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积累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
2020-07-16方敏李梁
方敏 李梁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积累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Accumulation，SSA）发生变迁。SSA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本文将中国1953-2018年的SSA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1（1953-1964年）、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2（1964-1978年）、转型期的SSA阶段1（1978-2010年）和转型期的SSA阶段2（2010-2018年）。本文重点分析了转型期的SSA阶段1与阶段2的不同特点，以考察SSA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以及这种促进作用为何会减弱。本文的经验分析结论显示：（1）中国SSA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周期性;（2）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转型期的SSA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3）转型期的SSA阶段2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未来经济增长的延续有赖于形成新的促进增长的SSA。
关键词：社会积家结构（SSA）;经济增长;社会制度结构;经济长波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4-0003-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率于2007年达到14.2%的峰值，随后逐年下降，到2018年已降至6.6%。这一变化引发了大量有关经济增速下滑的讨论[1]-[6]。本文试图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加长期的分析视角，即SSA的长期演变影响长期的宏观绩效，并构成了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深层次原因。
SSA指的是维持资本积累顺利进行所需的一整套社会结构，其由Gordon提出并用来解释经济长波现象，Gordon[7]认为，适宜的SSA可以化解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促进积累与经济增长，而不适宜的SSA将阻碍积累与经济增长，由此产生了经济长波现象。与经济制度、经济机制等相对抽象的概念相比，SSA的概念更为具体和精确，它聚焦于对积累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的各种具体的制度结构，①包括若干核心制度及众多边缘制度，以此来分析特定时期影响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因素。①同时，通过将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SSA进行前后对比，可以理解该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前后关联。虽然SSA的具体内容很庞杂，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说，最核心的结构包括劳资关系结构、资本间关系结构、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国际经济关系结构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SSA的提出为理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存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差别，但是都需要一套制度体系来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也都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从基本经济制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利用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相应的，在分配制度上，不仅存在按劳分配关系，而且还存在按要素分配关系。不同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平等的市场主体，相互之间存在着为利润而竞争的关系。以上各种生产关系不仅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而且与西方国家进行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所建立的SSA具有一定的共性。其次，从SSA自身的特点来讲，SSA的变化可能出现在所有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不发生根本调整的情况下。单纯由于技术和资源禀赋等生产力因素发展引起的劳动方式变化，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具体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增速的加速与放缓，就是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之一。
图1显示了1953-2018年中国GDP年增长率，图2显示了1953-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放缓时期的GDP年增长率。由图1可知：（1）改革开放前也有过快速的经济增长;（2）GDP增速的波动在改革开放前非常剧烈，在改革开放后相对温和;（3）2010年以来的GDP增速下降，与新中国历史上其他增速下降期相比要温和得多。由图2可知：（1）多数GDP增速下降时期仍属高速增长时期;（2）尽管2010-2018年的年增长率低于2007-2010年，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这种下降是一种长期趋势，②因而唱衰中国经济的“崩溃论”并无依据。
