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蒙

“开山抚番”①是晚清政府开发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政策。以往的研究多从政策史角度出发，简要介绍“开山抚番”政策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与推行过程②，而对促使清政府制定这一政策的内外因素及经过关注不够。至于清政府应对日本侵台的战时举措与“开山抚番”相关政策的形成有何关联，这些举措对沈葆桢草拟《台湾善后事宜折》有何影响，更是鲜有研究。本文拟进一步考察“开山抚番”政策的内外背景、形成经过、思想来源及影响，以深化学界对清政府在台湾推行“开山抚番”政策的认识。

一、“开禁”：从奏议到决心

学界对清代台湾“封禁”政策的转变过程多有研究③，而对同治年间清政府关于“开禁”的思考关注不够。1874年日本侵台之前，在前代议题的基础上，中枢与地方官员也在思考台湾如何“开禁”与“抚番”的问题。日本侵台后，清政府进一步探索废除汉“番”隔离的“开禁”之策。

为维持台湾地方治安，缓解汉“番”冲突，康乾以来，清政府逐步强化汉“番”隔离的封禁政策，然官方禁令无法阻止汉族移民与“熟番”越界拓垦“番地”。嘉道年间，为防止“生番”出草伤人，缓解汉“番”冲突，闽台地方官建议中央调整封禁政策，将噶玛兰、水沙连等“番地”纳入版图，设置屯垦。出于防止内山“番地”被乱民盘踞的考虑，清廷内部态度不一，虽批准在噶玛兰设官治理，却多反对在水沙连等“番地”设治。

同治五年(1866)十月，“戴潮春事件”平定之后，闽浙总督左宗棠奉旨处理台湾善后事宜，责成台湾镇道官员筹划处理“民番”关系之策，刘明灯、吴大廷等官员重申将水沙连“番地”收归官治的必要性，力陈招抚“生番”之利，奏请调整汉“番”隔离政策，放开垦荒禁令，加强对“番地”与内附“生番”的治理，防止外国势力利用“生番”滋事：“台湾生番性虽蛮野，却极驯顺。地方官如能清愨自持，以简佚之道处之，最易见德。从前生番献水沙连六社之地，请得剃发，比于内地民人，疆臣以闻，而部议格之。生番怏怏失望，卒致游民勾番私垦，徒长械斗之风，寖且藏垢纳污，终为逋逃之薮。至今台人言之，犹有余恨。夫驭边氓之道，与内地殊,此辈山兽河鱼，但能顺其性而抚之，勿有扰害，积渐自然，自可无事。无论生番输款内附，供粮当差，于国家有益无损，即今稍有所费，亦当羁縻弗绝，以示恩信，何有摈绝不受，坐视客民强占虐使，留为肇衅之端。况近自洋人入驻要口以来，游历内山，习知形势，设我弃而人取之，尤于事体非宜。现当生齿繁盛，游民辐辏之时，似宜弛垦荒之令，并听生番剃发，齿于编氓。所有番社情事，愿内附者听之。但勿强为招致，于事理似无不可。”④随后，清廷下旨：“台湾一郡远隔大洋，番民杂处，易启衅端；现当生齿日繁、洋舶来往，尤宜加意整顿，以奠严疆。……生番既以不得内附为憾，自宜相机驾驭，羁縻弗绝。”⑤朝廷对解除封禁之议不置可否，但出于防范外敌入侵的考虑，对招抚“生番”的态度有所松动。

同治六年(1867)四月，东南海域外轮往来频繁，台湾后山“番地”多受外力滋扰，有识之士向闽浙总督吴棠建言，为防洋人觊觎后山物产富饶之地，建议开山、“抚番”，将水沙连“番地”收归官治：“故后山之宜开，生番之宜抚，在昔为益地以养民，在今为正名以防患。……经理大要，仍自水沙连办起。因势利导，流、土并用，即以隶之道、府，不必尽设郡、县；务使番众安心，不虞失所。……何况开辟抚绥，肇端在此；不由通达番情，何以能凭空招致。”⑥

