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华仁，徐 姝

（1.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2.湖南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城市群是国际生产力分布体系以及劳动地域分工中极其重要的地理空间组织形式，也是区域参与国内、国际分工和竞争时综合实力的载体和体现。这种综合实力形成和累积的主要方法和渠道就是产业集聚。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城市组成的长株潭城市群空间分布非常紧密，每两个城市之间在建成区处的最短距离不足20公里，囊括了湖南省最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区域，也是国内最早提出城市群概念的区域之一。长株潭城市群、特别是省会长沙近十余年来的快速发展彰显了长株潭城市群在全国经济版图上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地位。但与沿海发达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其典型城市相比，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还有明显的差距，长株潭城市群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产业集聚不足等问题和挑战。如何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集聚、提升自身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成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与沿海地区受境外投资而大力发展不同，长株潭作为“内陆”型城市群，其投资来源更多是国内。针对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聚，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在研究对象的地理尺度、承载产业转移的研究方法、产业集聚的路径优化等方面，仍有值得深入研究之处。

与沿海地区受境外投资而大力发展不同，长株潭作为“内陆”型城市群，其投资来源更多是国内。针对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聚，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在研究对象的地理尺度、承载产业转移的研究方法、产业集聚的路径优化等方面，仍有值得深入研究之处。鉴于此，本文聚焦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本身，选取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和苏州、珠三角城市群的广州和深圳作为对比标杆，以三次产业为主，考察近十年的发展变化，依次通过经济密度、东部沿海投资的区域差异性、区位熵、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梯度系数、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的测算和分析，以期揭示长三角、珠三角对长株潭城市群产业转移的差异性，为长株潭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路径优化与对策建议。

一、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研究概述

（一）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回顾

产业集聚是指在一特定区域内，产业资本等要素在空间范围（城市及城市群）不断汇聚、进而促成同一产业高度集中的布局。美国区域经济学家E.M.Hoover研究揭示了产业集聚的最佳规模，以达到最佳的整体效应和效果。Francois Perroux提出的增长极（Growth Pole）理论以及Piotr Zaremba和B.Malisz延伸出的“点—轴”开发模式，指出经济中心首先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呈斑点状分布，并沿用于生产要素交换或动力供应的交通干线、能源通道等构成经济发展“轴”，形成“点、轴”区域。美国产业集聚经济学家Paul Krugman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整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创立了新经济地理思想。

（二）产业转移的集聚与扩散机制

“产业转移”是指“产业区域转移”，即产业在空间上的迁移现象。企业作为产业的主体，生存总要处于并依赖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包括土地、原材料、能源、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除自然地理、基础设施、发展条件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综合环境，且后者的重要程度在不断增加。“产业集聚”机制，就是产业向区域内禀赋条件、生产要素、经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区位集中的趋势；而“产业扩散”机制则相反，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向区位外扩展和蔓延的趋势。产业集聚会促进区位的产业布局进一步集中，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会拉大与低等级区位之间的差距；而产业扩散则相反，产业和生产要素的扩展与蔓延，则会推动产业布局的均匀化，缩小与低等级区位之间的发展级差。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史，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产业集聚与产业扩散这两种机制同时运行的轨迹。产业转移的前提和机理就是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等差异，形成了高低不一的发展梯度。产业天然具有从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扩散和转移的客观趋势；而承接区域在资源供给、市场需求、生产运输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则会凝聚吸引产业在区域空间的进一步集聚，加速区域的经济发展。

（三）城市群动因机制与产业集聚

随着城市群及其综合实力的形成，产业集聚有其特有的推进及其自身机理与规律。刘静玉等引入戈特曼、弗里德曼等学者理论，认为城市群的形成动力有六大因素，即产业集聚、产业扩散、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企业的区位选择、政府调控行为以及城市功能的集聚与扩散等[1]。李文博根据对浙中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分析，指出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除产业集聚效应和政府调控行为两个因素外，特别强调了区域交通发展的驱动[2]。黄蕊从产业的集聚和扩散角度对浙中城市群进行了分析：产业首先集聚到优势区位，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发生扩散，两者的同时互动则推动了浙中城市群双中心空间组织结构的形成[3]。宋英潇从长三角的现代服务业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城市群的动力有五个方面：经济力、政策力、基础资源力、文化力和要素集聚力，并构建模型对当时的长三角16个城市进行了计算、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4]。周小花介绍了长株潭城市群比较明显的“点轴”式城市空间结构特征，并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指出集聚和扩散、耦动与竞争机制以及高新技术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布局的形成[5]。周戴荔珠进一步聚焦长株潭城市群研究，认为与沿海地区城市群受境外投资、外来人口和外向出口的成功轨迹不同，内陆城市群的发展更多是国内投资、当地人口和国内市场驱动下随交通干道发展园区经济的结果[6]。

