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席卷中国古老而凋敝的乡村大地，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挟裹进这场历史风潮。在这场以复兴农村入手，意在建设整个中国社会的运动中，乡村建设者做了哪些有益探索与实践？对当时的中国乡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何最终不能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与建设方案竞出。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无疑是其中最为亮眼的社会运动之一。彼时，民主共和的光芒尚未照及乡村便仓促消散，接踵而至的军阀政治将原本生产颓败、文化落后的农村进一步拖入破产境地。动荡的政治秩序，频繁的战乱，横行的匪患，频发的水旱灾害，加上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下的帝国主义的剥削，本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坠入深渊，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挣扎于生死一线。在“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观念刺激下，士绅、军阀等地方实力派，忧国忧民的社会精英，甚至国民政府纷纷展开了“救济乡村”的思考与尝试……

阎锡山：“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

这是1930年的美国《时代》杂志中的记述。其时，距阎锡山全面主政山西已过去20多年。

1917年9月，阎锡山多方运作，终于赶走各方势力，以督军兼省长的身份独揽山西军政大权，做起了名副其实的“山西土皇帝”。为经营好自己的独立王国，纾解民困，阎锡山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白固”的政策。随后在“三不二要主义”（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原则下，开始了系统而全面的山西村制改革。

阎锡山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词之一便是“用民政治”，即主张把人人的聪明才力全用上，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以实现强省富民的目的。

在阎锡山看来，“用民政治”的核心在于教育。为训诫教育民众，他亲自编写了通俗读物《人民须知》。这份有着纲领性质的读物明确要求：“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打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

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山西省署设贫民学校七处，使贫民免费入学。针对农村入学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实行强迫教育。山西省内普通小学校于是逐年增加，国民教育普及率最高时达70%以上。

教育经费从何而来？阎锡山规定，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等，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筹款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为提高政绩，各级官吏自掏腰包者不在少数，如1919年9月22日《山西日报》报道：灵石枣岭村村长胡文治，捐洋30元创办女子国民学校，其媳刘女士充任教员，纯尽义务。此种报道在当时比比皆是。山西兴办教育之风由此蔚然。

在“用民政治”框架下，1917年，阎锡山开始在山西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后又增“三事”（种棉、造林、畜牧）。随后，阎锡山成立“六政考核处”，又组建政治实察所，委任政治实察员分赴各县调查，以免各县知事空文搪塞。“六政三事”于是在山西境内热火朝天地推行起来。

平心而论，“六政三事”政策可圈可点之处不少，但许多措施实际落地情况却与规划相去甚远。时人邢振基曾作总结：剪发完全奏效，天足、水利、种树、蚕桑次之，禁烟又次之;三事则种棉最好，造林次之，牲畜又次之。原因之一，便是阎锡山自己反省的：“我心所注重的六政三事，共是九件，但是要办的，皆是治标的办法，尚非根本上的解决。”原因之二是执行手段上操之过急，一味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如利用集会、唱戲等人员较集中时，进行突击性剪辫，对继续给女儿缠足的母亲罚做苦工等，如此简单粗暴的操作，难免引起民间反感。加上时常以罚代法，受罚者很多因交不起罚款或倾家荡产，或死于看守所，如此一来，便引发了民众强烈的逆反心理。如凡抓到吸大烟、赌博者，轻则罚苦役，重则投入大牢，为逃避罪责，许多烟民在家人的庇护下，或由明转暗，或利用迁居等方式逃避查戒。可见再好的措施不能被民众接受便很难推行。1919年8月，阎锡山在给学生们讲话时，亦承认其政治“多不见谅于人民”，“我为图富强，人民总疑惑是为抽税征兵”……

阎锡山还对当时山西省内混乱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整顿，极力推行“村本政治”，搭建民主框架，实行村民自治。村制改革使原本千疮百孔的基层行政体系得以改善，也使其统治更加严密有效。如当时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发了个电报，不到三天，该犯就被查获。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得意。