二、SSA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SSA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过程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将SSA所涵盖的社会制度与其他制度区分开的外界条件是这些制度是否会直接影响资本积累过程。对于最典型的产业资本而言，实现资本积累的条件是必须经过购买、生产、售卖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进而进行资本积累。在购买阶段，使用货币资本购买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生产阶段，将生产要素结合并生产商品;在售卖阶段，出售商品以获得更多货币资本。资本积累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三个阶段紧密衔接，但三个阶段必须在稳定的SSA下才能进行。如生产要素的购买要求有可交易的市场，而商品的售卖则要求购买群体具有相应支付能力。因此，资本积累过程必须在稳定的SSA下才能长期自我维持。这些制度结构包括可靠的劳动市场（以确保企业家通过便捷可靠的途径找到工人）、制度化的劳动管理过程（以确保工人尽可能地努力工作）、获得消费资料市场的各种途径（涉及一定的信用与交通运输制度）等。一套维持资本积累的稳定的SSA就是由各个具体制度结构紧密交织而成的，存在于购买、生产、售卖的各个环节，对资本积累起到保障作用。
一旦SSA变迁，对积累的促进作用也会发生变化。SSA的变迁过程可分为相对稳定期与快速变化期。在相对稳定期，积累过程顺利进行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旧的SSA分化瓦解与新的SSA形成期，由于围绕积累三个阶段的制度条件无法全部得到保障，引起积累遇阻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而资本积累又受SSA变化的影响，因而经济增速的变动最终要受到SSA变化的影响。
由于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的SSA与西方国家的SSA相比存在很大差异，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资本的属性不同。马艳等[8]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要是私有资本，即无限追求价值增值的资本，而中国占主体的是公有资本，其本质是借助资本积累发展公有制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其次，积累的目标不同。甘梅霞和麦克唐纳[9]将资本积累分为两种类型，即以个体资本家的积累为目标和以社会整体的积累为目标。西方國家的资本积累模式属于第一种，而中国的资本积累模式属于第二种。最后，积累的主体不同。西方国家积累的主体是私人资本家，而中国资本积累的主体在改革开放前以国家为唯一主体，改革开放后积累主体中企业与个人的比重攀升，但国家积累仍占一定比重。
除这些差异之外，资本积累也存在普遍性的规律。首先，任何国家，无论其社会性质如何，要实现经济增长都要进行资本积累[9]。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各阶段都在进行资本积累，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的快速工业化战略及改革开放后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目的都是不断提高积累效率与速度，以解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间的矛盾。尽管改革开放前后积累的主体与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积累过程在各阶段延续，成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经济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其次，资本积累都需要依靠制度和体制的支撑，SSA作为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一整套相互协调的社会制度结构，其相对稳定与快速变化的过程决定了资本积累的不同历史阶段，这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在把握资本积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辨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运用SSA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從结构意义上考察SSA的变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需要深入分析中国SSA在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此时关注更多的是特殊性。本文划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SSA阶段，分析了导致1953-1958年、1978-2010年快速增长与1970-1978年、2010-2018年增速下滑的SSA，目的即在于分析这种特殊性从而考察1953-2018年不同历史时期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结构性逻辑。另一方面，从总量意义上考察SSA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则应更多关注普遍性。本文以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利润率为解释变量，以不同SSA作为虚拟变量构建计量模型，旨在验证SSA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周期性是否存在普遍规律。
三、1953-2018年SSA的阶段划分
作为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一整套相互协调的社会制度结构，SSA往往与积累的不同历史阶段高度相关;反之，积累的不同历史阶段同时也代表了不同的SSA。为了找出SSA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证据，本文为1953-2018年不同阶段的SSA作了时间上的划分。这种划分是根据GDP增速的变化作出的，划分结果与制度变迁及结构转型的年份基本吻合。借鉴科茨等[10]在划分美国历史上SSA时间节点时采用的原则：（1）对时间节点的划分应考虑短周期，以避免周期性因素影响，方法是从短周期的峰顶年份中选择SSA的边界，如图1所示，1953-2018年共有12个完整的短周期;（2）若将SSA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称为阶段1，将SSA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化的时期称为阶段2，则从阶段1到阶段2的临界年份应依据经济绩效变差的时间来确定。基于上述原则，本文将1953-2018年SSA各阶段划分如下：（1）1953-1964年为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1;（2）1964-1978年为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2;（3）1978-2010年为转型期的SSA阶段一：（4）2010-2018年为转型期的SSA阶段2。