二、定量分析的技术方法与工具

（一）区位熵与产业集聚度

哈盖特（P.Haggett）最先提出了区位熵的概念，表示区位产业的集聚度。它在算法上是一个比率的比率，一方面测度一定区域空间中要素的分布情况，另一方面测度产业部门在专业化方面的程度，进而用以衡量这一区域在高层区域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通常在研究产业结构时，区位熵指标被用来分析这一区域中主导产业部门的态势。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关的应用研究，并选用不同的相应参数进行测算。龚勤林在识别成都城市群群内城市职能时，选取职工数据代入“区位熵”对城市基本职能或主导职能进行区分[7]；田超在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石化产业进行空间组织布局分析时，选取产业的总产值代入“区位熵”来反映石化产业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集中、集聚情况[8]；柴攀峰选取长三角城市群内22个城市的相关从业人员数量代入区位熵，对区域空间内相关要素的分布和相应行业的优劣情况进行了测度[9]；李海珍将区位熵作为静态的区域集聚指数[10]；王桂新等指出城市产业的集聚程度可以用经济密度与就业密度来表示；还可以在需要时选取产业集中指数和区域企业分布密度，来反映区域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的水平[11]。

可见，经济密度和就业密度指标可以简洁地反映一个城市的产业集聚程度；而更为常用的产业集聚指标是“区位熵”，衡量产业要素在区域的空间分布情况，并可通过一定的“规则”判断可以向外梯度转移和能够承接的转移产业。

（二）产业梯度系数与比较劳动生产率

基于区位熵，陈永国、马丽慧进一步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首次构造了产业梯度系数，指导城市之间通过产业的转移和互补实现整合、重组与优化[12]；李慧等应用产业梯度系数对泛长三角区域四省一市的产业差别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皖赣与江浙沪之间产业转移的可能与必要[13]；刘友金[14]、华德亚[15]、郎楠楠[16]则分别运用产业梯度系数工具对江西、长三角三省一市和中部六省进行了产业转移的实证和趋势分析。陈蕊又进一步考虑“资本”要素，用产业梯度系数对全国31个省市的26个行业绘制了区域梯度表，对国内产业转移提出了战略构想[17]；黄维芳则运用改进的产业梯度系数对大珠三角服务业的转移进行了研究[18]。比较劳动生产率通常反映的是城市相对于更大区域进行比较背景下劳动者的技术等综合素质，能客观反映一个产业当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代表了产业领域技术水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成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因。

（三）相关技术参数及计算公式

1.经济密度与就业密度

经济密度采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来表示；而就业密度则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来表示。

2.区位熵

“区位熵”是测定产业在一特定区域内的所占比重，再放到更大范围内进行考察，分析是否具有相对优势。如式（1）：

这里的i表示产业，共计有m个；而j则表示区域，共计有n个；参数X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为产业销售收入、企业从业人数、企业数量、总产值、产业增加值等。如选取产值，则产业区位熵就是指城市内某一产业产值在城市内的比重与城市所属的较大区域内同一产业产值在较大区域的比重之比。

如果区位熵LQ＞1，则表明该城市此产业具有集聚优势和较强的竞争力；如果LQ＜1，则说明该产业状态表现为劣势，竞争力比较薄弱；如果区位熵LQ＝1，则说明该产业正好处于均势状态。

3.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产业梯度系数

产业梯度系数可以用来测度一个城市某个产业在更大区域中所处的位置，主要受创新因子和市场因子两个要素的影响：创新因子反映本质原因，用比较劳动生产率表示；市场因子体现外在原因，就是专业化生产程度，用区位熵综合表示。而从产业发展的历史看，创新水平与市场占有程度通常都是起到乘数的作用；因此，产业梯度系数为区位熵与比较劳动生产率之积。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公式如式（2）所示：

它是一个部门产值与在此部门劳动者比重的比率，反映了1%劳动者创造的产值或收入的比重。客观反映劳动生产率高低状况的指标就是部门当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通常的经济规律是：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临界值为“1”，第一产业一般低于临界值，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则高于临界值。根据公式（2），较大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数值表明较高的产值与劳动力比值。如果某些产业要素导致了较低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那么这些要素可能会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向比较劳动生产率高的区域和产业进行转移。

