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海

2020年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并影响全国。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阻击疫情，谱写了人类抗击恶性传染病的新篇章。

恶性传染病自古有之，天花即是其一。天花是由病毒感染所致的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急性危重出疹性疾病，中医称为“痘疹”。明清时期，痘疹造成婴幼儿甚至青少年大量死亡，其猖獗令人谈之色变。乾隆年间，和邦额在《夜谭随录》中描述：“自是小儿多患痘疹，百无一生。”可以说，那时候养儿育女的家庭，没有哪家不会遭遇痘疹，曾国藩家族也不例外。

《曾国藩年谱》载：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乡里天行痘症大作，公季妹及子桢第皆染痘殇。“天行痘”是天花的另一种称呼，曾国藩的满妹和儿子又是怎样染上天花去世的呢？我们可以从《曾国藩日记》中寻找答案。

这年新春，新科进士曾国藩在年前乞假回家，由于“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荣耀归乡的他在新年伊始，便开始用日记记录自己的生活。翻开曾国藩日记，其开篇便是：“初一日，家居，季洪弟受风寒。”

季洪弟即曾国藩五兄弟中最幼者曾国葆，年前刚满10岁。由于天花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吸入或直接接触而传染，初期症状会表现为寒颤、高热、乏力、头痛、四肢及腰背部酸痛，三至五天后患者的额部、面颊、腕、臂、躯干和下肢会出现红色斑疹，故起初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伤风受寒，未料是感染了天花病毒，初四日曾国葆出现了皮疹，曾国藩日记中谓之“季洪弟自来痘”，乃这个春节曾氏家族的第一例感染者。曾国葆病情发展如何，又是如何治疗的，曾国藩日记其后没有记载。但按明太医院医官龚信所著《古今医鉴》之“发热三朝决生死例”，痘疹“发热时，身无大热，腹痛腰不痛，过三日后才生红点，坚硬碍手者，勿药有生，所谓吉证”，曾国葆為大年初一发热、三日后现痘，可以判定是轻症患者，容易痊愈。

由于天花病毒传染性极强，旧时民谚也有称：“生娃只一半，出花才算全。”既然曾国葆染病，家里其余幼童也难以逃脱感染。可能是出于对国葆“出花”的乐观评估，根据曾国藩日记，笔者推测曾家清医者对九弟曾国荃（字沅甫，号叔淳）、满妹及桢第（曾国藩长子）实施了“人痘接种”。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

家中种痘者，满妹痘不好，甚危急;叔淳弟初发现，尚好;儿子未发热。夜着刘一、王荆七走刘冠群家，请医弟、妹。

所谓“种痘”，即为“人痘接种术”，这是古人按照以毒攻毒的治疗思路，通过接种天花患者的痘疹泡浆、痘痂等，期待出一次轻微天花而获得终生免疫。种痘方法很多，我们无从得知曾氏家族采取的是哪种方法，但“人痘接种术”本质上是将被动感染变为主动感染，依然具有相当的危险性。种痘后，除了满妹“痘不好，甚危急”，儿子桢第也非常不乐观。正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日记：

昨夜儿子发热，本日现痘不甚多。发热必三日始现痘为佳，兹仅发热一夜，非吉报也。

家中种痘后的“光景不好”，事关三位骨肉至亲，曾国藩痛心牵挂，几次延后赴友人朱尧阶家，全心陪护。虽经极力医治，但满妹、儿子病情依然持续恶化，曾国藩“心知不可救药，犹冀幸万一”。正月二十九日辰刻，满妹死，临死之前“遍呼家中人”，却“独不呼桢第”，“知其危也”。第二日上午，桢第亦亡。不幸中万幸的是，九弟曾国荃种痘后虽也有“甚危”之时，却总算是熬过这一关，“痘渐落痂”。

两日内痛失满妹与儿子，给曾国藩带来的不仅仅是失去骨肉至亲的悲伤，还让他对“死神的忠实帮凶”天花病毒有了高度的戒备。身为京官的曾国藩很快就关注到了“牛痘接种术”这一新生事物，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二十七日，他在禀祖父书中写道：

曾孙兄妹二人体甚好，四月二十三日已种牛痘。牛痘万无一失，系广东京官设局济活贫家婴儿，不取一钱。兹附回种法一张，敬呈慈览。湘潭、长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乡间无人知之。

