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高 梁 琦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总揽国家发展全局, 顶层设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一词在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了59次，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创新投入是创新产出的前提条件，也是一切研发创新活动的起点。创新投入通常由两种力量来予以支配，首先是政府投入，但政府投入的主要领域应是基础科学研究(龚六堂和严成樑，2013；孙早和许薛璐，2017；叶祥松和刘敬，2018)。其次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投入，这是由于唯有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加大投入才能形成相应的技术创新能力，如华为2017年研发创新投入高达人民币897亿元；且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事关国家现代化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陈清泰,2006；曹洪军、赵翔和黄少坚,2009)，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一些研究说明市场规模、宏观波动、

金融约束、教育与研究机构的质量、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Mowery et al.,1979；Hall and Maffioli，2008；徐康宁和冯伟，2010；Crisóstomo et al.，2011)。另一些研究则试图通过意大利、挪威、乌拉圭等国的企业数据研究信息技术发展投入与创新投入之间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Hall，Lotti and Mairesse，2013；Rybalka，2015；Aboal and Tacsir，2018)。

而互联网技术是一门重要且正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形态的通用信息技术，如在零售领域，我国2018年网上零售额90065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在创新领域，Forman and van Zeebroeck (2012)发现，互联网的应用增加了科研人员之间的协作研究；同时互联网技术产生、记录与累积了大量数据，继而使得掌握数据与算法的企业和个人的创新产出可能更多(Cockburn,2018)，因此现有研究和观察均已表明互联网对创新产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但就创新投入而言，在Hall et al.(2013)、Rybalka(2015)、Aboal and Tacsir(2018)等人的研究中，未找到两者之间互补或替代关系的确凿证据。而随着我国网络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的推进，互联网发展与创新投入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逻辑。

同时我国互联网发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21世纪初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落后，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呈现出显著的互联网数字鸿沟空间分异格局(胡鞍钢和周绍杰,2002；金春枝和李伦,2016)，但近些年来我国互联网则加快了发展步伐，2018年我国互联网网民数增长至8.29亿，普及率达到59.6%。同时我国东部与其他区域的互联网普及率的差异有所缩小(见图1)，那么这种不断缩小的区域差异将对创新投入的空间配置带来何种影响？

注：图1中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 东部区域的互联网上网人数占全国比重的变动趋势图

因此，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一方面从知识溢出、市场规模、企业区位选择等角度论证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空间计量来实证研究其影响。而相较于已有的文献，本文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理论贡献：首先本文从互联网技术降低“运知识”成本继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说明互联网技术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是不同的。其次是采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互联网等各种影响区域创新投入的因素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同时结合实证结果说明互联网技术普及与区域创新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其他地区的互联网发展也有助于本区域的创新投入；这间接表明互联网技术普及发展在区域创新投入差异缩小过程所具有门槛效应与网络效应。

一、理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取得蓬勃发展，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期互联网实际仅用于科研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则主要应用于信息门户与新闻网站；至2007年谷歌安卓(Android)和苹果iOS手机操作系统出现，移动互联网开始在我国顺势而发；再到2015年我国政府提出“互联网+”行动，工业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企业(任兴洲，2015；陈才，2019)。由此一个联接更多的终端消费者、应用者、管理者与生产系统的巨大互联网络系统开始日益成型。那么互联网技术如何改变区域创新投入的地理空间？