这种划分还考虑到了一些更加具体的因素。1953年是可获得中国GDP数据的最早年份，2018是研究截止年份。其余年份均为图1中较短周期的峰顶年份。1958-1970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殊时期。1958年GDP增速高达21.31%，但随后骤降，1961年为-27.32%。经历了1963-1966年的快速增长后（1964年达到峰值18.24%），1967-1968年再次跌为负值，这种剧烈波动主要源于严重的自然灾害与政治动乱。由于1964年既是短周期的峰顶年份，也是1958-1970年间两个特殊短周期的分界点，因而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1与阶段2应以1964年为界。①1978年则既是短周期的峰顶年份，也是公认的制度转折与结构调整年份，因而将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前SSA与转型期的SSA分界点。而新SSA的起点究竟在2007年还是2010年有些模糊，笔者将其定在2010年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尽管GDP增速下滑趋势始于2007年，但直到2010年以后才趋于明朗，直观地看，2007-2010年GDP增速与前一时期更接近，比后一时期高;（2）目前公认2012年以后为新常态时期，2010年与2012年更为接近。为保持短周期的完整性，1964年、1978年、2010年等临界年份既被归入前一阶段，也被归入后一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GDP增长率的周期性变化。如图3所示，四个阶段GDP增长率呈现出高→中高→高→中高的周期性变动趋势。传统SSA理论认为，SSA的变迁会引发经济在长期增长与长期停滞之间的交替，一套SSA阶段2意味着SSA本身的剧烈变化，不仅SSA无法继续促进增长，而且往往伴随着增长停滞与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如此。但在中国SSA阶段2，尽管GDP增长率下滑，却并未造成增长停滞与经济危机。如1970-1978年GDP增速比1953-1958年低约4%，且该时期的制度结构常被视为阻碍增长的典型，但实际上该时期的平均GDP增速仍高达7.41%，远远谈不上停滞。2010-2018年的经济增速下滑，也与停滞相去甚远。对比同期的美国，可以深刻地认识这一点。美国经济在1973-1979年深陷“滞胀”危机，GDP增长率仅有2.97%，而在次贷危机后的2007-2015年，GDP增长率则仅有1.19%[10]。本文把这种GDP增长率在长期上升与长期下降之间的周期性变动的原因归结为SSA变迁。1953-1958年、1978-2010年两个时期的SSA促进积累，而1970-1978年、2010-2018年两个时期的SSA对积累的促进作用减弱，这是长期GDP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四、对长期GDP增长率周期性变动的SSA解释
运用SSA分析经济增长过程，关键是要把握SSA主要矛盾的转化。SSA具体内容很庞杂，但大体上包括几大核心结构，它们虽不能覆盖SSA的全部细节，但是足以将不同时期的SSA相区别。通过1953-2018年不同时期SSA核心结构的分析，可以把握不同SSA的主要特点。
（一）改革开放前的SSA
1953-1964年为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1。1953年是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是一五计划（1953-1957年）的开端。尽管公有制尚未占据主体，但国营成分已有相当大比重[11]。该时期是新SSA形成与发展时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标志着新的SSA初步建立。从核心的制度结构来看，该时期SSA最显著的特点包括：人口总量开始增加、①公有制经济显著上升、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平等劳动关系确立、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建立。②在上述SSA下，新中国利用国家力量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结合起来，通过大规模投资，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开始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12]。从图1中可以看出，除1960-1962年出现经济倒退外，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1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1964-1978年为改革開放前的SSA阶段2。该阶段SSA的主要特点包括：人口快速增长但少儿抚养比较高、③公有制经济中集体成分上升、分散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13]等。在该时期，低龄化的人口结构尚未转变为人口红利，而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分工效益与规模效应逐渐耗竭，其内部矛盾（如忽视市场规律、政企权责不明、体制僵化、平均主义分配等）则日益凸显。这导致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SSA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削弱。大量文献所描述的“改革开放前制度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作用”指的正是这一时期。从图1中可以看出，排除1958-1970年的特殊时期，1970-1978年的GDP增速明显低于1953-1958年的GDP增速。
（二）转型期的SSA
1978-2010年与2010-2018年分别为转型期的SSA阶段1与阶段2。在阶段1，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瓦解而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从而开启了快速增长的引擎。该时期GDP平均增速略低于1953-1958年，但持续时间长达三十多年，从而使中国经济体量迅猛增长。但在阶段2，所有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势能已基本耗尽，而内生的重大技术突破尚未形成，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转型期的SSA阶段1与阶段2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制度结构，以探析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与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次原因。