曾国藩向祖父禀报，3岁的曾纪泽和仅5个多月的曾纪静都已接种牛痘。为免家中长辈担心悲剧重演，他还特地说明，牛痘“万无一失”，并随信附回牛痘接种方法。

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1749-1823）发现挤奶女工感染牛痘后不染天花，尝试用牛痘疱浆替代人痘获得成功。与人痘接种术相比，牛痘接种术毒性更低、效果更稳定，嘉庆十年（1805）传人中国后很快普及各地。担任顺天府尹的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望颜在北京南海会馆设立“京都牛痘局”，免费接种牛痘，“以此为济世之举”。

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再次向祖父禀报：“曾孙兄妹二人种痘后，现花极佳，男种六颗出五颗，女种四颗出三颗，并皆清吉。”此后，次女曾纪耀、三女曾纪琛、四女曾纪纯出生，曾国藩依然为她们接种了牛痘。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月十八日，曾国藩告知父母：“一男四女，痘后都好。”

或许是因为戎马倥偬，无暇顾及，曾国藩也有百密一疏，次子曾纪鸿出生后没有及时接种牛痘。同治六年（1867），20岁的曾纪鸿携娇妻幼子与母兄返湘住老家富厚堂新宅，自己随侍父亲身边。三月十四日，在金陵城里一心备考的曾纪鸿突然发病。

曾纪鸿生病，曾国藩虽然焦虑，却以为只是因考试用心太过，而“体弱生疾”。十九日，曾纪鸿“遍身疹子发得极满”，请医诊断，方知“乃天花痘喜也”。曾国藩闻之尤为忧灼，深悔前四日半用药“无一不误”，旋请痘科老医生刘蔚堂前来治疗。傍夕，又择净室敬奉痘神，亲自沐浴拈香行礼。是夜，忧心忡忡的曾国藩夜不成寐，下半夜竞披衣“至其窗下潜听”，曾纪鸿“气息尚匀”，方得慰怀。

二十日，曾纪鸿之痘“甚险”，甚至饮食不进，药水难入。曾国藩不仅闭门谢客，一贯勤于政事的他在核批公文时都是草草了事，“余则绕室彷徨”。好在医者精湛，治疗得当，曾纪鸿病情大有转机。二十二日，曾氏幕僚、书友莫友芝问曾纪鸿病情，答“可无虑也”。二十八日，曾国藩日记载：

是日，鸿儿痘症平顺如常。食粥四次，凡二十碗，燕窝比昨日减一次，未服人参，换以洋参，肉汤、鸭汤均能食其精者，痘痂亦落十之一二。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秸助，一则刘叟之老练精慎，叶亭之劳苦维持，均难得也。

曾纪鸿体质较弱，加之没有及时对症下药，痊愈过程缓慢，至四月初十日，“将满一月而面痂尚有一半未脱”。五月十六日，应曾国藩之邀在金陵书局校勘书籍的张文虎人督署办事，他看到的曾纪鸿“痘后满面胡麻矣”。此“胡麻”即天花发病痊愈后留下的瘢痕，俗称“麻斑”，清朝十二帝中侥幸从天花魔爪下捡回性命的康熙和咸丰，也是麻子脸。

儿子曾纪鸿罹患天花，一向稳重的曾国藩也是惶恐失措。自三月十四日发病至四月十二日能够下床坐谈，从曾氏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每天对曾纪鸿的饮食起居无不仔细关注。其舐犊情深固然令人动容，但之前满妹、长子因痘而殇，却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曾国藩平日笃信祖父不信巫道之教，当儿子经此痘患无恙之时，也是无比感恩“痘神祐助”。四月初八日，曾国藩作祭文“四言三十二句”，以金陵之俗礼送痘神。还于祝文中许以两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永无痘灾”。九月庙成，曾国藩撰联：

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曾纪鸿患病之时，正是江南战乱之后，为了便于炖人参、燕窝给他进补身体，身边的戈什哈（侍从护卫）打造了一把银壶，费银八两多。曾国藩得知深为愧悔，在日记中痛骂一番：“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除了反思为“鸿儿痘症用钱太多”，曾国藩还检讨自己为儿子的操心费力远过于对父母的关爱，恐遭“薄孝厚慈”讥评。

作为传统封建士大夫的曾国藩，对病疫的认知固然有其蒙昧迷信的一面，但他对病疫始终保持恭敬谨慎的态度，对于今人看待疫情、处理危机，还是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当面对亲人为疫病侵袭时，无论是他归功“痘神祐助”的蒙昧，还是“用钱太多”的自省，皆是源自他内心的家庭担当，还有情感上对待亲人那种无法脱离世俗的脉脉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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