鉴于此，产业梯度系数（IGC）的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4.动态产业集聚指数

相对于静态的区域集聚指数“区位熵”，动态的集聚指数是用产业在一时间段内的增长速度来构成，反映研究区域内某一产业在某段时间内集聚的速度，也体现出该产业发展的选择性方向，如式（4）：

式中的bij是研究对象时间段内（如一年）i产业在j地区的增长速度，而求和公式则是指产业在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于是从逻辑角度可得出以下几种情况：

再来看动态集聚指数的情况：

（3）如果Dij小于零，则说明考察期内的此产业i在地区j已经出现了向域外的扩散和转移；

（4）如果Dij介于零和1之间，则说明考察期内的此产业i在地区j与纵向时间维度上的前期相比，仍然有所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小于该产业在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也出现了向域外的相对扩散和转移。

（5）Dij大于零，则bij小于零；考察期内的此产业i已从地区j向域外进行扩散和转移；

（6）Dij小于零，则bij大于零；考察期内的此产业i仍在从域外向地区j继续转移和集聚。

以上分析和专家学者的研究，为判断某一区域的某种产业是否具备向域外进行产业转移趋势设立了标准，主要包括静态和动态产业集聚指数两个方面：如果静态集聚指数大于1而动态集聚指数小于1，则说明此产业在本区域内仍有较大的产业比重；但同时产业的增长速度已经出现放缓的迹象，产业也开始出现了向域外转移的趋势；但如果动态集聚指数小于0.8，则说明此产业在本区域内仍有增长速度，但与全国平均速度相比，已经显得很低，以致发出了这一产业出现向外转移、本地萎缩的明显态势；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低梯度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形成产业集聚的良好机遇。

三、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长株潭城市群在不同的研究语境有不同内涵，本文则聚焦长株潭城市群本身，即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并适度强化其首位城市长沙，而不细化到三城市下一行政层次的县、市。为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在空间维度上，选取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和苏州、珠三角城市群的广州和深圳作为对比标杆；在时间维度上，选取2005年和2014年两个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同时考察这近十年间的相应变化，以便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二）数据来源

包括国家及湘、沪、苏、粤四省的统计年鉴以及长沙、株洲、湘潭三个研究对象城市与广州、苏州和深圳等标杆城市的市级统计年鉴；也有来自国家及相关省市统计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一手数据，还包括一些来源于相应政府公报或相应专业网站的数据。

（三）相关指标参数的选取

在计算经济密度和就业密度时，“就业人员”指“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员、而“土地面积”指城市市区土地面积等。在具体表格中，分别简化采用“GDP”代表全国（地区）生产总值以及相关门类行业的增加值，以便计算区位熵；“就业人员”代表相应门类行业及全部的就业人员数据，用于计算比较劳动生产率以及进一步的产业梯度系数。

（四）相关行业门类

基于国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根据实际数据的获得性与支撑，最终测度、分析“区位熵”和“动态的产业集聚指数”时，选择了三次产业以及“工业”等8个行业门类。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聚焦三次产业，从经济密度、就业人口密度开始，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城市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四城市进行比较；再依序进行各指标测算和评价，从中分析现有产业集聚的程度和相关的优势产业以及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具备向外转移的产业；再结合部分的细分产业计算动态集聚指数，进而对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城市群的四座城市进行指标比较，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苏州两个城市与珠三角城市群的深圳、广州两个城市之间产业转移的差异性，进一步推演出长株潭城市群承接转移产业的优化路径。

（一）经济密度与就业密度

对长株潭三城市及四个对标城市，汇总户籍人口、就业人员、土地面积以及GDP等原始的相关数据，就可以计算相应的人口密度、就业密度和经济密度。

聚焦经济密度，在长株潭三市中，株洲和湘潭与长沙存在着明显差距，所以选择长株潭最强的长沙以及四个对标城市中体量相对较小的苏州进行比较：先看经济密度，长沙2005年为1508.9，2014年为6622.2；苏州2005年为4743.5，2014年为16211.4。再看就业密度，长沙2005年为303.7，2014年为389.8；苏州2005年为118.3，2014年为361.9。

由此可见，长株潭城市群在加速发展，但产业集聚程度不足，与东部沿海城市存在较大的发展梯度级差，且城市群内部三城市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同。

（二）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性特征

首先分析国内外投资的差异性。选取“进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经济外向依存度”三个指标来考察和评价长株潭城市群的外向开放程度，并与四个标杆城市进行比较；同时对三座城市“省外引资”（实际到位省外境内资金）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便有针对性地为产业集聚建议的提出提供实证基础。

其中，经济外向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区域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的重要宏观指标，是指区域的对外贸易总额在区域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这里的对外贸易总额通常选取进出口总额来代表。