表1从人口结构、积累主体、劳动关系、政府经济角色、积累的中介、国际经济关系等六个方面考察了转型期的SSA的主要特点。这六个方面虽不能覆盖SSA的全部特点，但足以将不同时期的SSA相区别。同时为理解阶段1何以持续如此之久，即1978-2010年的SSA为何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将其进一步分为1978-1992年与1992-2010年两个阶段。
通过三个时期SSA的对比可以发现，1978-201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与2010-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皆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由诸多制度结构多元决定。上述核心制度结构紧密联系形成整套SSA，这些核心制度结构的变迁带动整体SSA的变迁，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转型期的SSA阶段1包括1978-1992年与1992-2010年两个时期。1978-1992年为转型期的SSA形成时期。在该时期，制度结构的变化打破了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提升了经济活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发展释放势能。可见，SSA的有利变迁启动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1992-2010年则为转型期的SSA的成熟时期。在该时期，六大核心结构与1978-1992年相比有更深入的发展，继续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两个时期相比，1978-1992年SSA的突出特点是所有制改革与政府放松管制，1992-2010年SSA的突出特点则是城镇化进程与政府在经济中的积极角色，这些特点相继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口红利在两个时期均发挥重要作用。总之，1978-2010年中国SSA的变迁是整体有效的，这大致给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持续时期如此之久的原因。
但2010-2018年中国SSA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1）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增长更加依赖消费与投资，企业被迫提高投资数量与效率，进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2）所有制变迁红利消退，市场竞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3）通讯技术的普及节省了劳动者就业、工作、消费的成本，催生了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4）城镇化动能耗竭，投资机会转向城市间与城市内人员流动及其引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5）政府更加注重发展的均衡性，但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日益增加的政府债务限制;（6）金融产业的迅速发展为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提供润滑剂，但也带来不稳定因素，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7）出口增速放缓且外部风险增加，积累了一定技术与资本的企业开始“走出去”。
可见，2010年以后的SSA展现出与1978-2010年截然不同的特征，该阶段可视为转型期的SSA逐渐瓦解与新SSA形成的时期。在该阶段，由于经济主体力量对比反转，通过所有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势能已耗尽，但激烈的竞争成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劳动力适龄人口减少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劳动者收入提高促进了消费;尽管赤字增加，但政府为保持均衡发展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外部风险增加，但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仍在开辟新的市场。根据SSA理论，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不断冲击瓦解原有SSA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SSA。总体而言，尽管转型期的SSA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日趋耗竭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以及SSA自身的快速变动，但SSA自身的变迁表明中国已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这将意味着粗放的高速增长将被更加温和的高质量增长所取代。体量增速的放缓与结构优化的加速正是近年来中国GDP增长率下滑的根本原因。