互联网技术首先降低“运知识”的成本。以微博、微信、短视频、5G+AR等各种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不仅导致原来编码化的知识变得极易传播，而且不可编码化的知识也开始变得可以传播(王如玉等，2018)。例如：5G+远程医疗会诊、5G+工业专家会诊等5G应用模式都是将以往不可编码化知识变得可以传播的最新例子。这增强了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能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者带来较大收益，但不利于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创造者；因为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创造需要较大的创新投入，知识溢出可能意味着创造者无法从知识创造中获得经济利益或者获得的经济利益将变少。这解释为何一个企业或是地方政府更愿意在应用型研究投入甚大，但是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甚小(叶祥松等，2018)。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基础研究成果更容易被互联网传播，而应用型研究成果则受制于企业管理制度、专利法、国家安全法等方面的因素而不那么容易被传播与模仿。但在理论上，互联网发展都加大了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和可能性，这对于从事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构成了负向激励。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广了市场范围。对于从事互联网络销售的企业而言，在不考察关税、文化、制度、偏好等差异的情况下，只要能进入网络世界的消费者，都是其潜在目标客户。因此，互联网发展无疑扩大了市场需求的规模，而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张叠加运输成本的降低，使得创新活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因为任何一项成功的技术创新都变得获利极大，可以支持更多的全新活动，导致创新投入增加。因此互联网导致企业的需求市场从本地扩大全球，增加本土企业的出口水平，而大部分研究均支持出口能够提高优势企业的创新能力，由此以跨境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有竞争优势企业的创新投入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互联网+”改变传统非农产业的区位选择，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好坏构成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量。我国“互联网+”战略的实施，需要有其他的技术相配套，例如稳定高效的工业互联网需要有5G等技术为支撑，大型网络平台则需要多个数据中心等予以支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研发过程中大量使用，企业与研发机构可能更倾向于在互联网与信息基础好的区域从事研发活动。促使创新投入向这些区域汇集。当然随着不同区域的数字鸿沟差异的缩小、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普及，这一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弱化，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在一定时期内，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为正，而在数字鸿沟缩小阶段，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变小。

因此，总体来看，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复杂的关系。知识溢出对其区域创新投入的具有负向激励，互联网促进市场规模扩张，而这为区域创新投入的增加提供了正向激励。同时互联网发展对不同区域的影响还与数字鸿沟的缩小、互联网的普及率等有关。

由此，为明确上述关系，本文主要是通过下文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两者的关系。

二、实证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研究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各区域的创新投入不仅受到本区域相关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其他区域的相关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主要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以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在上述模型中，i表示区域，t表示年份，而Te_fund表示各区域的创新投入，Finance_pub表示各区域财税能力，Know_capital表示各区域人力资本，Market_E表示各区域市场规模，Transports代表各区域的基础设施水平，而In_export表示各区域进出口水平，Internet表示互联网发展水平，由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的关系，而且在理论分析中，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投入之间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通过设置二次项来表示。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Te_fund(创新投入)：现有文献一般选择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来衡量创新投入(胡永健，2008)，更细致的为本文为表示毗邻效应与空间竞争等概念，是以各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R&Dfund)来衡量，R&Dfund为各区域R&D经费内部支出与全国R&D经费内部支出的比值。在稳健性计量中，本文则使用各区域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比重(edratio)来替代R&Dfund进行计量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

Internet(互联网发展水平)：衡量互联网网的发展水平可从互联网普及等相关指标进行衡量(俞立平，2005)，本文主要以各区域互联网普及率(netprate)，即用各区域互联网上网人数比上各区域年底人口数。互联网上网人数的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另一类似指标是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netaccrate)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应的各区域的年底人口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的各区域的人口指标自2005年起为常住人口。

3.其他控制变量：

Finance_pub(政府财税)：政府补贴有力促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被长期执行(杨洋等，2015)，但是政府补贴需要有财政收入的支持。财政收入雄厚的政府才能提高政府支持创新的力度，因此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是影响该区域创新投入的重要变量。本文以各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P_budget)来表示财税收入。在稳健性计量部分，则使用各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比值(pbexratio)。但要注意的是，因中央财政的存在，该指标意味着各区域财政收入占比之和可能不等于1。

Know_capital(人力资本因素)：一般而言，人力资本越高，越倾向于进行创新活动(张杰等，2011)。而衡量人力资本因素的主要指标主要由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校大学生数量等。常常使用各区域的大学生数量来代表各区域的人力资本因素。为显示各区域的相对水平，本文同样也使用各区域的大学生数量与全国大学生总数量的比值(studentratio)指标(下文的解释变量也为比率指标)。

Market_E(本地市场规模)：一般在文献中常使用各区域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Hanson and Chong，2004)；本文既使用GDP这一指标，同时也使用各区域最终消费支出占比(Consume)来代表各区域的消费支出的水平。

