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2020-07-16蓝庆新黄婧涵

财经问题研究 2020年4期

蓝庆新黄婧涵

摘要：作为一项复杂和系统的全球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了诸多方面，其中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已经逐渐引起国际关注，成为发展共识。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客观、科学地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评价范式，从而对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别化策略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经济总童、产业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禀赋、环境压力和环境响应指标，尝试构建绿色“一带一路”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亚、东欧等国家绿色发展水平较高，而中南半岛、南亚、西亚北非和原独联体等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严重的区城差异，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绿色发展水平。

关键词：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水平;因子分析;指标评价

中图分类号：F11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4-0121-08

一、问题的提出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经济社会高效和谐可持续发展，推动能源结构转型、推进绿色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倡导向低碳、循环、生态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不断丰富其内容，适应全球发展新形势，不断提出绿色“一带一路”主张，获得了诸多国家的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25日给“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愿同相关国家一道，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綢之路、和平丝绸之路，造福相关国家和人民。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从此提到发展议程上来，并逐渐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2017年4月26日，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绿色“一带一路”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组织保障，成为绿色“一带一路”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019年中国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明确提出，将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绿色“一带一路”和数字“一带一路”成为重要强调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言中强调要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与成果清单中，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保护、生态保护等绿色发展的内容篇幅颇多，推进绿色“一带一路”逐渐成为国际共识。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国际共识，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迅速升温，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环境要素的分布特征及风险评定。Dong等[1]、李明亮等[2]与唐金荣等[3]重点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及生态环境要素，如水、耕地、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的分布格局和特征，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资源环境要素的安全治理给予充分重视，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和路径。此外，Tracy等[4]与徐鹤等[5]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环境要素，进行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综合风险评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新政策范式对环境风险的规避。（2）“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徐海燕[6]重点关注了铁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如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水和耕地资源破坏等。（3）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徐新良等[7]与丁金光和张超[8]研究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气候变化特征，特别是气温、降水等变化导致的极端自然灾害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孟凡鑫等[9]与徐如浓和吴玉鸣[10]重点关注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因素CO₂，包括CO₂排放特征、影响因素等，分析CO₂排放对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沿线各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此外，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如Tracy等[4]的研究无视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妖魔化“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实现中国的“污染转移”。（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的研究。王小腾等[11]、齐绍洲和徐佳[12]与葛鹏飞等[13]分要素分析了金融发展、贸易开放和创新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高赢和冯宗宪[14]开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低碳发展效率的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部分学者开始涉及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如王建事[15]基于绿色增长、绿色福利和绿色财富指标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郭兆晖等[16]基于低碳效率、能耗效率、低碳社会和低碳引导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低碳竞争力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选取的评价指标相关性过大，在构建全面系统的指标体系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笔者认为，绿色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应符合绿色发展的系统内涵，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多个国家，其经济发展总量、结构和质量等状况各异，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必须建立起尽可能全面的指标体系。因此，本文基于数据指标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拟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对沿线42个国家（数据齐全）的绿色发展能力进行客观评价，全面比较不同国家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为提高绿色治理水平和绿色国际合作水平，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目标提供重要抓手，并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可持续性执行提供政策参考。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多个国家，其内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对其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涉及面广，蕴含的信息量大，涵盖经济增长、资源状况和环境治理等多方面要素。本文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特点，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择经济总量、产业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禀赋、环境压力和环境响应这6个一级指标，据此设计23个二级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指标涵盖了有关绿色增长的核心要素，如表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内容涉及众多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统计系统还很不完善，历史数据缺失。本文尽可能多地搜集“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上述23个指标的最新数据（2016年）。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统计年鉴2017》《国际统计年鉴2017》《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7》。

（二）评价方法

目前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专家评分法等主观评价法和五种客观评价法。客观评价法具体如下：（1）模糊综合评价法，该方法有利于解决指标判断的不确定性问题，但对指标权重矢量的确定主观性较强。（2）AHP评价法，该方法包含主观的逻辑判断和分析，但应用该方法时所选要素、要素定义或要素间的关系等问题会影响AHP评估的结果。（3）熵权法，该方法注重利用原始数据信息，相对于主观赋值法客观性更强，但缺乏各指标间的横向比较，各指标的权数依赖于原始样本，在应用上受到限制。（4）聚类分析法，该方法结论形式直观简明，但受制于样本量，而且不能进行横向比较。（5）因子分析法，该方法用较少的复合指标来代替原来较多的指标，可有效解决指標间的信息重叠问题，并简化指标体系结构，且具有较好的客观性，难点在于变量降维与主成分的解释。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区域的发展水平评价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利用尽可能多的指标进行绿色发展评价研究更不多见。总体而言，因子分析法通过建立从高维空间到低维空间的线性映射，保持样本点在高维空间中的某些结构，利用公共维度构造综合评价函数来处理指标间信息，是较为客观的用于多个体样本点评估与比较研究的主流统计方法，较以上几种评价方法具有更好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

（三）因子分析

运用因子分析法应首先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与无量纲化处理，然后利用降维思想把大量指标转化成少数主成分，便于对各个样本进行评价。

1.适用性检验

对选取的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KMO值为0.653，Bartlet球形度检验的χ²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1%，较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2.特征值与累计贡献率

在表2中，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大于1的前五个成分对方差解释的累计百分比为77.134%，可以充分反映所选样本综合信息。因此，提取这前五个成分分别作为第一主成分F₁、第二主成分F₂、第三主成分F₃、第四主成分F5。

