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产品多样化和国别多元化为基础，借鉴双重差分模型思路，本文对中国和沿线国家521915个二元边际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口增长效应，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客观价值性，“一带一路”倡议的确促进了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二是差异性。“一带一路”倡议更有利于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三是非对称性，“一带一路”倡议似乎更有利于“海上丝路”国家贸易增长的扩展边际，对“陆上丝路”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更有利;四是扩围建设的合理性，增加西欧和美洲等国家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明显促进所有国家出口增长。上述结论在控制经济规模、母国市场效应、实际汇率、结构转型、贸易成本、外部冲击、区域合作、语言沟通、地区和收入等级差异相关变量依然成立，且即便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限制控制组与对照组在总量和成本四个关键指标差异的配对样本中也较为稳健，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把握和处理。

关键词：一带一路;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4-0110-11

一、引言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的共商、共建、共享发展原则，引起了国内外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和实体企业经营者的广泛关注。客观来看，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五通+六路”提出以后，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相互贸易投资的拉动作用已经显现。比如贸易畅通上，2018年中国与沿线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3657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34.5%，其中，出口为46478亿元，进口为37179亿元，也分别比2015年增长T 21.9%和54.3%。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和新兴市场发起的新国际合作倡议，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领域也十分广泛，既有“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增长动态影响的研究，也有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1]，还有国内沿线省市的创新藕合与集聚、财政分权等的研究[2]。在中美经贸摩擦大背景下，同样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3]，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贸易强国的研究[4]。

具体到经济贸易合作领域，现有研究大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出口到沿线具体国别或地区的分析，比如对金砖五国[5]、非洲地区国家[6]的研究等。二是对具体贸易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农产品[7]、林产品[8]、水产品[9]、制造业中间品[10]和装备制造产品[11]等。三是对整体贸易格局的分析[12]。四是具体讨论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包括贸易的恐怖主义隔离作用[13]等。

应该说，上述文献对我们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是有关经贸合作的大量讨论为正确理解贸易畅通提供了众多新见解。只是在内容上，文献梳理的结果显示：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关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沿线国家贸易增长怎样？是以集约边际为主还是以扩展边际为主？“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对哪种边际的作用更大？“海上丝路”与“路上丝路”是否存在差异？倘若“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扩围建设是否更有利于世界贸易增长？等等新话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首先，笔者以老产品老市场、老产品新市场和新产品新市场测算二元边际的方法，对CEPII BALI数据库提供的中国与沿线国家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分解，测算各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其次，借鉴现有设定双重差分模型形式[14]，并加入控制变量进行经验分析。再次，考虑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出口规模、经济总量、地理距离和贸易自由度等可能存在差异，采取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15]，控制处理组与对照组可能存在的禀赋差异。最后，具体分析中，本文还分“一带一路”65国、“陆上丝路”29国、“海上丝路”36国、扩展“带路”34国以及中国同“带路”国家、“扩展带路”国家、全部国家等11个子样本组进行再检验，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之所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笔者认为，可以把“一带一路”倡议看成是一个“自然实验”[16]：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政策变动自然会影响到国际贸易的运行，没有参加或介人程度低的国家可以近似看成不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对照组（Control Group），参与程度高的国家可以看成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处理组（Treatment Group）o通过对比他们在政策前后出口增長二元边际的实际变化，应该可以得到该政策的实际净效应[17]。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或许有一些补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和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进行全面分析，而非单独考察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二是使用相对较新的数据实际测算沿线每个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虽处理工作量大，但应该能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三是细分“海上丝路”“路上丝路”“扩展国家”等多个样本组讨论贸易增长的源泉及其差异，可以较好地梳理现有“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对妥善处理未来发展中的细节问题或有帮助。

二、模型设计

（一）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我们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合视为处理组，将其他国家视为对照组，构造一个二元国家虚拟变量du，其中，du=1表示国家i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du=0表示国家i为其他国家。同时构造另一个二元时间虚拟变量dt，设定dt=1表示“一带一路”提出及其之后的时期，dt=0表示“一带一路”提出之前的时期。令y_i表示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或扩展边际，△y_i表示dt=1和dt=0两个时期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实际变化。如果国家i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则将其在两个时期内的实际二元边际变化记做△y_i1。同时，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某种方法“估算”出该国不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二元边际变化，即假定将该国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二元边际变化记作△y_i0，则国家i参加“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的二元边际“真实”变化（δ）可表示为：