同治十一年(1872)，受福建督抚委托，福建布政使潘霨在参考《台湾治略八则》与《台湾事宜三条》的基础上，为解决台湾增兵设防财源短缺的问题，也建议将水沙连“番地”纳入版图，丈量田亩，升科收税：“台湾内山以水沙连为最，地广而平衍，土沃而居民尤多，闽广两省逋逃之薮，涵淹卵育，百年于兹，辟草莱，勤树艺，耕而食，织而衣，久相忘于帝力矣。乃一旦开辟，必官为之丈其地亩，籍其民人，课其赋税，一岁或一征或两征，责以维正之供”。此外，潘霨反思清廷治台因循封界旧制，错过了开发后山的良机，担忧列强的觊觎终会引发台湾动乱：“从前疆臣进开辟之议，维时四海晏安，库藏充足，开疆拓工，力犹足以及之，当奉特旨停罢，圣明洞达，虑启边衅。今内地用兵二十年，财力殚竭，洋人垂涎台湾，窥伺已久，设或观衅而动，阴助其虐，吾恐全台之患，有甚于林逆戴逆者矣。”⑦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派兵入台讨伐牡丹社等地，并叫嚣“番地无主论”。清政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多次向日方交涉，严正宣示对台湾后山“番地”的主权和对“生番”的管辖权。得知本年二月间，有一只日本兵船“寄泊厦港(厦门)，拟借校场操兵”。总理衙门便正式照会日本外务省，质问“此次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并向日本郑重宣示清政府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台湾)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之以法，故未设立郡县，而地土实系中国所属，中国边界地方”。⑧

与此同时，为抵御外患，清政府决定探索撤除台湾“番汉”界限以及将“生番”纳入官府管辖的方案。总理衙门奏请派钦差大臣专办台务，并建议撤除“番”界、招抚“生番”：“拟请钦派闻望素著、熟悉洋情之大员，率领轮船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情形，妥筹办理。……及生番应否开禁，如何示以怀柔，治以简易，俾不为彼族所用，且不为他族所垂涎之处，均应由钦差大臣，会同该省督、抚、将军、提督等熟商，请旨办理。”⑨这一观点与七年前有识之士为防外患觊觎“番地”的建言如出一辙。

清廷下旨：“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至生番如可开禁，即设法抚绥驾驭，俾为我用藉卫地方，以免外国侵越”；另命福建布政使潘霨为帮办大臣，辅佐沈葆桢处理日本侵台事宜。⑩与此前不置可否的态度相比，朝廷非但未否定“开禁”之议，反而直言可以探索“开禁”御敌之策，足见此时治台重心已由防内乱转向防外患。

同治初年，地方官员关于“开禁”“抚番”可解内忧、可抵外患的讨论，为几年后清政府抵御日本侵台提供了方向。1874年日本侵台后，清廷逐渐意识到开发台湾后山与加强对“番民”管控已迫在眉睫，因而命沈葆桢、潘霨二人入台详查“番情”、招抚“生番”，以御外患。

二、“开路”设防与招抚“生番”

日军久据台湾，总理衙门指示沈葆桢、潘霨等人在台设防壮威，并设法入山开路、招抚“生番”，以逼迫日军撤兵。既往研究多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角度关注清政府应对危机的交涉过程与设防情况，并未说明备战举措与善后之策的出台有何关联，忽略了“开山抚番”思想经历了从实践探索发展为政策条文的形成过程。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初，潘霨、沈葆桢相继抵达台湾府城。起初，沈葆桢对台湾“生番”情况并不了解，对于破除“番界”、招抚“生番”也无具体的思路，“生番事素非所知。……诸同事会商，应办者三事：曰舌战，曰预防，曰开禁。计改土归流，非旦夕事，且必倭兵退后，乃可举行。”作为帮办大臣的潘霨则对涉台事务关注已久，并详细咨询凤山绅耆台湾南路生番概况，实地考察凤山等地情，“冒暑巡阅，……奉派劝谕各庄头人，着其出力办事”，为沈葆桢在台招募土勇、择要设防、疏通陆路、抚恤“生番”积极建言献策。

