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述娟 李凡

摘  要：《译语类解》成书于肃宗大王年间，是现存最早的“类解书”。此书的编撰体例由之前的《译语指南》传承而来，同时，它也对后世的《蒙语类解》《方言类释》等“类解书”的体制特点产生了深刻影响。此书所记语音、词汇对李朝学人研究音韵、考证名物等提供了重要例证，对汉字传播史及中韩文化交流等研究亦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译语类解》;《译语指南》;质正;名物

在朝鲜李朝时期，“事大至诚，置承文院掌吏文，司译院掌译语，专其业而久其任。”[1]（P29b）司译院编写了大量供译官学习、翻译、科考用的书籍，“类解书”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类解书”，“一般将收录的词汇按照天文、时令、气候等条目分类编排，并用韩文对译、注音，配合各个语种的教材使用。”[2]（P8）这一类的书籍，“不仅是有关学习外国语的既简明而又饶有兴趣的词汇集，同时还具有对译著述的目的”[3]（P1）。刊印于1690年的《译语类解》是现存最早的“类解书”。中韩学界对此书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在词汇学、语音学、语法学乃至文献版本学方面都有所涉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朴香玉的《〈译语类解〉的成书及结构探析》[4]，张述娟的《朝鲜时代译学书〈译语类解〉的文献价值和研究现状》[5]，金哲俊、赵光范的《朝鲜朝汉语学习书〈译语类解〉文献综述》[6]对此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译语类解》的历史传承及其对后世“类解书”的影响方面，似乎乏人关注。这样既不能厘清其成书的来龙去脉，也不能充分体现它在李朝时期的学术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撰此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一、《译语类解》文献概述

《译语类解》目前有两个版本，分别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和首尔大学奎章阁。其中，前者今著录者称为“古图书本”， 后者称为“奎章阁本”。亚细亚文化社（1974年）、大提阁（1986年）、奎章阁（2005年）皆据古图书本影印出版了《译语类解》。1995年，弘文阁影印出版了《译语类解》，其中，上册所据为奎章阁本，下册所据为古图书本。两个版本相比，古图书本版本最佳，可作研究之底本。《译语类解补》现藏奎章阁，附《译语类解》之后。为便于研究，我们先对《译语类解》的相关情况予以简要介绍。

《译语类解》二卷，朝鲜朝司译院编。金指南《通文馆志》云：“康熙壬戌（1682），老峰闵相国令院官慎以行、金敬俊、金指南质问于汉人文可尚、郑先甲修正。至庚午，令院官郑昌周、尹之兴、赵得贤捐财刊板。”[7]（P8）此书板框四周双边，半叶十行二十一字。版心白口，双对口花鱼尾。中题“译语类解”和卷次，下题页数。此书又有英祖四十一年（1775）刊本。两个刊本相比，肃宗本笔划粗细不同，偏斜，有刀刻的痕迹;而英祖本笔划大体均匀，字体竖比横长。肃宗本的鱼尾是内向三叶，英祖本是内向二叶。其他则略无差别。又有《译语类解补》一卷，金弘喆编，为英祖四十一年（1775）年续刊，版式与《译语类解》相同。书前有编者跋，封面窗户纸装帧，题书名。卷末题“原百廿四叶作六十六板，补六十三叶作三十二板”。[8]（P378）

关于《译语类解》的编撰者，由于相关资料较为匮乏，我们知之甚少。慎以行，显宗、肃宗间学者，司译院译官，其事迹殆不可考。金敬俊，同为司译院译官，事迹不详。金指南，生于孝宗大王五年（1654），卒年不详。显宗大王十三年（1672）任司译院译官，二十三年（1682）出使燕京，论中朝边界之事。有《东槎日录》《新传煮硝方》传世。他除了参编《译语类解》外，尚有《通文馆志》行世。郑昌周，生卒年不详，据《承政院日记》可略知其履历，历任郭山郡守、军器佥正、黄海兵虞侯、宣传官、训练主簿、汉学译官等。尹之兴、赵得贤，亦事迹不详。金弘喆，生卒年不详，据《承政院日记》可略知其履历，曾任济州判官、马梁佥使、兵曹训练主簿、司译院译官等。