δ=E（δ_i|du=1，dt=1）=E（△y_i1|du=1，dt=1）-E（△y_i0|du=1，dt=0）（1）

式（1）的估计难度在于E（△y_i0|du=1，dt=0）是不可观测的，因为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国家i要么参加了“一带一路”倡议，要么就没有参加，不可能出现“加入”的同时又“不加入”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借助双重差分模型的思路加以解决，即如果假定样本期内始终存在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则可以将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实际变化衍。看成是假定加入国家没有“加入”的替代值，即E（△y_i0|du=1，dt=0）=E（△y_i0|du=0，dt=0）。也就是：

只要将样本期内连续在“一带一路”倡议内的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视为处理组，将样本期内始终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视为对照组，式（2）中的系数s就可以看成该倡议的实际政策净效应。于是，我们设定以下的估计方程来测算沿线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实际变化δ：

lny_ij=α+βdu+γdt+δdu×dt+ε_it（3）

式（3）中虚拟变量du和dt的设置及其含义与上文相同，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当随机扰动项ε满足E （ε_it）=0时，对于du=1的处理组来说，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为E（lny_it1|du=1）=α+β+（γ+δ）dt，加入后为α+β+γ+δ，之前为α+β。因此，处理组国家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变化为△lny_it1=γ+δ。对照组du=0的国家来说，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为E（lny_it0|du=0）=α+γdt，同样前后变化可以记做△lny_it0=γ。由式（2）及其假定，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实际变化就可以表示为：δ=△lny_it1-△lny_it0=δ。

也就是说，式（3）交互项的估计系数8反映了国家i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对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真实影响：δ>0意味着处理组二元边际的增加程度大于对照组，即“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增加;相反，δ<0意味着处理组反而不利于对照组实际二元边际的增长。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依次换成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分别使用InIM_it和lnEM_it表示，带入式（3）后可以构成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基础双重差分模型：

比较式（4）和式（5）估计系数8的显著性、正负号、相对大小，就可以较为容易判断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更有利于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二）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模型

为比较“陆上丝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陆丝”）与“海上丝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海丝，）之间的差异，将式（4）和式（5）中的du细分为du₁和du₂，前者表示“陆丝”国家组，后者表示“海丝”国家组。同时，鉴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倡议、全球共享”发展理念，并没有限定哪些国家不能参与，我们继续将du细分为du₃和du₄，前者指包括11个主要西欧国家内在的亚欧大陆桥国家组，简记为“附加带上其他国家”;后者包括沿主要航道和海岸线的国家组，简记为“附加路上其他国家”（详见表1所示）。

这样，再把中国加在其中，还可以继续将样本期的全部国家划分为“中国”“带路”“中国+带路”“附带路”“中国+附带路”“带路+附带路”“中国+带路+附带路”这样七种类型，分别用du_i表示。加上前面的四种划分，检验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式（4）和式（5）可以表示为：

其中，i=1，2，3，4，5，6，7，8，9，10，11。综合借鉴经典引力模型方程和已有文献中给出的影响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相关因素，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在式（6）和式（7）中还加入了反映母国市场效应的相对经济規模（In（Y^h/Y^h））、目标市场需求能力的外国绝对经济规模（In（Y^f））、相对固定贸易成本（ln（free））、可变贸易成本（ln（τ））、PPP相对价格衡量的汇率变动（ln（P_f/P_h））、反映经济结构转型的农业劳动力相对大小（ln（L_h/L_f））、双边是否签订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经济合作（contig）、语言相通性（comlang）、外部经济冲击（shock）、所属地区和收入等级等控制变量纳入其中，并统一用cv_it表示。加入这些控制变量，一方面是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影响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于是，我们的最终模型设定为：