在择要设防的基础上，驻台官兵亟需疏通台湾南路前山与后山之间的道路，以牵制日军。凤山绅耆向潘蔚建言，应打通南路各“番社”之间的道路，重视抚恤南路各“番社”，以防开路中被“生番”袭击：“查台湾港道分歧，防守难周，终非长久之策。……自台湾府城，至凤山县治八十里，递至东港三十里，再至枋寮三十里以下，未入版图，均属生番地界。今我官军前进，必须招募加禄洞、刺桐脚、风港各庄头人，赍办红布、银牌、羽毛、绒花、料珠、牛肉、烧酒等件，分赏附近平埔傀儡、率芒各社生番，不准伏莽放铳，便可师行无阻。”为防止日军侵占琅附近的卑南，潘霨、夏献纶特派同知袁闻柝前往招抚凤山对面的卑南社，顺道探明凤山至卑南的山路：“陈安生等该番目五人，立即薙发，随委员来郡叩谒。臣等分给银牌、衣物，以原船送归。……陈安生之归也，袁闻柝派弁随之，令其从山后寻路，探出山前。”

同时，沈葆桢等人奏请调闽、苏兵力援台，并招募土勇，以便择要设防、入山开路、招揽军民垦荒。五月下旬，得知日军“将番社各营退扎龟山，从其国运农具、树苗、花种前来。扎营之地，皆优给土人租价”，沈葆桢建议由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派兵驻扎苏澳， “目前以绝岛族觊觎之心，将来以开生番招抚之地，则台北方稍有眉目”。六七月间，日军派船探查台湾北路岐莱(今台湾花莲，旧亦称奇莱、洄澜)等处，并利诱附近的加礼宛、七交川等“番社”，企图建立新的登陆据点。苏澳驻兵单薄，北路亟待援军，“惟由苏澳至岐莱，港道艰险异常，轮船既不能通，小艇须候风汛，开通陆路旷日需时”，夏献纶建议：“拟就淡(淡水)、兰(噶玛兰)添添土勇两营，有事则当勇，无事则开山，山路既开，即可分移岐莱各处垦荒”。近来传闻日本要派六万日军，“预备台事决裂，先打金陵”，沈葆桢请催提督唐定奎统率徐州洋枪队十三营迅速来台。在开路、“抚番”的同时，招民沿路开垦“番地”可保山路开通后不至荒废。沈葆桢命罗大春派兵转驻岐莱，一为兼顾南北路，二为招揽商民扼要垦荒，以保全已开垦山路，为前方开路勇丁供给粮饷。因板桥林家等当地绅商不愿组织民力分段屯垦深入内山的大南澳(花莲县北部，台湾宜兰县以南)，沈葆桢便建议罗大春鼓励军民垦荒：“兵勇有愿挈家入山结茆而居者，听之；有与生番两愿通婚姻者，亦听之；能教生番耕种，则尤佳。”

鉴于南北路的山路开凿顺利，加之卑南等地“番社”多已归顺，“开禁”事宜被提上日程。沈葆桢判断，开发后山资源大有可为：“倭奴一去，开山事可三路并举。拟将台地各种物产，破除绳墨，痛快发泄之。”南路众多“番社”前来归顺请求庇护，“目前番众输诚如此，开禁之事，冀可日起有功。……北路自苏澳至南风澳山路，两日内即便开通，现已进辟岐莱之道。”

与南路相比，北路东澳(今宜兰县苏澳镇附近)至大南澳(今宜兰县南端)段开路缓慢，“大半缒幽凿险，苦费人功”，且常遇到“凶番”沿路伏狙兵勇的事件。经查：“大抵台南番社经倭人肆虐，知朝廷宽大高恩，故稍易招致。……北路(番社)则天荒未破，各社言语互异，官无从曲通其情，不得不诿诸通事。……生番积受其(番割)欺，无所投诉，愤不自胜，时报以杀。”为解决这一难题，沈葆桢等人下令开路中应注意：“进一步扎一哨，以勇兵护夫役，即须以碉堡护勇兵，非刊除草莱，即堪收效也。”清廷得知“北路复有生番扑犯碉楼、伤毙兵丁之事”，责令沈葆桢、文煜等人妥善招抚“生番”，“俾番众悉为我用，藉可自固藩篱……敕令派出各员设法招徕，随时抚恤。”