通过对相应城市的国内投资以及外向性数据进行采集和计算，可见对长株潭城市群而言，其国内外投资以及来自东部沿海投资的区域差异性。

一方面，就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出口总额以及经济外向依存度这三个指标而言，长株潭城市群的三个城市较东部沿海四个城市数额小很多。首先看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指标，长株潭三座城市即使到了2014年，除了长沙达到了近40亿美元外，株洲、湘潭两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仍然不足10亿美元；而沿海发达四市2005年最低的深圳也几乎就是30亿美元了，2014年最高的上海更是高达181.66亿美元。其次看进出口总额，长株潭三市在2005年最高的长沙也仅26.83亿美元，株洲、湘潭则不足7亿美元；而东部四市2005年最低的广州也有534.75亿美元，上海、苏州、深圳则均超过了1400亿美元；2014年，长沙达到125.66亿美元，株洲、湘潭仍然是30亿美元不到；而沿海四市最低的广州仍然达到了1305.9亿美元，上海和深圳则分别达到了4666亿美元和4877亿美元。再者看经济外向依存度，长株潭三市一直在15%以下徘徊；而东部沿海四市除广州外，已经全部超过了100%，苏州和深圳甚至高达283%和299%。

另一方面，从长株潭三城市实际到位的省外境内资金、与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绝对和相对值比较来看，长株潭三市实际利用外资额明显低于相应的引进内资额，这说明长株潭城市群外向度较低；但这并未对其快速发展造成致命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内投资，这也正验证了戴荔珠指出的“内陆型”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模式。

现实数据也显示了这样的规律：在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的国内投资远大于国外直接投资；而国内投资，沿海发达地区是最主要渠道。2005年，湖南全省引进省外境内资金实际到位702.31亿元，其中来自“泛珠三角”地区的实际到位投资高达380.3亿元，占据全省实际到位内资总额的大半；而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实际投资为155.9亿元，占全省总额的22.2%。2014年，湖南全省引进省外境内资金实际到位3300.79亿元，其中来自“泛珠三角”地区的内资投资资金为1742.39亿元，占全省总额的52.8%；而来自“长三角”的实际投资为573.15亿元，占全省总额17.4%。再从投资产业看，湖南的产业结构也在引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优化。2014年，第一产业实际到位内资104.63亿元，比2013年增长5.8%；第二产业2128.02亿元，比2013年增长13.4%；第三产业1068.14亿元，比2013年增长17.6%。可见，外来资本最密集的投入在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也呈现出了投资增长最快的态势。

（三）区位熵与专业化系数

精细化分析产业集聚程度，本文采用最惯常的指标“区位熵”进行测度，定量地深入了解产业要素在区域的空间分布和产业的集聚程度，从而对产业向外梯度转移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承接能力进行判断和分析。

1.“区位熵”计算结果

根据各个相关城市和全国的原始数据，采用区位熵的定义和公式（1）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产业集聚度指标“区位熵”（见表 1）。

表1 长株潭城市群区位熵及对标比较

2.“区位熵”分析与评价

长株潭城市群三个城市区位熵大于1的全部都是第二产业；第一、第三产业的区位熵虽然大小不一、但都小于1，这说明长株潭三市在第二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具备承接东部沿海城市第二产业的实力和基础。

东部沿海四个发达城市最强项都是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相应的区位熵全部大于1；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区位熵则普遍极小；第二产业则形成两个层次：苏州和深圳占更高比例，苏州尤甚，是四个城市中唯一一个区位熵大于1的城市；深圳虽然没有大于1，但以0.99的高值达到临界值的边缘；上海和广州的区位熵都不到1，但已经达到了0.78以上，体现了相应的实力；这说明东部沿海城市的最强项是在服务业，而在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既具有较强的实力，也存在向域外转移的空间，甚至是明确的转移意愿和可能。

从三次产业的区位熵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长株潭三城市在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而东部沿海发达四城市最强项都集中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存在明确的转移可能，从而为长株潭产业集聚提供了空间。

（四）比较劳动生产率及产业梯度系数

1.比较劳动生产率

根据七个城市及相关的原始数据，代入公式（2）就可以得到长株潭城市群三城市与东部沿海四城市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见表2）。

表2 长株潭城市群比较劳动生产率及对比分析表

2.比较劳动生产率数据及评价

首先看长株潭城市群三个城市，仍然可以看到三市相比长沙市的强势特征；而三个城市在三次产业的比较上，都是第二产业数据最高，这显示了长株潭城市群在工业制造方面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期；对外区域而言，则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和产业制造能力，可以从发达地区承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业的转移。

