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刚

2020 年是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之年，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收官之年，还是迎接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现代化发展新征程开启之年，节点特殊，意义重大，更是迈入新常态化，从旧平衡走向新平衡的关键之年。

谁也没有预料到，2020 年1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强大外生冲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场非常“战役”，病毒来势之汹、疫情传播之烈、扩散范围之广、全社会面临挑战之大，堪称前所未有。从当前经济调控布局和经济增长态势看，2020年国内外经济都将陷入一场严重的衰退可能中，保持总体目标的稳定异常艰难。由于全球疫情大流行结束期难以预测，断裂的供应链、脆弱的产业链、下行的贸易链，将加快促使全球经济秩序重构和发展模式重组。我们认为，之前对2020 年发展的关键词，依然不变，只是程度更烈、范围更广、变化更大，预期更加保守：第一，从逆周期到反衰退；第二，从促稳定到保稳定；第三，从再平衡到新平衡。从逆周期到反衰退，意味着全球都将从今年之前的面临对冲下行压力转到保经济基本稳定、不滑入大衰退的国际环境。从促稳定到保稳定，表明在政策选择上短期和中长期、供给侧和需求侧、调结构和防风险都要统筹权衡寻找标本兼治之策，暂从“六稳”转向“六保”。从再平衡到新平衡，表明一切增长的结构秩序、经验参数在这一阶段都已经短暂失灵，并逐步随着全球对新秩序的认识发生二战以来最大的新调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发生重构，构建全球新平衡。

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回归常识，适应新常态，提高对基本要素的调整再适应能力，将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在极度不确定和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2020 年，急剧变化的环境下，做好自己的事情依然是应采取的策略，浙江经济和浙江企业在反衰退、保稳定、新平衡过程中，仍然要面对十大不可忽视的变量，这些变量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关键，也是影响经济发展走势实现新平衡的关键变量，理解认识这些变量并与之快慢相适，就是发展本身，就是迎接挑战、抓住机遇；顺应这些变量以之为用，或将在危中觅机，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 变量一：短期和中长期投资

投资是需求的函数，也是政策的函数。因此，投资中长期看需求，短期看政策。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最大的扰动源，稳住了投资，就稳住了经济。大疫之下，投资是稳定基本盘的关键所在，也是政策着眼核心。一方面，看中长期，中国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趋势并未改变，短期投资热点清晰。那就是，投向与满足刚性消费供给增长和数字经济引领的产业，投向满足老龄化和学龄前人口消费、服务性消费、教育消费、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相关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看短期，数字化、城市化、绿色化发展是政策鼓励和支持的重点，也有望成为中长期投资热点。加快推动信息化、新型城市化和绿色化发展落地的投资充满机会。值得关注的有：（1）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的投资储备的重点。（2）借助5G 商用落地，与之相关融合创新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和新设备都将成为新一轮投资的增长点。（3）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推动城市有机更新的未来社区、生态环保、交通、新一代通信等领域准公共产品领域，也将成为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的重点。以浙江未来社区试点政策为例，首批24个试点社区，预计总投资1300 亿元。据统计，浙江全省现存上世纪70—90年代老旧小区建筑面积约2.5亿平方米，如果60%按未来社区模式改造，项目总数将超过600 个；按照首批24 个试点的平均投资强度1700 万元/亩测算，平均每个项目投资51 亿元，总投资将超过3 万亿元，如果形成一套新型的“房住不炒、市场可为”的城市有机更新和居住升级解决模式，市场潜力巨大。

| 变量二：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

市场资源是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市场优势是发展最大的优势，市场战略是发展最关键的战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有近14 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巨大、潜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中国将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扩大空间。据测算，当前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拥有600 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就已经达到488 万，同比增长6.1%，拥有的总财富达133 万亿元，同比增长6.4%，是大中华区2017 年全年GDP 的1.5 倍。对于浙江和浙商而言，如何善用这个需求有效的市场，是实现经济转型、产业转型、企业转型的关键。衡量是否善用这个市场，主要有三条判断依据：一是看能否把这个市场当做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战略资源。二是看能否把这个市场当做区域经济战略与企业战略目标。三是看能否把这个市场的人口需求变化特征与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战略调整结合起来。这个市场在过去的四十年，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持续的升级，未来那些能够为这个市场提供性价比高、服务质量优、安全可靠，值得信任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哪些能够拥有满足这个市场特点的企业和产品服务的区域，都有望迎来新崛起。