Transports(各区域的交通运输量)：以各区域的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goodturnover)来表示各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对发展水平。

In_export(各区域的开放性水平)：大部分研究一般都支持出口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Awet al.，2007)，而开放式创新也成为当前国际技术创新的主流范式(张振刚，2015)，因此一个区域开放能力也是影响区域创新投入的重要变量。Brodzicki(2018)总结衡量区域开放程度的指标主要有:开放比率(贸易总额/国内总产值)、出口额或进口额在国内总产值中的占比等。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相应指标的区域值与全国总量的比值，因此以各区域的进出口货物量占全国总的进出口货物量的比重①(In_export)来表征各区域的相对开放性水平。

其余控制变量：企业资金比重(mfrdratio，R&D经费内部支出中的资金来源于企业部门的比重)、企业资金与政府资金的比值(mg，也即R&D经费内部支出中的企业资金与政府资金的比值)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空间权重构造方法

空间计量中所使用的空间权重矩阵将采用两种构造方式：第一种采用GIS信息系统获取全国省份之间的经纬度地理坐标，采用欧式距离(Euclideandistance)计算两区域质心之间的距离，根据地理距离的倒数转变为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第二种采用邻接矩阵，也即将地理空间上毗邻省份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

(四)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空间计量方法，以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分析各因素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程度(此处的各区域R&D经费内部支出的实际执行部门主要为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等，其在数值上等于执行部门的R&D内部经费支出的总和)，主要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各区域总体R&D经费内部支出回归分析表

Rho-27.2868∗∗∗(-3.0670)-26.7908∗∗∗(-2.7958)-22.9460∗∗∗(-3.1704)-20.4916∗(-1.8273)-21.6364∗(-1.9216)-28.1821∗∗(-2.5432)sigma2_e0.00001∗∗∗(4.8960)0.0000∗∗∗(5.3014)0.0000∗∗∗(3.5326)0.0000∗∗∗(3.9775)0.0000∗∗∗(3.8884)0.0000∗∗∗(3.5837)Hausman检验-25.5543492.25(0.0000)-1.42-7.80-24.61-6.88是否控制时间效应YesYesYesYesYesYes是否控制个体效应YesYesYesYesYesYesT2003-2016年2003-2016年2003-2016年2009-2016年2009-2016年2009-2016年N434434434248248248

在表1中，从计量技术层面来观察，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主要依据Hausman检验值进行判别选择。由于列(2)中的Hausman检验的P值显著不为零，而剩余列Hausman检验值是负值，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如连玉君等 (2014)，此种情况下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较好。从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值来看，列(1)至列(5)的Rho值均为负数，显示各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竞争效应；这说明各区域皆竞相加快创新投入，以期待未来更高的经济发展能力。

从核心变量来观察：2003-2016年期间互联网发展的核心指标——互联网普及率(netprate)与各区域R&D经费内部支出占比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在2009-2016年期间其值却变得不显著。这反映互联网发展与创新投入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在总体上，互联网的发展既有助于知识的扩散，也可能致使企业进行研发所获得的收益并不能完全内部化，而且研发成本高昂且伴随着损失风险，从而产生成本与收益的非对称性，这降低了本区域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的积极性，但由于新知识的共享，提高了本区域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助于激励其他区域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这从列(4)、(5)中(wx_netprate)是可得到观察的。另外互联网发展也存在空间上的数字鸿沟(胡鞍钢等，2002)，而位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区域，那些掌握更多数据和智能算法的企业及个人的创新产出可能更多(Cockburn，2018)，因此数字鸿沟的存在将影响企业的研发部门区位选择，进而带来创新投入空间地理的改变，使得原先信息基础设施好的区域能够聚集更多的研发机构与企业的研发部门，导致这些区域的创新投入增加，而其他区域的创新投入相对减少。但随着数字鸿沟的缩小，考虑集聚经济的区域资源承载、土地等成本因素，部分研发部门可能会回流至原先信息基础相对薄弱的区域。从而使本区域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另从互联网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来观察上述关系，由于本文采用的区域创新投入的指标为相对指标(占全部的比重)，互联网普及率则是绝对指标；而创新活动往往是集聚在网络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倒U型关系说明在一定范围内，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网络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加大创新投入；而只有当互联网络基础薄弱的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完善至特定程度并跨越门槛值，才能对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地区的企业研发部门形成吸引力，从而相对降低网络基础设施较好地区的研发投入比重。