再看东部沿海四个发达城市。一是深圳第一产业数据极高，这与深圳全面实现城镇化，几乎不再有农村相关统计的现状有关；二是在三次产业比较上，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的比较上，四座城市全部体现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强于第二产业的态势。这与长株潭城市群恰恰相反，也从一定角度说明了沿海发达城市的最强项和发展方向是更为高端的第三产业，则第二产业为向中西部转移留出了相应的驱动空间。

3.产业梯度系数

将区位熵与比较劳动生产率相乘，根据以上计算结果，得到七个城市三次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见表3）。

表3 长株潭城市群三次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与比较

从表3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长株潭城市群三个城市在三次产业的比较上，都是第二产业数据最高，具有较强的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而东部沿海四个发达城市，三次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全部一致地体现了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降序特征，更强烈地发出了第二产业存在产业转移空间的信号。

（五）动态产业集聚指数

将七个城市及相关的原始数据，代入公式（4）可以计算得到长株潭城市群三城市与东部沿海四城市的动态产业集聚指数；而产业部分则包括三次产业，以及有数据支撑的8个行业门类。本研究采用动态产业集聚指数，主要是关注东部沿海产业移出区域，即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四个样板城市。经过计算可见：广州和深圳的动态产业集聚指数分别为1.11和1.16，说明仍然快于全国平均增速，仍有扩张空间和需求；但是长三角的龙头上海和发达的次级中心苏州，他们的动态产业集聚指数却分别为0.61和0.89。不仅增速明显低于全国，甚至接近、或已经低过了专家学者们设定的0.8的临界值，说明工业在长三角的上海和苏州的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和向域外转移的趋势。

因此，长株潭城市群要抓住机遇向“东”看，主动对接中国第一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特别是其龙头城市上海和产业重镇苏州，迎接转移产业、强化产业集聚，在竞合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发挥和分享产业转移的最大效益，增强自身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长株潭城市群三个城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四个标杆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外投资的特征数据，循序渐进地通过经济密度、区位熵、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梯度系数等指标的测算和分析，揭示出长三角、珠三角对长株潭城市群产业转移的差异性。

1.长株潭城市群已经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发展质量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尤其是第二产业，虽然第一产业仍占一定比重，但第二产业的产业集聚度“区位熵”最高，增幅几乎是第一产业的两倍；跨区域进行比较，也达到了东部发达城市增长速度的两倍，甚至更高，这就为长株潭城市群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匹配的基础和吸引力。

2.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动力不同于主要受外资驱动的沿海地区，最主要的投资不是FDI而是省外的国内投资。而在国内的投资中，“泛珠三角”地区一直扮演着占据半壁江山的投资大户角色；而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实际投资通常只有四分之一左右；且不少投资来自浙江，并非上海。

3.对珠三角和长三角进行差异性比较，珠三角城市广州和深圳工业类别的动态产业集聚指数均大于1，仍然处于快于全国平均增速的扩张期间；而长三角城市上海和苏州工业类别的动态产业集聚指数均小于1，甚至低至0.61；可见，长三角城市上海和苏州存在更大的本地产业萎缩、积极向外转移的意愿和趋势。

（二）政策建议

1.继续做强、壮大自身综合实力。产业布局的转移和集聚，会天然地从高梯度向低梯度区域扩散，包括追逐在承接地的自然禀赋、配套条件和政府服务的更佳配置等。因此，长株潭城市群要更好地承接产业，就必须先提升自身实力、完善服务功能。由于城市联系通道对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发挥着非常积极的影响，因此，长株潭城市群也要借助湘沪高铁的开通，进一步改善对接长三角的交通体系。

2.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聚的重点和路径是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客观上，目前“泛珠三角”在投资湖南中发挥着较大作用，上海的投入比例较低。这应该与湖南、广东紧邻接壤、交通便捷有关，但现在已经明显地看到长三角城市上海和苏州存在的产业向外转移意愿和趋势，加之长三角具有比珠三角更大的产业体量，沪昆高铁等使上海与长株潭城市群的通达性大大提高，所以长株潭城市群要更多地瞄准上海。

3.长株潭城市群要积极拓展对接长三角，更为主动地承接包括上海、苏州等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上海是中国经济龙头，也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也存在大量的产业梯度和产业转移，发挥“雁行模式”的带领作用，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崛起于世界。因此，在同样产业资源的条件下，长株潭城市群面临直接的产业承接地的竞争，只有充分展示自身的实力和优势，主动对外拓展，才能更好地对接、承接上海和长三角的可转移产业，努力在长三角向内陆区域产业转移的大潮中赢得发展机遇和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