三、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被解释变量的测算与处理

本文选取集约边际（IM）和扩展边际（EM）为被解释变量。笔者借鉴项松林等[18]的研究方法，将出口产品多样化和国别多元化结合起来，使用老产品新市场（OPND）、新产品老市场（NPOD）和新产品新市场（NPND）作为衡量扩展边际的基础，而仅将老产品老市场（OPOD）界定为集约边际。所谓“老产品老市场”是指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继续出口到已经出口过的市场;“老产品新市场”是指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出口到以前没有出口过的市场;“新产品老市场”是指以前没有出口过的产品出口到已经出口过的市场;“新产品新市场”是指没有出口过的产品出口到以前没有出口的市场。

为确定一国出口结构中的新老产品身份，需要对其历年微观贸易产品进行比较。假定国家i在基期有产品。出口到国家jl且该产品在随后的时期t（t>0）内都向该国出口，则国家i出口到国家j的集约边际为：

同样，假定国家i在基期有产品d出口到国家x，且该产品在时期t以后出口到新国家i，即存在OPND_ijt^d（t>0，x≠j）>0，则该国向新国家j出口的累计老产品d为∑_dOPND_ijt^d。假定NPOD_ijt^d>0表示国家i在时期t向老市场国家j出口了新产品e，但该产品在基期并未实现出口，即NPOD_ijte=0，则该国向老市场j出口累计的新产品为∑_eNPOD_ijt^e。如果国家i在基期从未向国家j出口过任何产品，但在时期t有新产品f出口，则该国向新市场国家j出口累计的新产品f为∑_fNPND_ijt^f。将老产品新市场、新产品老市场和新产品新市场加总后，国家i出口到国家.1的扩展边际为：

CEPII BACI数据库给出了联合国贸易统计署统计的全部国家HS-6位码数据。我们以该数据库为基础，首先设定基期为1995年，通过对比1996年及以后每个国家i出口到任意对象国家J的HS-6位码同1995年的差别，以确定每种出口产品的老产品、新产品和消失产品身份，再进行加总就可以计算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由此可以得到521915个国家组二元边际数据。

由于有部分国家与少数国家在某些年份的零贸易现象，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取lnIM_it=ln（1+IMi_it）和lnEM_it=ln（1+EM_it）代入式（6）和式（7）。所有国家测算二元边际的基础数据均源自于CEPII BACI数据库。

（二）解释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取虚拟变量du_i和dt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按照表1的分类方法，我们设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其虚拟变量du_i（i=1，2，3，4，5，6，7，8，9，10，11）=1，否则为0。“一带一路”倡议初始提出时间是2013年，我们设定2013年及其以后年份的dt=1，其他为0。

（三）控制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

1.经济规模（ln（Y^f/Y^h）和ln（Y^f））

经济规模采用人均国民收入表示。全部样本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源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获取各国人均国民收入（Y^h、Y^f）后，按照成对国家组方法计算反映母国市场效应的相对经济规模（Y^f/Y^h），然后取其自然对数作为ln（Y^f/Y^h）和ln（Y^f）带入计量方程。其中，h为本国，f为外国。

2.实际汇率（ln（P^f/P^h））

先從IMF数据库中获取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使用计算成对货币汇率的方法，确定国家i和目标对象国家或地区j国家的实际汇率并取其自然对数ln （P^f/P^h）代入计量方程。

3.相对结构转型（ln（L^h/L^f））

因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阶段，有些国家甚至处于工业前中期，为衡量结构转型可能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我们先使用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经济结构转型（L"）变量，然后使用出口国i与进口国j的相对农业劳动力占比作为相对结构转型变量，并取自然对数ln（L^h/L^f）带入计量方程。各国农业劳动力、总人口数据源自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4.可变贸易成本（ln（τ））

可变贸易成本使用出口国i和进口国j首都之间的距离表示，并取自然对数ln（τ）带入式（6）和式（7），各国首都间距离原始数据源自CEPH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

5.固定贸易成本（ln（free））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固定贸易成本测度首先采用1995-2018年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涵盖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等九方面的l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评价得分表示[19]，然后对其取自然对数ln（free）带入计量方程。

6.其他控制变量

外部经济冲击（shock）。1995-2016年全球经济主要遭受到三次典型的外部冲击，分别为：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的世界经济温和衰退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用虚拟变量shock表示外部经济冲击，则1998年、2001年和2008年的shock=1，其他年份shock=0。