但这并不代表阎锡山的村民自治实验是成功的，其“民主”“自治”也不过是假象。以村长选举为例，虽然阎锡山一再告诫在选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但同时他又规定了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则须有500块银元以上。如此，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最终还是落入地主、富农手里，因此也不能很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且由于相关监督机制不完善，村长、村副等在村里享有的最高权力，往往成为其腐败的道具。如1920年《山西日报》载：徐沟县庄子村村长阎耀元任村长后，“每年每亩摊派甚巨，恣意挥霍”，“人民负担无力，愁苦之声，喧溢里巷”。而设置的村禁约（阎锡山称之为村宪法）更是成为村长、警佐等发财的门路，所收违约罚款往往被相关执行者中饱私囊。为“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而特设的息讼会，也由于未能避开豪强操纵，不仅无法实现为百姓申冤的初衷，反而成为官吏勒索的工具，被戏称为“稀松会”。而设置的九级行政体系一下增加村政官员达10倍之多，徒增百姓负担，也使解决问题的环节更加繁复，正如百姓讽刺的：“头上顶的九重天，千查万问永没完。”

凡此种种，使得阎锡山的宏伟蓝图最终沦为空中楼阁，其半生苦心经营只换来一句喟叹：“我辈从前终日汗劳，真可谓白费力三字。”

梁漱溟：“創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在广东，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1987年，梁漱溟在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时如是说，可见他对自己献身“事功”经历的珍重。

梁漱溟早年潜心佛学，有出世之愿，然而不忍“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于是怀着悯人救世之心，苦研中国文化，希望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办法。最终他得出结论：乡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大根源地，要把真力量从乡村酝酿出来，就必须进行乡村建设，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

1931年春，梁漱溟在历经广东乡村实验、河南村治学院的挫折之后，“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来到山东邹平县城。作为“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自然而然地将复兴乡村的理想寄托在了儒家文化之上。而邹平乡村建设，便是他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乡村的生动实践。

初到邹平，梁漱溟第一件事便是组建乡村建设研究院，制定相关方针政策的同时，培训乡建骨干。邹平县作为乡村建设实验区，就在研究院直接领导下运作。据曾在研究院训练部当过学员的刘溥斋回忆：自训练部结业后，“1933年春天，我和几个同学在长山县东社村办民众学校。那时招了不少农民学员，小的l7岁，大的30多岁。我们的任务是给他们讲课，讲乡建理论、道德修养、农业科学知识、养殖等。学员不交学费，农忙时放学，农闲时上学，学时、人员不定”。

梁漱溟将中国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旧的社会组织已崩溃，而新的组织仍未建立，因而乡村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网，即乡学、村学。乡学、村学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新型团体组织，一乡一村的所有人等均被包容在内。学董是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众学董组成学董会，其最富德望者为学长，是乡农学校的领导;教员是聘请的先生，多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或训练部的毕业生，亦即“乡村运动者”，其职责不仅是教学，还负有推进社会工作的责任。学众就是一村或一乡中的男女老少一切人等，在梁漱溟看来，他们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是让乡村力量显露出来的最关键力量。

至于办学方式，据原邹平实验县县长徐树人记述：“村学中成立四个部，儿童编人小学部，等于初小，为升学仍按原规定办;中年以下妇女编人妇女部，只搞副业生产，如手工编织之类;成年农民编入成年部（这是主要的）;比较有知识的青年编人高级部。”

当时身为学众之一的李代长多年后仍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此前各处虽建有学校，但村里穷人的孩子却无力承担学费，为解决失学儿童扫盲问题，各乡学找来“小先生”，设立“共学处”。“共学处，真是好，你去学，我来教，大家共学真是好。共学处，真方便，不费那功夫不花钱.大家快来把书念。”此类歌谣传唱一时。

乡建工作者还设立了成人教育特别班（后改名“自新习艺所”），对村里犯错误但是够不上判刑的吸毒、赌博、小偷小摸、游手好闲之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培训劳动技艺。

在乡学、村学的鼓励下，当时还成立了一些类似乡村改进会和忠义社的道德协会，在清除缠足、抽鸦片、早婚、求神拜佛等鄙风陋俗，传扬新风尚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乡学、村学的建立和开展活动，给乡村带来了新的风貌。“秋后场院门一关，每天天不明，青年、联庄会员集合列队，满街跑步，喊口号，共学处在街头、巷口上课、唱歌。晚上，村里锣鼓敲起来，通知村民上夜校，学校里学生上晚自习、开会。到晚上9点，俺们才睡觉。”亲历者李慎庆如是回忆。