沈葆桢、潘霨、夏献纶、罗大春等文武官吏通过招抚“生番”、招募土勇、入山“开路”、招揽军民沿路垦荒，加固了台防，遏制了日军侵略，也为事后筹划系统“开禁”之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善后之策的提出

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下旬，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等人的积极调停下，中日双方代表就日本讨伐台湾“生番”事件签署《北京专条》。协议要求日本从台湾撤军，“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十万两。又日本退兵，在台湾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此外，协议还要求中国应该加强对近海“生番”的管控：“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生番)，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

日本侵台事件虽以外交磋商的方式得到了和平的解决，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震动。日军陆续撤台后，台湾海防压力有增无减，如何妥善处理台湾“番地”事宜，成为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约束台湾“生番”，防止列强效仿日本再起衅端，清政府反思以往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不易其俗、不易其宜”的汉“番”隔离之策，决心将台湾“番地”与“生番”纳入到地方官府的直接管辖中。

既有研究多根据沈葆桢所上《台湾善后事宜折》的文本，分析闽抚驻台、行政建制、“开山抚番”等政策的推行过程，较少分析《台湾善后事宜折》形成的经过以及“开山抚番”文本的思想来源。

在此前“开禁”“抚番”主张的基础上，1874年日本侵台后，朝野上下就加强台防、管理“生番”的问题达成了共识。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就台湾如何善后的问题，奏请“饬下沈葆桢、李鹤年，悉心筹商，所有在台兵勇，应如何酌留，全台事宜，应如何布置，均宜经画周妥，以善将来。”鉴于台湾孤悬海外，文煜奏明台湾开山防海在即，需重兵驻防。户部侍郎宋晋奏请“抚番御外”，“惟招熟番为得寸则寸之计，抚生番为以毒攻毒之谋，不求近功，不堕狡算，似为两平万全之道。”陕甘总督左宗棠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治理“生番”的方法，建议总理衙门借鉴乾嘉时期湖南地方官平息苗、猺、獞、黎等边患的经验，利用当地土人、添造营屯、碉堡来治理“生番”。

中日议和后，台湾如何善后成为沈葆桢、潘霨等人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台湾善后之难在于，“势当渐图番境开荒，事关剏始”，“开山抚番”成为开发台湾全境的首要任务。沈葆桢、潘霨意识到需要在先前备战措施的基础上，筹划更为完备的善后之策：“数月以来，南北诸路缒幽凿险，斩棘披荆，虽各著成效，卑南、奇莱各处虽分别军屯，只有端倪，尚无纲纪。若不从此悉心筹画，详定规模，路非不已开也，谓一开之不复塞，则不敢知；番非不已抚也，谓一抚之不复疑，则不敢必。”加之“濒海设防，内山抚番，筹费之难，人所共见。而吏治、营制、民风积重难返，虽有巨费，目前亦呼应不灵，转瞬又皆成弊窦，此非文字语言之所能达也”。因而，沈葆桢多次向李鸿章、林寿图、左宗棠等人诉苦：“全台开山善后之举，非穷年累世不能告荝，其根源要在吏治，更非部民所能整顿。”

因台湾“番地”善后问题事关重大，沈葆桢征求、参考了李鸿章、左宗棠、黎兆棠等多方的意见。在沈葆桢拟定善后折之前，李鸿章建议沈葆桢从长计议，筹划善后之策：“开山抚番，增官设兵，一切善后，端绪宏大，诸赖长才久驻”；并鼓励福建巡抚王凯泰勇于任事，“必须执事与和、幼诸帅同心合谋，永杜觊觎。”