五、数据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为了验证以上判断，即中国SSA在阶段1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在阶段2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减弱，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t为年份，ROGt为t期GDP增长率。而GQt1、GQt2、ZXt2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1、改革开放前的SSA阶段2、转型期的SSA阶段2。为保持短周期的完整性，将临界年份（1978年、2010年）的数值取两次，分别归入前一时期与后一时期。由于剔除了1959-1969年的数据，因而各虚拟变量取值所代表的年份如下：（1）GQt1=1对应1953-1958年，GQt1=0对应1970-2018年;（2）GQt2=1对应1970-1978年，GQt2=0对应1953-1958年或1978-2018年;（3）ZXt2=1对应2010-2018年，ZXt2=0对应1953-2010年。转型期的SSA阶段1（1978-2010年）为对照组。μt为随机误差项。根据虚拟变量设置规则，若定性变量有m个类别，应引入m-1个虚拟变量。式（1）有4个类别，应引入3个虚拟变量ˇγ0、γ1、γ2、γ3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则分别代表中国SSA的四个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为验证SSA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周期性，需检验“γ1显著大于γ2”与“γ0显著大于γ3”的假定。
但上述模型不足以捕捉SSA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经济主体对利润率的追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SSA的变化则通过影响利润率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为了捕捉SSA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引入利润率与代表SSA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为了捕捉GDP增长率对利润率的相应变化，引入利润率与代表SSA的虚拟变量以及代表SSA阶段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t为年份，ROG，为t期GDP增长率，ROP，为t期平均利润率。GQ，为改革开放前的SSA虚拟变量，GQt=1对应1953-1978年，GQt=0对应1978-2018年。GQt2为改革开放前SSA阶段2虚拟变量，GQt2=1对应1970-1978年，GQt2=0对应1953-1958年或1978-2018年。ZXt2为转型期的SSA阶段2虚拟变量，ZXt2=1对应2010-2018年，ZXt2=0对应1953-2010年。εt为随机误差项。这些参数测量了不同SSA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SSA下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当GQt=0且ZXt2=0时，对应1978-2010年，这一SSA为对照组。α1为改革开放前SSA与转型期的SSA的截距差，用于捕捉改革开放前后不同SSA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水平效应。β1为1978-2010年SSA下利潤率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β2为改革开放前后不同SSA下利润率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的差异。β3为改革开放前SSA的阶段1与阶段2的利润率边际贡献的差异。β4为转型期的SSA阶段1与阶段2的利润率边际贡献的差异。在不同SSA下，资本积累（利润率）对增长的边际贡献，如式（3）所示：
由于剔除了1959-1969年，因而GQt=1且GQt2=0代表1953-1958年，该SSA下利润率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为β1+β2;GQt=1且GQt2=1代表1970-1978年，该SSA下偏效应为β1+β2+β3;GQt=0且ZXt2=0代表1978-2010年，该SSA下偏效应为β1;GQt=0且ZXt2=1代表2010-2018年，该SSA下偏效应为β1+β4。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汇总
本文的GDP增长率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选取1953一一2018年的逐年GDP指数（上年=100），减去1即得1953-2018年GDP增长率数据。为得到1953-2018年的平均利润率数据，我们做了如下工作：首先，从文献中读取1956-2014年利润率。借鉴齐昊[4]计算的中国1956-2014年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使用Getdata Graph Digitizer 2.25软件将总利润率的图像读取出来。其次，构造2015-2018年利润率的替代数据，令x=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计算2013-2018年的x值。令2013年总利润率/2013年x值=n1，2014年总利润率/2014年x值=n2，令n=（n1+n2）/2，再以2015-2018年的x值均乘以n得到2015-2018年利润率替代数据。即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率的变动趋势来替代总利润率的变动趋势。最后，计算1953-1955年利润率的替代数据。笔者查阅到1953-1957年国民收入中积累率数据[11]，令1956年总利润率/1956年国民收入中积累率=m1，1957年总利润率/1957年国民收入中积累率=m2，令m=（m1+m2）/2，再以1953-1955年的国民收入中积累率均乘以m得到的1953-1955年利润率替代数据。这样做的原因在于，1953年后中国为发展工业，绝大多数利润被用于积累，因此，国民收入中积累率的变动可大致反映总利润率的变动趋势，乘以n与m是为了消除不同方法带来的数据估值差异。1953-2018年的GDP增长率与利润率统计汇总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1）1958-1970年GDP增长率与利润率的标准差远高于其他时期，说明数据波动过于剧烈，在计量分析中应予剔除;（2）阶段1的GDP增长率与利润率均高于阶段2，说明不同SSA的阶段1对积累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高于阶段2;（3）两个阶段1相比，改革开放前SSA阶段1的GDP增长率与利润率更高，但转型期的SSA阶段1持续时间更久;（4）从全部时期看，GDP增长率与利润率的方差有缩小的趋势，说明中国经济的稳定性逐渐增强;（5）一个额外发现是，长期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
（三）回归结果