如果说村学、乡学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组织依托，乡村规约便是其精神支撑。与阎锡山不同，梁漱溟强调真正意义上的乡约是农民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运动”，应该以礼俗代替法律，通过引导，使之成为群众的自愿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强调“团体组织，科学技术”8个字，主张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其具体呈现便是合作社。当时成立了以储蓄和贷款为主的信用合作社、协调粮食供应以防饥荒的庄仓信用合作社、主要购买社员生产及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煤炭）的购买合作社，以及机织合作社、林业合作社、蜂蜜合作社、蚕业合作社等。对于社员们的农产，采取科学指导、统一收购出售等形式。这种发展乡村产业，既富脑袋，又富口袋的理念，使民众颇为受益。

梁漱溟乡村建设体系之丰富、推行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让他成为乡村建设当之无愧的领袖。然而其邹平的实验“首尾不满8年”，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便戛然而止。其实，即便没有战争干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蓝图也未必能实现。正如梁漱溟自己在1936年10月一次以《我们的两大难处》为题的讲话中反省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可谓一语中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白始至终是在军阀韩复榘支持下进行的，同时也客观上成为韩复榘军阀割据的工具——恰到好处地满足了韩复榘在山东强硬取缔国民党，对抗农民运动的行为，也为韩复榘培养了大批官吏。梁漱溟“寓兵于农，守望相助”的民团，实际效果也是壮大了韩复榘的军事力量，后来日军发动对山东的攻势，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弃守济南，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独立旅旅长孙则让在菏泽搜罗了四千多人枪，随着韩复榘逃跑，愤怒的民众捣毁了乡学，多名参与乡村建设的工作人员被杀。

至于“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曾言：“我们自以为我们的T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之所以不被欢迎，是因为其乡村建设试验理念虽变，人事依旧。比如乡学、村学的权力，仍掌控在旧势力之手。诸如耀里乡“学长”李北辰“强霸族田三十亩，诱霸族长某人的全部家产，无理判案害死佃户孙光铣，勾结武装欺骗群众”之类现象在当时也不可能得到改善。甚至在新的光鲜的理念包装下，盘剥反而变本加厉。以至梁漱溟1981年谈及于此仍耿耿于怀：“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南陶北晏”：欲化农民，先农民化

“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郭沫若曾如是盛赞陶行知（1891-1946）。陶行知以“甘當骆驼”的精神三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地投身平民教育，当为世人敬仰，而他在江苏晓庄的以教育改造乡村的实验，更是值得记人史册，

1926年，陶行知提出“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并逐渐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系统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

1927年，陶行知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其报考资格明显异于传统的师范学校：“初中高中大学末一年半程度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之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得投考。倘有志兴办乡村小学者，为预储师资起见选择合格学生，保送来校投考，尤所欢迎。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考试科目则为：农务或土木工操作一日;智慧测验;常识测验;作文一篇;五分钟演说。学校则作如下准备工作：田园200亩供学生耕种，荒山10里供学生造林，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做，种菜、烧饭、修建茅屋都需学生自己动手。各科教师皆称指导员，他们指导学生教学做，以此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陶行知自己则脱下西装，穿上草鞋，带领全校师生亲自耕种、烧饭，深入民间调查。

自己动手的理念在晓庄师范处处都有体现。如学校礼堂便有个奇特的名字：犁宫，其大门口则贴着陶行知写的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晓庄师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范学校，而是“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如当时农村休闲生活贫乏，农忙结束，有人便赌博、抽大烟，陶行知便指导晓庄附近农民开办了中心茶园。陶行知还为茶园写下三副诙谐的白话对联：“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咕咕谈心”“多谢你来帮忙;少了我也不行”“为农民教育之枢纽;是乡村社会的中心”。中心茶园象棋、围棋、乐器、沙袋、乒乓球等多种文体用具皆备，还有通俗图书、画报可阅。晓庄师范的师生还每天定时轮流去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深为人们喜爱。如此一来，中心茶园便不动声色地成了移风易俗的枢纽。