3.主成分分析

表3是旋转后各成分的载荷值表，反映了各成分对原始变量的影响。

第一主成分F₁主要用于解释X₈、X₁₀、X₁₁、X₁₆、X₁₇和X₁₉。其中，X₈、X₁₀和X₁₁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反映经济增长的绿化度。X₁₆、X₁₇和X₁₉是环境压力指标，反映各国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环境污染情况。因此，第一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绿色化水平。

第二主成分F₂主要用于解释X₁、X₂、X₃和X₁₈。其中，X₁、X₂和X₃是经济总量指标，反映的是经济发达程度，X₁₈是环境压力指标，反映各国人均PM2.5污染情况。因此，第二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是绿色增长的经济基础。

第三主成分F₃主要用于解释X₄、X₅、X₆和X₉，其中，X₄、X₅和X₆是产业发展指标，反映的是产业要素生产率。X9是经济可持续指标，反映各国单位GDP耗水量。因此，第三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效率。

第四主成分F₄主要用于解释X₇、X₂₀、X₂₁和X₂₃。其中，X₇是产业发展指标，反映的是产业结构清洁化程度。X₂₀、X₂₁和X₂₃是环境响应指标，反映的是政府对环保设施和环境治理的投入程度。因此，第四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结构的绿色化程度和政府对绿色发展的主要支持力度。

第五主成分F₅主要用于解释X₁₂、 X₁₃、X₁₄、X₁₅和X₂₂。其中，X₁₂、X₁₃、X₁₄和X₁₅是资源禀赋指标，反映各国自然禀赋的丰裕度和资源能源的占有情况。X₂₂是环境响应指标，反映各国网络普及度。因此，第五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承载力情况和绿色发展的潜力。

四、评价模型构建与分析

因子评分以各因子解释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数计算各国的综合得分F，据此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具体如下：

F=λ₁F₁+λ₂F₂+λ₃F₃+λ₄F₄+λ₅F₅（1）

将5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归一化得到λ值，即有λ₁=0.269，λ₂=0.199，λ₃=0.194，λ₄=0.175和λ₅=0.162，以此為权重得出：

F=0.269F₁+0.199F₂+0.194F₃+0.175F₄+0.162F₅（2）

其中，F₁、F₂、F₃、F₄和F₅按照表4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的主成分负荷来计算。

按照表4具体数值展开的F₁-F₅公式如下：

根据式（2）—式（7）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F，并根据得分结果由高到低排序，具体排序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的东亚、东欧等国家绿色发展水平较高，位于东亚的新加坡、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以及位于东欧的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波兰、拉脱维亚、希腊、克罗地亚和捷克等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排名位居前巧位，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且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其产业结构已实现或正在实现转型升级，产业多以服务业为主，生态环境良好。埃及、格鲁吉亚、越南、亚美尼亚、约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伊朗、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中南半岛、南亚、西亚北非和原独联体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排名较低，这些国家往往资源丰富但是技术水平较低，工业化程度较低，其经济增长长期依靠资源的开发和投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明显，能源利用效率低，各类污染物排放量较高，生态破坏严重。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区域差异性明显。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等均有分布，各国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度等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并且各国的经济产业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森林、淡水、能源等资源环境分布与生态承载力相对差异较大。此外，“一带一路”沿线人口基数大，伴随工业化进程污染排放压力各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环保水平也差异较大，从而导致生态环境压力与绿色发展水平分布的区域差异性明显。

第三，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环境压力有较强的关联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的第一影响因子主要分布在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碳排放、清洁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人均CO₂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及人均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等指标，表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各国面临的环境压力是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在经济绿色度评价因子排名较为靠前的新加坡、以色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希腊等东亚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基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清洁生产和生态园区模式广泛实施，环保水平较高。而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分排名位居第三位的中国，第一主成分的排名仍旧较低，产业结构还主要呈现出高碳、高能、高污的特征，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数据指标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充分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数据库系统，参考各国统计年鉴，构建了包含经济总量、产业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禀赋、环境压力和环境响应六个方面的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具体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排序对比。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的东亚、东欧等国家绿色发展水平较高，而中南半岛、南亚、西亚北非和原独联体等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性明显，大部分区域尤其是中亚、西亚、南亚等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较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压力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将中国绿色发展新理念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经验传播到沿线国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共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面临许多相似的环境挑战，同时中国在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又积累了许多绿色发展的宝贵经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专门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在此背景下，通过开展“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工作向沿线区域提供绿色公共产品，使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成为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及绿色发展理念走出去的关键。同时，中国的环境治理水平还较差，需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汲取经验，如向以色列引进生态产业、水资源节约、污水处理等先进经验，引进新加坡等国花园城市、海绵城市等发展理念和模式。

第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提供资金融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技术水平落后，工业化程度较低。建议中国与沿线国家多方筹措资金，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共同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并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致力于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绿色发展问题，为各国绿色技术开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和升级提供融资支持，为生态薄弱国家提供环保援助。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一带一路”沿线的中西亚、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大，是“一带一路”推进中应重点关注的区域。但该区域多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资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协调体系不发达，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应是能源结构的调整，从长远来看，需要资本投资和技术发展。中国作为全球的能源装备生产与应用大国，应将自身产业优势与“一带一路”主要能源资源生产国家构建新能源体系的需求相结合，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输出绿色能源技术，并结合各国具体因素，探索可再生能源投資项目。例如，水电项目可在老挝、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开展，EPC电力项目可在非洲国家开展，帮助“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建立绿色能源体系和节能型电力传输体系。

第四，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其历史和现实根源，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多为人类活动密集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要解决环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应从国际间跨界污染物转移、环保法规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角度人手，加强国与国之间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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