签订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经济合作（contig）。使用虚拟变量contig=1表示任意出口国i与进口国j签订了一体化协定，否则contig=0。contig的数据来源于The CEPII Gravity Dataset。

语言相通性（comlang）。Hutchinson[20]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出口国i和进口国j使用一种语言人数多，则双边贸易的交流信息成本下降，贸易量将增加，这也会作用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为衡量这种效应，笔者借鉴Lohmann[21]的方法，使用虚拟变量comlang=1表示贸易双方有至少9%的人口会说一种共同语言，否则comlang=0。数据也来源于The CEPII Gravity Dataset。

（三）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

可变贸易成本ln（τ）显著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符合经典贸易模型的分析结论。固定贸易成本ln（free）同样负向影响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反映出沿线国家自由度越高，固定贸易成本越小，越有利于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贸易成本反向影响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说明减少贸易成本有助于增加沿线国家的新老产品出口能力。

（四）实际汇率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

ln（P^f/P^h）表示数量标价法下的实际汇率，上升意味着本币升值，一般而言对出口增长具有消极影响，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同等条件下，如果本国和他国在既定第三方市场同时出口现有老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会减弱，由此带来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会减弱;但也正因为本币升值对现有市场既定产品出口有负面影响，对于那些瞄准国际市场的潜在微观生产出口主体来说，实际汇率上升一方面会让部门老产品出口企业“转战”新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部分低效率老产品出口企业设置的“国际市场进入门槛”被打破后，可以起到鼓励其他企业生产和研发新产品增加出口，老产品新市场、新产品老市场和新产品新市场或会增长。由此，我们预期ln（PI/P^h）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为负，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应该为正。

经验分析结果部分支持了笔者的结论。表3中，实际汇率负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基本成立（除中国组外），但在部分样本中并不显著，即表明汇率变动对出口增长具有复杂效应。与集约边际回归结果的复杂性不同，ln（P^f/P^h）影响扩展边际的作用几乎一致，全部为正（多数显著）的系数体现了贸易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一旦本币对特定国家升值，老产品企业会选择新市场出口，新产品企业看到进入壁垒降低会在合适时机选择进入市场。总之，样本期内本国货币的汇率变动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较为复杂，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为实现各国贸易的稳定增长和发展，一个理想的状态依然是各方均维持本币币值稳定，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市场主体对东道国货币贬值可能遭受汇率风险的担忧，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助推货币流通或资本流通的作用。

（五）其他控制变量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

外部经济冲击（shock）。所有样本组中，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系数多数显著为负说明外部冲击不利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一带一路”倡仪的价值意义：经济全球化下外部经济的巨大波动，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只有共商、共建、共享方能推进中国和沿线国家朝共同繁荣方向不断迈进。

签订了区域一体化协定的经济合作（contig）。contig均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表明通过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已经出口的老产品和尚未出口的新产品都有促进作用。因此，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各国保持相互良好的对外经贸关系，对企稳出口贸易增长极为有利。

语言相通性（comlang）。沿线国家集约边际（“带路”除外）和扩展边际（“中国+附带路”除外）估计结果中，comlang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本国与出口对象国之间说一种共同语言人数的增加，对出口增长有利。这也充分体现了文明互鉴的重要价值：语言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回家的贸易具有重要作用，语言相通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可以促进双边贸易。

（六）“一带一路”增加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净效应

尽管上述控制变量解释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都有合理性，但这些效应是否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或者说，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沿线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实际变化s是否具有明显作用，谁更受益？扩围建设是否有合理性？等等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毕竟如果8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则意味着即便不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相反，不参加就可能存在贸易增长方面的损失。我们需要重点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所在，倡议的确促进了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这是因为在“中国+带路”的总样本中，du×dt促进集约边际增长的显著作用8达到0.162，促进扩展边际增长的作用也达到0.081，并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是：面对境外部分媒体质疑，我们或许可以理直气壮地弘扬“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果，尤其是在贸易增长方面的贡献。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差异性。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是更有利于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而对中国则相反。这是因为从系数显著性和大小来看，不仅“中国+带路”样本中集约边际的净效应8 （0.162）大于扩展边际0.081），而且“带路”合在一起样本中集约边际的净效应达到0.296，并在5%的水平下显著，扩展边际的净效应达到0.039却不显著。与此不同，中国在样本期内，“一带一路”倡议带给中国集约边际扩张的净效应为0.836，低于扩展边际的0.940，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从而进一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更有利于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