不仅如此，诸如修路、打井、建立卫生服务体系等社会事务，开办石印厂、织袜厂，成立合作社等经济事务，以及指导耕种、灭蝗等农业事务，甚至维持社会治安，都由学校来主持。如当时周边匪患严重，陶行知便利用其与冯玉祥的关系，弄到一批枪支弹药，并请来一个军官作为军事教练训练学生，组建了一个联村自卫团，陶行知自任团长，与当地警察局和驻军合作保卫晓庄。

晓庄学校在短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斐然成效，也引来各界名流参观。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晓庄师生参加反对英日军舰侵入长江、支援T厂工人反帝国主义罢工游行示威等活动，1930年4月，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武力封闭。

而在此时，与陶行知并称“南陶北晏”的晏阳初（1890-1990，曾担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将事业推广到菲律宾、泰国和非洲，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1943年与爱因斯坦等一道被国际学术界选举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在河北定县的实验正风生水起。“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唤醒旧邦人，大家齐做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这首《平教同志歌》唱出了晏阳初的乡建“乌托邦”。

1926年，晏阳初怀揣平民教育理想，毅然携年轻的妻子许雅丽及襁褓中的孩子离开北京，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怀着“要教化农民，必须自己先农民化”的理念，晏阳初穿粗布大褂，住漏雨的茅草房子，粗茶淡饭，起早摸黑，一干就是8年。其间，他不仅身体力行，还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倡导和感召了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纷纷舍弃城市中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挈子来到偏远简陋的乡村开展乡建实验，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一时间，约500位知识分子聚集定县，其中60多位是留洋博士、教授。

与当时流行的“救济农村”理念不同，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要立足于“民族再造”。如何实现“民族再造”？经过调查研究，晏阳初等得出结论：农村的问题是千头万绪。其中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即“所谓愚、贫、弱、私”。晏阳初和他的“博士团”开出药方：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这四种教育是“联环进行”的。

首先着手的是文艺教育，分文学教育和艺术教育两个层面。文学教育上，平教会精编教材，搜取农村日常使用次数较多的字，编成字表、词表，同时推广注音字，利用农民早上或晚上的休息时间，以及冬季的农闲，举办免费的识字班;编辑平民读物，以传播知识，并为农民抒发意见提供园地。艺术教育上，则深入民间采集刊行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秧歌、鼓词、歌谣，及民间实用绘画资料，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艺术形式传递知识，教化民众。最初，农民对平教会心存疑虑：是不是叫我读书识字后，拉我去当兵送死？又认为“照相”会把自己的灵魂照走，疑心动员他们去上平民学校有照相的危险，故一见平教会人员便敬而远之。后来慢慢廓清事实，才打消疑虑。但农民参加平民学校的积极性并不太高，其原因正如一句白话诗所说的：“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平教会同仁因此明确：识字教育之外，尤应普及改良农产的工作，增加农民收入，使他们得饱食。生计教育由是展开。

生计教育包括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建立合作组织制度，举办实验农场，引进和改良品种等。这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创造：挑选表证农家进行载种和改良试验，经过表证后认为是确有成效的改良品种，再由表证农家负责对一般农家进行指导和推广。到1936年，定县已有300表证农家。如牛村村民刘玉田，1930年结束生计学校的表证农家训练后，开始对小麦选种进行试验。经过几年努力，他试验出了一种产量高、受病害少的麦种。随后他将自己的田地划出八分，将此麦种与其他试验过的小麦分八种区别种植、表证，任人参观。又把此麦种分种在各地，成果同样极好，中央农业实验所经过化验后认证这是华北小麦珍贵品种，并定名为“定县刘玉田号”。平教会在推广优良品种上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如中国土鸡一年只能下68个蛋，平教会便引入美国的来杭鸡与本地鸡杂交，新品种鸡一年可下168个蛋，很快得到普及。

农产增加后，另一困难又摆在面前，即乡间高利贷的盘剥。农民没有积蓄，每到播种时，须以高利贷买种子或小猪仔、鸡仔，待收获时再还本，如此則要承受高达45%的利息，农民甚至不等收获，就被迫“卖青苗”偿还高利贷。平教会于是组织农民经营信用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