随后，清廷责令沈葆桢、文煜等地方官员妥议台湾如何善后事宜：“所有招抚生番及修城开路各事宜，仍当妥筹办理，毋得以倭兵已退即形松懈。”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十五日，沈葆桢呈上《台湾善后事宜折》，不仅详细规划了开发“番地”、招抚“生番”的各个流程，而且指出了闽台远隔重洋、吏治难控等方面的问题，主张移福建巡抚坐镇台湾，以确保“开山抚番”工作的顺利进行。该奏折成为晚清台湾“开山抚番”的纲领性文件，也标志着“开山抚番”运动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

有鉴于近年来列强环伺台湾，沈葆桢认为开山“抚番”工作刻不容缓，“臣等曩为海防孔亟，一面抚番，一面开路，以绝彼族觊觎之心”，并强调“开山”与“抚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所谓“开山”，“则曰屯兵卫，曰刊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隘碉，曰致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郭，曰设邮驿，曰置廨署，此数者，孰非开山之后，必须递办者。”所谓“抚番”，“今欲抚番，则曰选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途，曰给茶盐，曰易冠服，曰设番学，曰变风俗，此数者，又孰非抚番之时，必须并行者。”

如此看来，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方案的核心要点是在后山地区增设官吏、驻守军队、化“番”为民，加强对后山“番地”与“番民”的管控，以彻底消除列强对“番地”资源的觊觎。这一想法的出发点是“御外”，推行重点是“内治”。通过打通台湾西部平原与山地之间的道路，招抚、教化各地的“生番”，将山路所贯穿的各“番地”都纳入到地方官府的有力管辖内，并引导各处“生番”仿效汉人生活，将他们纳入到常规的编户齐民社会管理体系下，从而实现清政府对台湾后山“番地”“生番”的直接管辖。

“开山抚番”方案与“开路”“抚番”战时举措文本对照表

如上表所示，“开山抚番”的各个流程大致延续了“开路”“抚番”的战时举措，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过渡为日常政策，注重对“番民”生活、习俗的改造与汉化教育。相比之下，先前零散的战时举措是在布兵设防的同时重在探索“开禁”路线、招抚对象与屯垦方式，“开山抚番”方案则更为系统完备，规划了从全面“开禁”、屯垦“番地”到治理“番民”乃至化“番”为民的长远发展过程。这一善后之策并非凭空想象，实与此前“开路”、“抚番”、招垦等战时举措一脉相承，战时举措的成败得失是“开山抚番”善后之策的思想来源与现实依据。此外，潘霨在实地调研中所形成的“画疆界、(招民)垦田亩、开水道、辟山林、兴教化”等治台方略也为沈葆桢提供了思想借鉴。

为了配合“开山抚番”工作的顺利进行，清廷下旨：“着该大臣(沈葆桢)等将抚番事宜悉心经理，凶悍者立予创惩，驯顺者妥为抚辑，务令怀德畏威，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此时清廷已然确定“开山抚番”势在必行，对于凶悍“生番”的态度也由清代前期的设界隔离、战时的“加意招徕”转变为此后可予以惩创。

同时，在先前“开路”与招垦举措破除汉“番”隔离界限的基础上，为扩大开发后山的规模，鼓励大陆移民来台垦荒，沈葆桢奏请正式废除限制大陆移民渡台及封禁后山等旧例。光绪元年正月初，清廷准奏：“所有从前不准内地人民渡台各例禁，着悉予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着一律弛禁，以广招徕。”经过反复协商，文煜、李鹤年、王凯泰等福建大员也拟定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折中之策，以便于巡抚兼顾闽台两地的公务。

自此，“开山抚番”运动正式揭开了序幕。

结 语

“开山抚番”是晚清政府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为治理台湾、巩固台防而制定的重要政策。嘉道以来，闽台地方官曾多次奏请“开禁”垦荒，清廷虽有所考虑但最终未能下定决心废除汉“番”隔离禁令。因开发台湾后山资源的需求一直存在，闽台地方官员关于“开禁”番地及将后山收归官治的讨论未曾间断。直至1874年日军侵台，外敌的觊觎坚定了清廷开发台湾后山、管控“番地”与“生番”的决心。为巩固台防、抵御外患，“开禁”成为清廷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思考方向。学界多认为《台湾善后事宜折》的出台开启了“开山抚番”运动，然而重新审视清政府应对日本侵台危机的过程，不难发现，“开山抚番”有关“开路”、“抚番”、招垦等诸多构想在战时已经推行落实，其间的成败得失为沈葆桢、潘霨等人奉命筹划、完善《台湾善后事宜折》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思想来源。沈葆桢关于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主持“开山抚番”大局的建议，也与他本人被授予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台湾官吏的从政经验一脉相承。可以说，沈葆桢等人应对日军侵台的战时举措实为“开山抚番”运动的前奏。