| 变量三：不确定性下的大开放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当前全球政经的发展态势下，谁的朋友圈越大，谁取得了更多的认同，共享更大的利益，谁就越能取得确定的发展机会。越是孤立主义涌现时，我们越要坚定开放发展的认识。正如国家领导人所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经济学定律中的定律——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开放的“得”远大于“失”。过去如此，未来也如此。今天，在远未成为“平坦”的世界，发展差距明显的世界各国之间依然充满了在竞争中合作的机会，更是如此。中国有句俗话：东边不亮西边亮。市场开放程度越大，越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更何况过去的两三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三个维度的开放日趋明显，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法宝：一是面向全球中国的开放程度和开放领域日益扩大，国际营商环境日益改善。二是面向特定区域和国家的开放力度日益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东盟和东北亚地区寻求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发展。三是面向中国三大主要经济区的市场一体化开放进程明显加快。北有雄安新区引领的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中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相继成为国家开放大战略，对内放开，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大开放发展高地。仅长三角地区就拥有全国1/4 的GDP、1/6 人口、1/4“双一流”高校、1/3A 股上市公司，创造了1/3 授权发明专利，1/2 和1/3 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服务产业规模，以及37%的进出口总额和29%的对外投资，这里不仅有通江达海、承东启西、联南接北，是我国承载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主战场之一，也是全球投资者在华布局的重点，更是中国企业借船出海的桥头堡。这三个维度的开放，孕育机遇无限，为原有全球开放市场结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大量确定的发展机会和可能。

| 变量四：过剩、短缺和迁徙的供给侧

经济下行和衰退之时，需求侧管理至关重要。但当下中国经济、浙江经济发展的稳定取决于需求侧，但长远前景仍取决于供给侧的作为。稳住需求侧前提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政策主线。供给侧面临的挑战是显然的：一是过剩。大量不能满足需求升级的同质化、中低水平的供给能力，大量为国外市场量身定做的供给能力，大量不能适应新趋势变化的企业，必须适应全球市场变迁和国内市场升级需要，提高效率、加快改革，升级调整。二是短缺。超大规模的国内有效市场难以得到有效供给，好比身在宝山空手回。从低层次需求的食品、到高层次需求的电子信息产品设备、屏幕生产、教育、养老和文化，从必不可少的粮食、猪肉、奶粉，到最基础的材料、芯片制造、装备母机，空间依然巨大，但供给并不充分。三是迁徙。高企的环境成本、人力成本、运营成本以及邻国挑起贸易保护带来的安全和民族保护的巨大制度成本，让中国制造的产业链加快向美国、东南亚、印度等国转移。尤其是当前疫情之下，日美等国加大了供应链和产业链内迁的步伐。贡献了全球近1/3 制造产能的中国，面临一次产业链前所未有的重构。虽然这样的转移已经因为成本原因十年前就已开始发生，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国的制造体系的优势依然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但我们要警惕的是，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用了近四十年构筑起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制造体系，必须在全球贸易保护的阴霾中，在当前打破全球化进程的疫情中，抓住关键环节，实现产业链不断、资金链不危、供应链不乱、价值链不降、创新链不僵。过剩的调整就是效率的提升，短缺本身意味着商机，迁徙也是组合创新的动力源，挑战可能是挑战，但换一个角度却是机会，对于懂的人更是如此。