关于《译语类解》的编撰缘由、宗旨，可参考金弘喆的《译语类解补·跋》：

物类有万，方言不一。以我人而习华语者，苟未能周知而遍解，宜有所龃龉而扞格，此《译语类解》之所由作也。而先大父实编成之，其为书，殆数千言，分門汇类，纤悉精博，实华言之庄岳也。但是书行且将百年，不无古今之殊，时用之阙。苏山金相国莅院时，命不佞补其遗，不佞非敢曰述先，唯承命是图，采摭搜辑，按放旧例，另为一卷，又凡若干言，名曰《译语类解补》。书既成，今都提举金相国仍命刊行。噫！语套多变，闻见有限。况以不佞庸驽，今日之补，亦何敢谓异日之无可补也。然朱夫子不云乎？人记得十件，只是十件，记得百件，只是百件，惟温故言而知新意，所以常活后之业。是书者，盖亦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8]（P380）

《译语类解》上卷共设43个门类，分别为天文、时令、气候、地理、宫阙、官府、公式、官职、祭祀、城郭、桥梁、学校、科举、屋宅、校阅、军器、佃渔、馆驿、仓库、寺观、尊卑、人品、敬重、骂辱、身体、孕产、气息、动静、礼度、婚娶、丧葬、服饰、梳洗、食饵、亲属、宴享、疾病、医药、卜筮、算术、争讼、刑狱、买卖。下卷共设19个门类，前面18类分别为珍宝、蚕桑、织造、裁缝、田农、禾谷、菜蔬、器具、鞍辔、舟船、车辆、技戏、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花草、树木。此外，还附有“琐说”，“琐说”又按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予以编排。此书上下两卷，计有62类，共收录4691个词条①。各词条的每个汉字下，左侧以谚文标注该汉字的正音（传统韵书音），右侧以谚文标注该汉字的俗音（现实口语音）。词条之后以“○”间隔，再用谚文、汉语解释整个词条的含义。

二、《译语类解》对《译语指南》的传承

据金弘喆《译语类解补·跋》与金指南《通文馆志》可知，《译语类解》的编撰是由于“以我人而习华语者，苟未能周知而遍解，宜有所龃龉而扞格”，因此，“老峰闵相国令院官慎以行、金敬俊、金指南质问于汉人文可尚、郑先甲修正”。也就是说，该书是在某原书基础之上进行修正的，编纂者曾就相关疑难问题向汉人文可尚、郑先甲“质问”。

朴香玉认为，《译语类解》一类的“汉语词汇集初次编纂的时间已无法考究……但至少能证明《译语类解》不是以中国刊行的书为底本编著，而是朝鲜译官们单独编制的”[4]（P31—32）。张辉、李雯靖则指出，《译语类解》是“质正官依据中国汉语官话词汇体系，新建重刊本国汉语工具书官话词汇体系的結果”[9]（P125）。“所谓‘质正，就是质询、辨明、就正、校正之义”[10]（P2）。由此可以推断，《译语类解》是慎以行等人以向汉人文可尚、郑先甲的“质正”为依据，对某种朝鲜译官自编文献进行修订重刊的结果。

译语之书，主之于司译院，而在李朝前期，该机构即已编纂有相似之书，名为《译语指南》，可谓是此书之滥觞。《译语指南》今佚，仅存序文，序文曰：

钦惟皇明驭宇，文轨攸同。我国家圣圣相承，至诚事大。设承文院、司译院讲隶官，专习华音。其所习，则曰《直解小学》，曰前后《汉书》，曰《老乞大》，曰《朴通事》，曰《童子习》等书，然皆译其言语文字而已。如天文、地理、草木、禽兽、名物之类，未尝有译，学者病之。我圣上留意译学，命判中枢府事臣李克培、吏曹参议臣金自贞、行司果臣张有诚、黄中等，集中国名物等语，译以本国谚字。于是与承文院官臣李干、臣池达河，译官臣金许义、臣闵墙、臣唐孝良、臣金渚、臣韩显、臣权宽等，博采广议，分门类聚，裒为六十一条，编成以进，赐名曰《译语指南》，许令绣梓。命臣居正序之……九州之外，雕题、穷发，交趾之流，梯航毕至。各以国语，达于帝庭。无非出于畏天事大之义。况太祖高皇帝待我朝鲜，比之内诸侯。列圣以来，眷佑有加，锡贡相望，岁不绝书，非荒服之比。译语所系至重。恭惟世宗神思睿智，高出百王。始制谚文，译华语。千变万化，无所拘碍。此《译语指南》所以得成也。呜呼！前圣述之于前，而后圣继之于后。皆为尊中国、谨侯度而设，非直为言语文字之间耳。因此而求之，则韵书所谓七音四声之清浊经纬，皆极其蕴奥，而天下万国之声音，亦可触类而皆通矣。猗欤盛哉！[11]（P31-32）

