)、农业机械价值(Mas)、耐用消费品价值(Com)作为衡量指标；金融资本变量包括现金和存款总值(Mon)、家庭贷款总额(Loa)2个指标；人力资本选择家庭劳动力数(Lab)、劳动力受教育水平(Edu)以及家庭成员健康状况(Hea)作为衡量指标；社会资本变量用家庭社会地位(Pos)和家中是否有村干部(Cad)来表示，以体现家庭的社会关系强度；心理资本用对自家生活满意度(Sat)和对未来信心程度(Con)来表示。除生计资本外，当地特征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选用“到商业中心时间(Bus)”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Eco)”2个变量来衡量当地的特征。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名称、赋值与描述性统计Table 1 Variable nam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on statistics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DID估计结果

DID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和3，表2为基准检验结果，表3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实证结果。在不考虑控制变量时，农地转出对农业型、农兼型生计策略的负影响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与非转出户相比，转出户选择农业型、农兼型生计策略的比重显著降低。农地转出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净影响系数为0.568，并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方向为正，但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控制了生计资本和当地特征后，统计结果基本与前述一致，即对农业型、农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与非转出户相比，农地转出户家庭选择这两类生计策略的概率显著降低了71.7%和31.1%。而对非农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兼农型生计策略依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转出依然降低了采取农业型和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农户比重，增加了非农型农户比重，而对兼农型生计策略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不同控制变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人均拥有耕地对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住房净资产、耐用消费品、家庭劳动力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对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人均拥有耕地、农业机械价值、对自家生活满意度等变量提高了农户采取农兼型生计策略的积极性，住房净资产、现金和存款总值、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等变量却对农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起到了负向作用。人均拥有耕地、现金和存款总值、家庭社会地位等变量对兼农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净资产、耐用消费品、现金和存款总值、家庭贷款额度、家庭劳动力数等变量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均拥有耕地和农业机械价值这2个变量则降低了采取非农型生计策略的积极性。

表2 倍差模型基准检验回归结果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表3 引入控制变量的倍差模型回归结果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a doubled model with control variables

3.2 PSM-DID估计结果

为防止DID估计偏误，进一步对结果进行PSM-DID检验。在估计前所做一系列的前期检测工作均证明运用PSM-DID方法进行佐证是合理的，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在此不再赘述。运用核匹配方法对农地转出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农地转出与否对农业型、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均显著为负，而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双重差分检验结果显著为正，对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地转出仅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促进作用，对农业型和农兼型生计策略的采纳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对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有限，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印证了前述传统DID模型的分析结果，也说明农地转出后，农户能够根据自家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生计风险和生计资源的基础上，改变现有的生计策略以便适应农地转出的变化，让家庭的生计更具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表4 匹配倍差模型(PSM-DID)回归结果Table 4 Matching difference model (PSM-DID) regression results

3.3 稳健性检验

实证分析中PSM-DID模型能采纳的匹配方法有很多，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这里进一步采取半径匹配、一对一近邻匹配、局部线性回归等方法对模型的匹配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由3种不同匹配方法估计得到的结果具有相似性，且与前述采取核匹配方法得到的结论一致，说明表4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考虑到“生计策略”与“农地转出与否”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再对模型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受肖龙铎等[27]研究成果的启发，选择“农地转出比率”作为农地转出与否的工具变量，即该地区参与农地转出的农户占该地区所有农户的比值，这是一个表示农地转出同群效应的变量。理论上讲，与个体农户耕地转出与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受单个家庭层面生计策略的影响，没有理由认为地区级平均农地转出率会影响农户进行生计策略的微观选择，满足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随之，基于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第一阶段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以农地转出与否作为被解释变量，“农地转出比率”在1%的水平上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工具变量与农地转出与否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F统计量为12.309(>10)，其P值为0.000 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农地转出与否依然对农业型、农兼型及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表明上述结果稳健且有效。

4 结论与建议

在对农户生计策略进行细分基础上，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DID和PSM-DID方法对农地转出是否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转出对农户采取农业型和农兼型生计策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对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有限，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检验，显示主要结论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支持，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鼓励分散化、细碎化经营型农户主动转出农地，促使农地向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经营方向发展。2)依据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实际需求，为其制定适宜自身发展的差异化鼓励政策。如引导农业型、农兼型农户发展农业规模经营，鼓励其转入适当规模的耕地，优化这类农户的自然资本，增强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当地产业的带动优势，合理培育和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和企业，为兼业型农户创造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而对于非农型农户，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职业技能教育和专项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化解工作技能弱化、单一化的缺陷，优化非农就业环境。3)弱化农地转出后家庭后续的可持续生计构建隐患。如转出户过度依赖外出打工，当他们面临较大失业风险时，会对其造成很大冲击，极易陷入贫困境地。因此，当地政府在鼓励农户转出耕地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农户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当地资源，激发创业意识和动力，加大在创业资金、技术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力度，改善非农型及兼业型农户的创业环境，带动发展具有当地特色且属于自己的非农“产业”，从而实现农地转出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4)在为农地转出户提供资金的过程中，通过规范发展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和民间金融，完善农地抵押贷款机制等方式，促进信贷供给服务多元化发展，弥补农地转出户金融资本的不足，方便农地转出户的兼业化经营，进而促其转出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