式（1）的回归结果显示，γ0、γ1、γ2、γ3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10.02、1.35、-2.60、-2.22。其显著性水平分别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t=15.01）、不显著（t=0.79）、在5%水平上显著（t=-1.81）、在10%水平上显著（t=-1.54）。γ1=γ2的原假定在10%的水平上显著（F=3.83），而γ0=γ3的原假定在1%的水平上显著（F=43.82），因而均被拒绝。根据式（1）的回归结果，GQt1与常数项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而GQt2与ZXt2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均显著，意味着无论改革开放前SSA还是转型期的SSA，阶段1均促进经济增长而阶段2均不促进经济增长。而γ1=γ2与γ0=γ3的原假设被拒绝，也说明阶段1与阶段2的GDP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即阶段1的GDP增长率显著高于阶段2，这说明SSA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周期性。
式（2）的回归结果显示，α0、α1、β1、β2、β3、β4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4.72、-23.64、0.17、0.53、0.02、-0.06。其显著性水平分别为，不显著（t=1.10）、在1%的水平上显著（t=-2.90）、不显著（t=1.23）、在5%的水平上显著（t=2.49）、不显著（t=0.30）、不显著（t=-1.26）。根据式（2）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GQt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表明与改革开放前SSA相比，转型期的SSA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2）ROPt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在转型期的SSA阶段1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不明显，可见，该时期的经济增长更多源自经济结构变迁;（3）GQt×ROPt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与转型期的SSA相比，改革开放前SSA背景下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4）GQt×GQt2×ROPt系数估计值为正但不显著，意味着改革开放前SSA阶段2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略高于阶段1，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5）（1-GQt）×ZXt2×ROPt系數估计值为负且不显著，意味着转型期的SSA阶段2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略低于阶段1，但这种差异也不显著。
已知不同时期SSA背景下利润率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分别为：1953-1958年为β1+β2，1970-1978年为β1+β2+β3，1978-2010年为β1，2010-2018年为β1+β4。根据式（2）的回归结果，可计算不同SSA下偏效应的数值，并以“该偏效应为。”为原假设计算其显著性，可得：（1）在改革开放前SSA的阶段1，利润率对GDP增长率偏效应估计值为0.70，高度显著（F=19.20）;（2）在改革开放前SSA的阶段2，利润率对GDP增长率偏效应估计值为0.71，高度显著（F=14.44）;（3）在转型期的SSA的阶段1，利润率对GDP增长率偏效应估计值为0.17，不显著（F=1.52）;（4）在转型期的 SSA的阶段2，利润率对GDP增长率偏效应估计值为0.11，不显著（F=0.51）。因此，在改革开放前SSA的两个阶段，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都非常显著，而转型期的SSA的两个阶段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则都不显著。说明改革开放以后，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大幅降低，经济增长更多源自制度变迁与规模效应，而不是利润率的增加。而转型期的SSA阶段2与阶段1相比，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更低，也更不显著。
综合上述计量结果，本文得到下述结论：（1）SSA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确具有周期性，阶段1促进作用更强，阶段2促进作用减弱;（2）改革开放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3）对全部时期而言，利润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趋微弱。
六、结论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由此引发了大量有关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有的着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有的着重分析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等因素的作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视角和方法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为此找到一个能够联系深层次生产关系与经济增长过程的中间层次范畴。笔者认为，SSA能够满足这种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SSA必须不断变革。当旧的SSA不再满足经济增长所需的环境与条件时，SSA本身必须发生有利的变迁，才能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创造机遇。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的基础上，SSA发生了有效的变迁，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结构性支持。本文的分析表明，SSA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化确实产生了周期性的影响。1953-1958年、1978-2010年的高速增长和1970-1978年、2010-2018年的增速放缓都可以归结为SSA发生的变迁。具体来讲，人口结构、积累主体、劳动关系、政府经济角色、积累的中介和国际经济关系等SSA核心结构的变化既是1978-1992年、1992-201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后存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