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菁 杨玉华 徐海涛 姜刚 张紫赞 谭元斌 方问禹

会议桌上码着18本厚厚的红皮纸质材料，封皮贴着“大型活动管控”“医疗救治”“流调报告”“重点区域管理”“信息报告”等醒目标签……这是中部某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台账。每天有专人负责台账的填写、更新，以备迎检。

翻开台账可以看到：大年三十，当地启动应急响应。而疫情溯源记录却表明，公共场所、商超、社区管控措施直到初二、初三才真正开始。一层层组织开会、一级级等待部署，乡镇社区真正动起来又是几天之后。这期间，家庭会餐、走亲访友等聚集活动已进行大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英勇奋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但疫情大考也暴露出干部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这一判断，在过去1个多月的疫情应对中被充分印证。特别是在一些疫情严重的省份，有的地方工作不推不动“等安排”，防范风险“慢三拍”。有的地方，社区治理还停留在“纸笔时代”未跨越“数字鸿沟”，群众工作遭遇“灵魂三问”。有的主管部门干部甚至对防控情况“一问三不知”，或是出现“一律断路劝返”等不依法现象。

疫情大考的结果表明，当前亟待增强干部队伍的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跟上时代要求，跟上群众期待。

风险治理能力跟不上

回顾疫情发生之初各地启动应急响应的节奏，一张风险治理答卷铺展在眼前。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防控措施。1月23日，离汉通道关闭。仅仅5天前，当地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4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的“万人宴”。1月23日，浙江、广东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4日，湖北等多地陆续启动一级响应。

多位公共卫生专家指出，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人措手不及，此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经历了17年长足发展。但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地方在疾控预警体系、公共卫生应急体系、防疫物资储备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行动迟缓。这表明，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防范重大传染病暴发的风险意识和治理能力不足。

一些医卫人员和基层干部坦言，一些地方“承平”日久，思想麻痹，对社会治安、洪灾火灾等公共安全事件关注较多，对公共卫生及其他潜在的非传统风险缺乏警惕，无备必有患。

精细治理能力跟不上

不久前，湖北省英山县政府的一份捐赠明细公示火遍全网--1斤茶叶、2箱方便面、2桶84消毒液、30元现金都一一列明，被网友称为“满分作业”。提交这份“作业”的英山县县长田洪光在回应网友时说：“捐赠物资去向都必须说清楚，对百姓有交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干部精细治理能力比较薄弱。疫情初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医用物资是否紧缺，某省不同层级领导的表述自相矛盾。一边是仓库内捐赠物资堆积，一边是前线物资短缺十万火急;一边是转运患者应收尽收，一边是人员车辆配合不到位。基本情况不清，就难把事做出好效果，统筹全局、综合调度、抓实抓细的能力不足也被“直播”。

疫情突发，一些地方干部不能因地制宜开展工作，稳稳当当“等安排、抄作业”，简单转发甚至直接照抄上级防控文件。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三道岭镇应急处置预案中，竟然出现“哈密市中心医院全力做好隔离救治工作”的语句，涉嫌抄袭。因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该镇党委书记和镇党委副书记、政法书记先后被免去现职。

依法治理能力跟不上

隔离居民被“锁死家门”：确诊或密切接触人员被封户封门;被隔离人员的姓名、房号、身份证号码等隐私信息被披露：擅自阻断国省干线公路、挖断农村进出公路，阻碍应急运输车辆通行……疫情蔓延之初，于法无据、违法任性的管理乱象频仍。

复工复产之初，一些地方举措也出现简单化、一刀切现象。有的地方对湖北、浙江、广东、河南等地外来务工人员“一律劝返”，要求“外来人员一律只出不进”，或者“没有房产证一律遣返”，“没有房本，先交50万元保证金”，等等。

疫情防控也是一场法治大考，可以试出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能力成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这些行为将严格执法异化为过激执法、暴力执法，不仅阻碍了复工复产有序推进，还引发纠纷、激化矛盾，违背了“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要求，反映出制定这些土政策的干部法治思维欠缺，依法防控能力不足。

“智慧”治理能力跟不上

“5G时代还在上门排查、填表，治理手段有些滞后。”不少受访者表示，大数据时代，一些基层干部主要仍依靠“人找人、填表格”等方式搜集信息。在疫情快速发展阶段，一名社区干部要服务上百名群众，手工填表、层层上报，工作量大，效率低、跟不上形势的要求。

“治理手段上的路径依赖，凸显了用现代技术赋能治理的迫切要求。”合肥市数据资源局副局长王伟说。

中部某省一位卫生系统干部告诉笔者，该省每天要汇集新增、确诊病例和流行病调查信息，有的材料报上来还是手写的。而且只有孤零零的一堆数字，未经比对分析，构不成决策依据。

比如该省一个确诊病例过百的地级市，按部就班上报了当地3个相邻小区共出现的6例病例，表面看不出任何问题。但对病例居住地点、活动轨迹等信息进行大数据综合分析后发现，这些病例有过聚集活动历史，存在社区扩散风险，這才采取措施遏制了潜在的传播风险。

社群治理能力跟不上

群众是谁？群众在哪？群众在想什么？面对群众工作的“灵魂三问”，一些基层干部答不上来。

“在疫情防控中我们才发现，本应最熟悉基层情况的基层干部，却对社区底数摸不清、动员组织力不强。”安徽省一位市辖区区长说。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但有的干部表现出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少让人民群众认可的工作方法。

疫情就像是放大镜，照出了那些“文件干部”“会议干部”的本领恐慌。一位县委书记说，当地从市直机关下派的副县长，平时开会念稿子可以，宣讲时腿肚子发抖;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下到基层不会说群众语言，老百姓不买账。有的群众不听指挥，出现聚集性、扩散性疫情，原因之一就是政策宣讲没讲到他们心里去。

基层人手少、资金少、任务多，需要有突破力、能够协调群众多方诉求的好办法，否则就会手忙脚乱、张皇失措。武汉一度出现的社区患者转运没人管现象，就暴露了这一问题。

“干部在干，群众在看。”一些地方志愿者多是基层干部党员和退伍军人，普通群众不愿参与。浙江省一位镇党委书记对笔者说，尤其是那些人口上千的大村，组织发动群众就更难了。疫情防控需要建几个疑似病例集中观察点，选址屡屡被群众拒绝，不得不换了好几个地方。乡镇党委的调控力、干群之间的信任度，备受考验。

专业治理能力跟不上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已有十余位各级卫健委主任上阵“掉链子”，因防控不力被免职，其中相当部分是因为专业能力不足。

黄冈市是湖北省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武汉的地级市，存在疑似病例筛查力度不够、送检进度缓慢等问题。该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对收治能力、收治人数和核酸检测能力等数据“一问三不知”，成为此次疫隋防控中全国首位被免职的市级卫健委主任。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卫健委主任曲秋伟，只转发上级来文，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措施少，对疫情底数不清、上报不准、应对乏力，导致疫情快速扩散，被就地免职。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卫健委对疫情防控部署不严不细不实，管理上存在漏洞，重大事项请示汇报不及时，该市卫健委主任冯小红被免职。

科学决策来自专业判断。即使不苛求每位干部都是专家型领导，但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决策尊重专业判断也是基本要求。

笔者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特别是疾控部门人员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导致流行病学调查、病毒分析、疫情研判、重症救治等工作不达标，一度影响防控大局。比如，中部地区一个30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市疾控中心77名员工中只有8人是传染病防控专业人员。由于新冠肺炎病例数据分析整理人手紧张，无奈之下当地从统计局抽调了4人帮忙。 社区干部给住户测体温 李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