晚清中国国力贫弱，边疆危机此起彼伏，而台湾地处边陲又孤悬海外，频频遭遇外敌入侵，难有喘息之机。兵力、财力困窘的清政府决定在台湾推行“开山抚番”，其困难可想而知。地方官员之间在筹饷调兵等问题上的相互推诿、掣肘，增加了推动“开山抚番”运动的难度。再加上台湾岛内兵力薄弱、吏治腐败、民风剽悍，入山开路全靠人力，且频遭“凶番”袭扰。种种不利因素，使得“开山抚番”运动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可谓“筚路蓝缕”。

“开山抚番”政策的出台，大大推动了清政府开发台湾后山的进程，也确立了沈葆桢在台湾近代化建设中的奠基地位。作为洋务派中的得力干将，沈葆桢在反驳日本所谓的“番地无主论”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番汉分界”的禁令，试图开通台湾后山与平原之间的道路，招抚台湾后地“番民”。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增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完整，也为丁日昌、刘铭传等后继者重视台防、进一步开发台湾全境奠定了重要基础。

①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所写“番地”“生番”“番社”等词语多依循清档记载的说法，并无歧视台湾少数民族之意。清档记载清政府对于台湾后山的少数民族(高山族)统称为“番”，并以“生”“熟”为标准，将不接受政府管辖与教化的山地界外少数民族族群称作“生番”，将听从政府管辖与接受教化改变习俗的界内西部平原少数民族族群称作“熟番”，将介于两者之间的虽宣称接受政府管辖但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与经济活动的界外少数民族群体称作“界外生番/熟番”。

②唐正香：《沈葆桢“开山抚番”政策之论述》、张振玉：《沈葆桢“开山抚番”政策述略》、徐立恩：《评沈葆桢“开山抚番”政策》，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等编：《沈葆桢生平与思想研究——沈葆桢巡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12～137页；魏春初：《论清代台湾的“开山抚番”政策》，绍兴：《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吕宁、白纯：《开山抚番：沈葆桢台湾防务建设中的重大举措》，南京：《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罗春寒：《沈葆桢与“开山抚番”论》，重庆：《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张世贤：《晚清治台政策(1874-1895)》，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年，第129～141页。

③王慧芬：《清代台湾的番界政策》，台北：“国立”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126～127页。

④《为奏台湾吏事兵事均宜及早绸缪以惠边氓而弭异患事》(闽浙总督左宗棠，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硃批))，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68册，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台湾大学图书馆，2008年，第160～161页。

⑤《穆宗毅皇帝实录》(五)，卷187，同治五年十月下，《清实录》(第4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8～359页。

⑥《上制府请经理台湾后山番地》(佚名，同治六年四月十九日)，《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68册，第244～245页。

⑦《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咨札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开送台湾治略八则与署台湾镇总兵林禀陈台湾事宜三条》(同治十一年)，潘霨辑：《全台要略》，稿抄本，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线普长477040)，为铜井山房录韡园藏本。按：《全台要略》稿抄本不分卷，未标页码，本文引用页码为李细珠研究员整理版，第5页。

⑧《总署致日本国外务省大臣照会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事(附件)》(恭亲王奕，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72册，第253～254页。

⑨《为奏传闻日本国派兵前赴台湾有事生番并据报该国兵船现泊福建厦门请派大员查看事》(恭亲王奕等，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72册，第258页。

⑩《上谕档·谕令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一带察看日本兵船》(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档·谕令潘霨迅速赴台湾办理日本兵船停泊厦门借地练兵》(同治十三年四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85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90、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