| 变量五：向大都市经济圈迁徙流动的人口

2015年以来，中国的大城市大幅放宽落户政策，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激烈的“抢人”大战，人口更加向一二线大城市流入。2019 年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通知指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 万-300 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 万—500 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这一举措近期已由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次明确。这意味着人口加速流向大城市，加快大都市圈化已经成为基本导向之一。当前，中国常住人口占比仅32%的千万级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超过50%。对于身在长三角的浙江而言，这一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据测算，2016-2017 年全国大都市圈内有37.2%的地区人口流入，而同期非大都市圈地区仅有27.8%的地区人口流入。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杭州等都市圈周边县市的人口流入地区最为密集。近期，浙江大湾区钱塘新区、前湾新区、太湖新区和滨海新区相继成立，建立在高铁+轨道交通上的长三角和浙江大湾区正在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口承载能力和黏性。人口加速向都市圈集聚的趋势，一方面，将加快劳动力从低效生产部门向高效生产部门集聚，加快从制造部门向服务部门集聚，并因为集聚带来新的经济增量和发展规模效益的递增。但另一方面，对人口和产业迁出地也将带来严峻的挑战，人口的外迁必然伴随产业的外迁，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口空心化，也必然随之遭遇产业空心化。未来五年，这对于区域主政者和企业，尤其是县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是去是留，考验担当，留心留形，凸显智慧。结果尚不能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集聚的趋势势不可挡，顺之则昌。

| 变量六：必须关注适应的技术变革

经济上升期，技术往往不是最关键的因素，资本的追逐可以放大一切微小的可能使其野蛮生长。经济下行期，一切结构关系都面临解构重组的可能，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技术的风险反而成为最小的扰动，最大的机遇。当下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效率革命，改变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这涉及制度层面。二是质量革命，这与技术相关，但依然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三是动力革命。动力革命的关键是从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增长转向以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其中起主导关键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技术的引领。从中长期来看，革新生产生活的新通用技术大方向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二是生命技术。三是能源技术。四是材料技术。从短期来看，最为确定、影响最广泛和深远的毫无疑问是信息技术的使用。未来几年，将是从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的关键窗口期，对于一切产业而言，无论是从事信息技术本身的企业，还是应用信息技术的企业，都将发生改变。随着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为引领的产业互联网加快应用，我们原有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将迎来一次重大变革，它将覆盖设计、生产、销售乃至分配等全领域、全过程。这次疫情下，也显示出数字化、在线化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毋庸置疑，智能时代，一切产业都将发生变化，一切旧产业、旧型态都将因此而革新，也将倒逼制度创新、效率跃迁，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全面革命。重构因此而生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适应、拥抱变化，并主动创新。

| 变量七：脱虚向实的金融

金融是对冲经济下行的关键工具，金融也是造成经济巨大波动的扰动源。抑制的金融，经济没有活力。脱离实体、创新过度的金融，经济风险集聚。我们已然看到经济发展中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三大失衡中，两大失衡与金融直接有关，一个失衡间接相关。因为，失衡的根本是扭曲的资金成本结构，导致资金涌向了不带来增长效率提升的领域去套利，并形成趋势，积重难返。2005-2017年金融法人单位增加了4 倍，房地产增加了3.3 倍，制造业增加了1 倍。食利者众，生利者寡，何以为继？当前，金融“脱虚向实”已形成上下共识，接下来在稳定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打通资金从虚流向实体的金融通道还需要上下的共同努力。三个方向值得关注，并需各方主体融合实体经济发展一道加快创新迭代。一是直接融资再拓展，尤其是以科创板为引领的资本市场如何为实体经济提供不竭的资金，需要市场、监管方、参与方和实体企业共同的努力。二是并购重组的勃兴。经济秩序重构期，是产业重组并购的黄金期，若审时度势，善用善守，就能变颓为兴，日益壮大；若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说不好就泥沙俱下、一泻千里。三是开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政策性金融。货币是水，水无定势，但需求有定势，大水漫灌远不如精准滴灌，有需求的与有资源的匹配需要精准的政策设计和行得通的实践示范探索。货币是蜜，蜜有黏性，让有需要能用好资金的需求者得到有效供给，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就是经济的效率提升。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弱质弱势的农村农业、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都需要金融支持，这就需要企业主体善用政策，自身加快探索创新，走出新路。