针对其他变量的解释如下：

1.货物周转量代表商品流，进出口额与货物周转量大也意味着该区域具有较好的地理区位优势(一般处于港口、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枢纽的区域的货物周转量都会比较大)。因此当区位优势越明显，则越能增强该区域对科技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增加该区域的创新投入。同时商品流能带来知识流与技术溢出，不同区域之间将存在相互影响与促进效应，因此列(1)至列(6)均显示出其他区域的货物周转量能够激励本区域增加创新投入。

2.各区域的公共财政收入占比对本区域创新投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同时周边区域的公共财政收入占比则具有负向效应，这说明我国各区域对于创新资源存在竞争效应，而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财政分权。这一现象即可能提高各区域的研发效率，同时也可能加大各区域创新投入的差异，而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当前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效应的显现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这有可能加剧未来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需要国家在中央层面进行有效调节。

3.本地消费市场规模(gdp)与周边市场规模(wx_gdp)提高本地创新投入，这说明市场规模越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而提升竞争能力，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形成对企业创新投入正向激励。而互联网对市场规模具有扩大效应，互联网的发展无疑扩大企业的创新投入。

三、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计量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主要开展以下层次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采用替换变量方法。一是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如将以各区域试验发展的经费投入(edratio)来替换R&D经费内部支出占比进行稳健性计量检验，进而继续验证前文结论。二是对解释变量进行替换，由于公共预算支出与公共预算具有相关性，因此以各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pbexratio)来替代各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P_budget)，同样地，在衡量各区域互联网发展水平方面，用类似指标进行替换，即以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占比(netaccrate)来替换互联网普及率(netprate)，结果见表2。

其次通过两种权重矩阵来进行稳健性计量。由于在空间计量过程中，空间权重矩阵往往是影响计量结果及可靠性的重要原因，因此与使用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所获得的计量结果相区别，表3中的计量使用基于地理毗邻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

表2 稳健性计量分析结果表

Sigma0.0000∗∗∗(3.4497)0.0000∗∗∗(2.9611)0.0000∗∗∗(5.4122)0.0000∗∗∗(4.8257)0.0000∗∗∗(4.9024)0.0000∗∗∗(4.7022)Hausman检验74.20(0.0000)-12.38-20.04-21.99-2.62-20.71是否控制时间效应YesYesYesYesYesYes是否控制个体效应YesYesYesYesYesYesT2003-2016年2006-2016年2009-2016年2009-2016年2009-2016年2009-2016年N434341248248248248

在表2中，是否采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依据于Hausman检验值，判断的依据与表1一致。表2中，观察可得到各空间计量所获得的Rho值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各区域的创新投入在空间上具有高低相间的特征，各区域竞相获取创新资源，显示出较强的空间竞争效应。

同时列(1)、列(2)表明各区域的创新投入与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占比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的增加对企业而言，可能是一种信息技术投资的增加，企业的信息化投资对创新投入之间将产生增强效应Mohnen(2018)，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区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增加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这种促进效应，但由于不同区域间存在竞争效应，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会逐渐缩小，也如前文所论述，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投入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其他区域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对各区域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的增加同样也具有促进相应，这与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

而替换变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增加对各区域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长也具有促进效应。另外表2中各区域R&D经费来源中企业资金比重(mfrdratio)对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比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这从侧面说明各区域的企业主要进行的是试验发展等应用型研究。

而各区域的消费市场规模、交通运输能力(货物周转量)、人力资本素质(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比)等变量对各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与表1的结论基本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表3 0-1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计量分析表

针对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随机效应选择问题，由于Hausman检验值不显著，所以选为随机效应；其余Hausman检验值显著，则选为固定效应模型。