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每到收获时节，粮食商人便故意压低谷麦价格，农民为偿付贷款，不得不忍痛出售，终年辛苦所得被剥削殆尽。平教会因此又组织运销合作社，避开粮商压榨。

就在平教会认为农民劳作有奔头时，却发现多数农民都是一日工作四五个小时。调查后得知，原来他们患有肠道寄生虫病，导致身体虚弱，无力承受长时间的劳作。于是，公共卫生计划被列入平教会工作之中。

平教会的卫生教育，包括建立医疗组织、培养民众的卫生习惯，进行预防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教育，提高民众身体素质。如指导农民修建井盖，适时消毒灭菌，以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训练助产士，替代旧产婆;在各乡派保健员带着药箱为人们治病等。

进一步的工作便是公民教育：一方面教育民众团结凝聚力，“开发中国大众民族团结”，如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时，驾驶汽车投江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胡阿毛即被选人平教会编写的公民教育读本;另一方面进行自治研究实验，指导民众自己管理村内事务。

晏阳初将这四大教育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进行推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参观定县后写道：“我发现了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并没什么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与陶行知、晏阳初等知识分子精英一样投入以教育改造农村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的还有民众教育家高阳（创建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及无锡实验区）、黄炎培（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江苏徐公桥实验区）等。他们的实验在具体细节和思路上多有相似。

卢作孚：“乡村现代化”的大梦

就在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实验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不得不憾然收场时，实业家卢作孚（1893-1952）以北碚（今重庆北碚区）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1927年，卢作孚来到土匪横行的重庆北碚担任峡防局局长。凭借手中武装和新建学生军，卢作孚重建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长达20多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希图“将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

与其他乡村建设将重点放在教育上不同，有着实业家底色的卢作孚明确提出了“建设应以经济为中心”，主张走“乡村现代化”之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煤产，可以由土法开采进而机器开采;为了运煤可以建筑铁路;为了煤的用途可以产生炼焦厂;用低温蒸馏可以产生普通用焦，电厂用的瓦斯，各种油类及其他副产品;两个山脉的石灰岩石，山上山下的黄泥，加以低廉的煤炭，可以设立水泥厂;为了一个山脉产竹长亘百余里，可以设立造纸厂;为了许多矿业、工业、交通事业的需要，可以成立电厂;如果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生产事业，可以形成一个生产区域。”

卢作孚认为峡区乡村建设“第一是吸引新的经济事业”，为此，他积极“招商引资”。一时间，峡区煤球厂、造冰厂、玻璃厂、火柴厂、炼焦厂等工厂林立。特别是抗战期间，在卢作孚的积极促成下，先后有30多家企业从江苏、上海、河南、湖北等省迁至峡区。工业的大发展改变了峡区单一的农业人口结构。在抗战时，仅煤业员工就达2万多人，占当时北碚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想富，先修路”，卢作孚于是利用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发展航运事业，先后开通了合川一北碚的嘉陵江三峡航线，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实现了峡区与外界的联通。

在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卢作孚力图“把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部分推广到农村”，走乡村城市化之路。在卢作孚的推动下，图书馆、博物馆、医院、报社、银行、公园等一系列城市该有的场所渐次建立。1944年，一家外国报刊见此，不由载文惊呼北碚是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

卢作孚认为，要达到现代化目的，人的学习和训练至关重要，因此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与其他乡村教育理念不同的是，卢作孚努力从思想上文化上增进乡村民众的现代化观念，为此开展了四个运动：“第一是现代生活的运动”，使民众获得国内外科学文化等新知识和现代化生活常识。为让偏僻闭塞之地的乡民迅速认识现代生活，他让峡区所有工厂、机关、学校等利用节假日对外开放，请乡民参观。“第二是识字的运动”，除了设立正规学校，还用电影、动物园、博物馆等“多方面布置一种环境去包围那不识字的人们”。“第三是职业的运动”，以“增进人们谋生的机会”。“第四是社会工作的运动”，发动民众利用工余的时间做社会工作，参与峡区建设。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发展模式下，卢作孚只用短短的十几年，便革命性地重塑了这个区域，将北碚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陶行知来此参观后，盛赞北碚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1948年，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基本教育实验区”。