| 变量八：趋于成熟的经济治理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个层面定调治理体系基本框架、原则和方针，并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中可以读出“三个不必担心、三个可以探索”。一是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坚定性不必担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二是对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心不必担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只会越来越好，舞台只会越来越大。三是对构建起保护产权、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的环境的良好前景不必担心。这些都是有望长期坚持，趋于改善的。“三个可以探索”主要对于浙江而言：一是探索市场化与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结合，加快利用民营经济的活力，突破卡脖子的技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二是探索市场化与准公共领域发展建设的结合，利用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在促进有效投资、推动区域协调、乡村振兴和重大建设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三是探索市场化与稳定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的结合，发挥民营经济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更大的新贡献。

| 变量九：善用不确定性的企业家

企业家永远是任何经济秩序重构中的关键主体。所谓企业家就是愿意为不确定性而冒险的经营者或组织者。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家是经济活动中消除坏的不确定性、放大好的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对于企业家而言，一切变化皆是机遇。消除坏的不确定性就是生存，善用好的不确定性就是机遇，凸现企业家精神。当下全球经济秩序重构加速，产业和技术变革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国内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结构、消费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乃至治理结构都在发生重要变化，对于广大企业家而言应对变化最好的选择就是变化。韩国三星公司总裁李健熙曾说过，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这对于当下深陷不确定性中，转型升级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是一种启示。但这种变不是为变而变，而是要抓住重点，进一步提高管理制度与技术市场变化的适应性，进一步提高组织结构与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匹配性，进一步提高经营思想与经济阶段秩序转换的时代性。我们相信，浙江的企业是充满灵性和韧性的。顺势而变、应势而变、造势而变，变成迅速变化的环境和观念的主旋律、最强音，变成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的主导者、胜利者是广大浙江企业家“华山一条路”。

| 变量十：看见和看不见的文化

越是艰难时期，越是需要精神的力量。三流的企业输出产品、二流的企业输出技术，一流的企业输出品牌、顶尖的企业输出文化。文化是企业成长过程中塑造起来的，也是宏观经济、国际环境、经济体制、市场规则、区域特点、企业价值和人才群体的综合性的产物。企业文化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适应性，工业文明肇始以来，从泰勒制科学管理革命到知识管理革命再到现代管理，企业文化对人性的理解，经历了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知识人的嬗变，告别了“我要的是一双手，你却给我送来一个人”质问的蒙昧，却又迎来了全球化竞争、跨国经营、国际资本和人力资本快速流动的熔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跨时空制度安排和人性逐利的考验。回看企业沉浮，沧桑变幻中，成功的定义和方式在不断改写，人性却并没有改变，可以察觉的规则、规范、规定早已不同，但内在根本的规律却并没有被颠覆，并被不同时代的企业讴歌传承。弱肉强食的市场丛林法则竞争中，文化的微光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市场黑洞的吞噬下依然向外传递出耀眼光芒：那些真正坚持诚信与契约的企业不应该被淘汰，那些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应该被挑选出来，那些真正一直奋斗不息为人类开创新时代的企业应该永远存在，那些能面对艰难岁月不可预期挑战的企业必将胜利。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企业文化这个变量，并不是谁都看得见，也并不能保证让所有做到的企业都顺风顺水，但看见了，相信了，迷茫的道路往往走得更加坚定，对不确定的未来才会有自信。在秩序重构的今天，有文化信仰显得弥足珍贵，有信仰可以战胜最大的困难，有信仰才可以跨越最高的山峰、最遥远的海洋，时代呼唤坚守和创造伟大文化的伟大企业的诞生。

大疫无情，大道将行。无论2020年的前面是好是坏，无论如何纷繁芜杂，我们都必须面对。2020年将成为一次世界经济秩序重构的分界点，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关键点，这一年承前启后，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必害怕失速而去努力保持摇摇欲坠的平衡，也不必在悲观中自怨自艾，我们完全可以顺势而为，战胜疫情冲击，打破旧平衡、旧秩序走向新平衡、新秩序，开辟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