在选择0-1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列(1)显示各区域的互联网普及率(netprate)与创新投入之间具有不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列(2)则显示各区域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占比(netaccrate)与创新投入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比上述两组数据，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网民数量(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会更容易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相对比较滞后，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也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好坏，因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增加，可能意味着光纤铺设里程数量要增加，或者要升级建设成高速率大容量光纤系统。而这无疑都提高了区域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按之前论述，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增强特定区域的吸引力。当然从从长期来看，由于区域竞争关系，最终可能是倒U型结构。

而其他因素对R&D经费内部支出或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影响与前文的结论类似。例如本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对各区域创新投入(R&D经费内部支出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都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周边区域的公共预算支出对本区域创新投入产生负向影响。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首先从互联网技术迭代、互联网技术促进知识溢出与扩大市场规模、数字鸿沟差异变动等角度分析了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投入之间的复杂关系。接着采用空间杜宾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2003-2016年期间互联网普及率对区域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为倒U型关系，同时周边区域的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对本区域创新投入占比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反映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发展在区域创新投入差异缩小过程中具有门槛效应，这也即是说在相互竞争的区域环境中，要能够吸引其他经济发展好的区域的企业在本地区开展研发活动，是需要本地区互联网技术普及到达一定水平。

其他因素如本地财政分权水平、人力资本、市场规模、交通运输能力、企业部门创新支出比重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周边区域的财政分权水平、人力资本等均对本区域创新投入具有负向空间外溢效应；而市场规模、交通运输能力等因素则具有正向空间外溢。这反映互联网环境之下技术研发所面临的潜在需求市场的全局性和交通网络通达性改善所带来的正向空间外溢性、同时也说明我国企业已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以及公共财政支持与人力资源在创新投入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二)启示

首先，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不同地区创新投入的差异往往先增大而缩小；因此缩短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新数字技术鸿沟，加大对互联网薄弱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供给，有助于各地区的创新发展。通常互联网基础薄弱区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原本就具有区位、资源、技术、资金劣势。若由市场主体对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区位进行选择，则其必然是在人口密集、企业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提供高水平的数字技术，而不是在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上述选择结果可能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表现为人口、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区域。因此政府有必要加以干预与协调市场调节的结果；政府通过超前建设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可能会达到降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的创新成本的成效，从而有助于吸引和留住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才，进而提高本地区的创新能力与创业活跃度。

其次，互联网降低了知识流动与技术扩散的成本，增加了知识创造过程中的“免费午餐”与搭便车行为，这可能会减少人们对于创新投入的激励。因而，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世界各国均强调了互联网情形下维护重要技术知识及数据信息资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不论各种层次的国家与企业又都希望最大化地利用互联网技术，从而最大化地发挥互联网的价值。在企业层面，互联网技术一方面扩大了创新能力强、产品质量高的企业的品牌价值，这将有助于扩大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产品被仿制的风险，因此这有可能减少企业的创新投入。因此，需要强化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对互联网使用的监管、网络安全的维护，做好数据保密与数据有效应用之间的平衡。

再次，在互联网环境下，本地市场规模与本地财政对创新投入的支持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周边区域的市场规模也对本地的创新投入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这说明了研发活动所面临的市场是全局性市场；市场越广阔，越能激发企业及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创新投入。而研发活动中的财政支持往往是本地化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竞争。各区域、各企业都想在新产品市场、新产业中获得先发优势，这一竞争态势可能提升我国的整体研发效率；但应防止的是各区域间低效重复的研发活动。不同区域间的企业、科研、高校之间的科研活动应加强交流合作与协同。

最后，无论针对本地还是外地，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均具有全局性正向溢出特征，交通运输网络规模扩张增强了各区域的创新投入；因此，助推中西部省份及欠发达地区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升这些区域的交通运输网络密度、通达性与运输时效，可以进一步缩短欠发达区域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距离，帮助欠发达地区有效连接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市场区域，同时有助于这些地区的企业融入产业链分工体系，继而使这些区域凭借本地资源获取分工收益，助力本地经济发展。同时以高铁、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高速交通网络的形成还密切了不同区域间的人员往来、货物与服务贸易，增强大都市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区域间协调发展。

①货物进出口金额的统计口径是按照目的地和货源地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