卢作孚推动乡村建设的初衷，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的成功却很难被复制。当时嘉陵江三峡地区处在抗战的大后方，有着相对和平的环境来进行乡村建设，且卢作孚作为一个地域不大的峡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可动用军政力量，推动乡村建设计划付诸实施。而他所经营的民生轮船公司则可从资金投入到技术力量上给乡村建设最有力的支持。这些便利都是同时期其他乡建组织望尘莫及的，因此北碚的成功也成为民国乡村运动中一个特殊的孤例。

为何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就在民间有识之士致力于乡村建设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慢慢意识到这场运动的意义。1931年，晏阳初受邀南下来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向蒋介石汇报了定县的乡村建设情况。据晏阳初回忆，两人“说了三个下午三个晚上，有一天谈到深夜十二时，蒋先生虽然疲倦上楼休息，还留蒋夫人和我续谈到很晚的时候才得辞出”。

蒋介石对乡村建设的兴趣，直接推动了这场民间运动向官方的转变。1933年，河北定县，山东邹平、菏泽，江苏江宁，浙江兰溪等“五大县政建设实验县”宣告成立。

官方的肯定与支持一定程度上为乡村建设实验的开展减少了阻力，但同时，它使原本自主的乡村建设团体成为政权的依附，随之而来的官方立场与姿态也导致运动与民众的嫌隙越来越大，甚至有农民将乡建工作者视作官府的爪牙。其中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用政治力量推进的江宁和兰溪两县建设，局限性更加突出，由于自始至终只把民众置于被动服从的地位，自然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最终在全面抗战的炮火中草草收场。

与此同时，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乡村建设团体也陆续偃旗息鼓。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在这场历时数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浪潮中，全国各地先后涌现了600多个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设立了1000多个试验区，建设内容触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将文明的种子播撒进禁锢千年的乡村大地。其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却也潜伏着致命的缺陷，即忽略了最核心的土地问题。“因为农民的痛苦，除了缺乏农业技术与知识外，尚有土地及租税制度等问题的存在。若不設法善谋解决，那么我们的农村建设工作，直等于隔靴搔痒。”正如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所说：“退一步说，即使农民能够识字，能够读书看报了，也不能解除农民的痛苦;而且即使农民们通过改良技术，每亩能够多产一石谷，多结几十斤棉花，然而帝国主义的一场倾销，就可以使你的产品跌去一半的价钱，两次兵差一派，就可以吞噬你的全部收入。”

对此，乡建工作者未必不清楚。如晏阳初1937年便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承认：“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但他们没有力量与旧的生产关系决裂，进行土地革命，而只能以改良的方式避重就轻地致力于细枝末节的治理，其前途可想而知。

而乡建工作者的所有实践，在大的层面上，都不得不在当时的政权框架之下进行，便如晏阳初的平教会，起初为避免受当权者掣肘而坚持自筹款项，后来在举步维艰中也不得不向国民政府靠拢。而在小的层面上，乡村建设运动始终走的是一条依靠地主阶级推动乡村建设的政治路线。如在定县，无论是社会调查，还是成立平民学校，都要先与地方势力接洽，让他们出面协调领导。在农民与地主豪绅对立的大格局下，农民真正能获得的实惠必然大打折扣。

乡村建设运动在政治上没能使农民翻身解放，在经济上也没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为了保证乡村建设的运行，不少实验区不得不向农民摊派经费（如邹平县第十一乡每亩便要摊收年捐大洋4角8分），这无疑更让农民生活雪上加霜。除了经费，各区修路搭桥、成立保安团等，都需抽调农民义务工，而受益者却主要是地主、富农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最为典型的是保安团，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地方免遭土匪抢劫，而贫民无财可劫，根本无所谓保护。出钱出力又得不到实惠，农民自然对乡村建设抱冷淡态度。

就在乡村建设运动艰难推进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却在广大农村一呼百应。“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烈火燎原之势席卷乡村大地，一个崭新的世界日现轮廓。

半个世纪后，晏阳初回到改革开放后的定县，感慨万千地说：“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可谓中肯。

“农，天下之大业也。”乡村兴国家兴，百姓富国家富。自中共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做好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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