再次，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具有非对称性，“一带一路”似乎更有利于“海上丝路”国家贸易增长。这是因为从集约边际看，虽然“带”上国家duxdt系数显著为正并大于“路”，但从扩展边际看，“带”国家duxdt系数不显著而“路”国家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全部样本中，“陆上丝路”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增长速度快于扩展边际。

最后，扩围建设有利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从集约边际看，将“一带一路”扩展到其他34个国家后，无论是加入中国还是不加入，或者是加入现有65个国家还是不加入，du×dt的系數都显著为正，说明扩围后倡议建设的政策净效应8是明显存在的。即便是扩展边际，扩展到其他34个国家后，du×dt的系数也都为正，表明扩围建设对新产品新市场的出口增长也有利。这种作用不言而喻，随着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增多，原本存在阻碍货物流动的各种障碍和“藩篱”将逐步减少，沿线任何国家进入其他国家市场销售本国产品更为容易，无论是已经出口的企业还是潜在出口的企业都可以发现更大商机，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也都会随之增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将沿线国家1995年以来的HS-6位码贸易数据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然后借鉴双重差分模型思路，对这521915个国家组样本进行倾向得分配比（PSM），并控制目标市场经济规模、母国市场效应、实际汇率、相对经济结构、可变贸易成本、固定贸易成本、外部经济冲击、签订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经济合作、语言相通性、地区和收入等级差异后，经验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作用。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贸易政策净效应具有客观价值性、差异性、非对称性、扩围建设的合理性。具体来说，通过PSM-DID模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客观价值性。对中国和沿线65国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确促进了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不参加就会存在贸易增长方面的损失。这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果，尤其是在贸易增长方面的贡献。

第二，差异性。样本期的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建设是更有利于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而对中国则相反。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总体不足，政策含义是：现有贸易畅通仍需持续推进，各方仍需要在“造出来”“走出去”“融进去”“请进来”中下足功夫。“造出来”，形成新产品;“走出去”，强化新产品交流互鉴，一方面发挥政府推动作用，让商品走出国门，另一方面发挥国际展览作用，把新商品带出去，让企业新产品“走进去”;“融进去”，通过“政府搭台，投资唱戏”，不断实现跨境投资自由有序流动，加快新商品的全方位传播;“请进来”，善于吸引外资，优化投资环境中“请进来”，有“请进来”滋养的生产创造才会更加健康强劲地“走出去”，扩大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

第三，非对称性。“一带一路”似乎更有利于“海上丝路”国家贸易增长的扩展边际，对“陆上丝路”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更有利。这必然要求采取差异化政策应对“海上航线”国家和“陆上交通线”国家的诉求差异。对于大都聚集在全球价值链之中的“海上丝路”国家而言，重点是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各国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要素禀赋差异，进一步放大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作用，实现贸易的共同繁荣。对于“陆上丝路”国家来说，促进贸易发展的重点任务应该是建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可以在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建议各方在沿陆上交通线、陆路口岸等共同出资建立保税港、保税区，逐步建立起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区域聚集，由此先发挥集约边际拉动出口增长的作用，再逐步过渡到扩展边际。

第四，扩围建设的合理性。将沿线65国又拓展了新的34国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明显促进所有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即便是扩展边际也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应该过度意识形态化，需要选择适当的战略，用变通的方式，求得最大公约数，尊重多样性、尊重商品交流、互鉴的规律性，潜移默化，久久为功。只要我们始终强调方案是中国的，智慧是国际的，受益是全世界的，就会创造出足够强大的政策包容性，各国就会在贸易上取长补短、增信释疑、共同繁荣，商品创新创造和国际交流活力将会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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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4.013

[引用格式]项松林.“一带一路”影响中国和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20，（4）：110-120.

收稿日期：2019-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一新贸易理论拓展模型视角下的中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研究”（15BJID86）;中央党校2015年度校级科研青年项目（思想库）“亚太自贸区：动因、障碍和对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多边合作研究”（18DV003）

作者簡介：项松林（1979-），男，安徽宜城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研究。E-mail：cupxs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