该序现存李朝学者徐居正《四佳集》。徐氏字刚中，号四佳亭主人，生于世宗二年（1420），卒于成宗十九年（1488），主要生活于世宗、成宗时期。由徐居正的序言可知，《译语指南》成书的时代背景是国家“至诚事大”，“设承文院、司译院讲隶官，专习华音”，但是所学之书“皆译其言语文字而已，如天文、地理、草木、禽兽、名物之类，未尝有译，学者病之”。成书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统治者“留意译学”，敕令朝中大臣“集中国名物等语，译以本国谚字”。于是承文院、司译院的多位官员对中国名物“博采广议，分门类聚”，书成“赐名曰《译语指南》”。可以说，《译语指南》是在最高统治者的倡议下、多方参与编纂的汉语学习与翻译用书。此书在内容上弥补了原有教科书之不足，在体例上则体现出“分门类聚”的原则，“裒为六十一条”①。

将《译语指南》的序文与金弘喆的跋文相对照，可以发现，《译语类解》与《译语指南》的编撰宗旨、编排体例、门类设置都十分类似。就编撰宗旨来看，徐居正《译语指南·序》中认为，是因为名物之类“未尝有译，学者病之”;金弘喆《译语类解补·跋》也认为，“物类有万，方言不一。以我人而习华语者，苟未能周知而遍解，宜有所龃龉而扞格，此《译语类解》之所由作也”。可以看出，两书的成书缘由基本相同。就编排体例来看，《译语指南》所说的“集中国名物等语，译以本国谚字”和“分门类聚”，也正是《译语类解》的基本内容体例：“其为书，殆数千言，分门汇类，纤悉精博”。就门类设置来看，《译语指南》的六十一个门类与《译语类解》的六十二个门类，在数量上也是基本吻合的。

根据现有文献和上述分析来看，那种认为《译语类解》是《译语指南》的不同版本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说《译语类解》的成书缘由、目的、内容和体例都祖自该书，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三、《译语类解》对后世“类解书”的影响

朝鲜朝时期，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并开设四学，即汉学、蒙学、倭学、女真学（清学）。尽管汉学在四学中最为紧要，但司译院也关注而且重视蒙学、倭学、女真学（清学）。“且译院虽设四学，而近皆专抛。倭学则绝无仅有，汉学则训上数人之外。人才长短，姑置不论……清蒙两学则尤为弃置，而蒙学最甚。”[12]（P97）这段话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译院的职责所在。在《译语类解》刊行之后，司译院也为清学、蒙学、倭学刊行了配套会话书使用的“类解书”，分别是《同文类解》（1748）、《蒙语类解》（1768）和《倭语类解》（1780）。最早刊行的《译语类解》遂成为这三部书的样板，它们在编排体例、门类设置上都承自《译语类解》。以《蒙语类解》为例，它共有两册，以54个门类统领了3842个汉语词条。第一册以天文、时令、地理、人伦等27个门类统领1916个词条;第二册以田农、米谷、菜蔬、果品等27个门类统领1926个词条。《蒙语类解》每页分10列，词条所属的门类独占一列，其余各列分为上下两段，各收一个汉语词条。汉语词条下为谚文的对译，后用“○”隔开，用谚文注明蒙语中的对译。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与社会风俗的变迁，通行语汇也会有所变化，因此，司译院也需要与时俱进，通过“质正”的方式对语料进行损益调整。承继《译语类解》的“类解书”，在内容体例上也会有所革新，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方言类释》。其作者徐命膺在序文中说道：

我国西通中州，北邻清蒙，南连倭蛮。使盖来往，几乎无年不相接。故朝廷设置司译院，肄习汉、清、蒙、倭之方言。且以壬辰兵燹，李梧里元翼、李月沙廷龟善汉语，克称专对之责，故复选年少文臣，课讲以为常。然四国方言，今已不古，殆有甚于扬子云之关中言。故平时虽勤于讲习，及与四国人相接，率不得措一辞。夫何故所习非所用也？上之二年戊戌，既撰《奎章韵瑞》，复命臣率舌官洪命福等博采汉、清、蒙、倭之方言今时所用者，分门汇类，以我国谚文释之，且附以“中州乡语”，名曰《方言类释》。[13]（P1b-2a）

基于“四国方言，今已不古”的现实情况，《方言类释》“博采汉、清、蒙、倭之方言今时所用者，分门汇类，以我国谚文释之”，并且附录在当时中国影响力较大的方言词汇为“中州乡语”。从词条上看，同样也是用谚文注释，但它所标注的读音却包括韩语、满语、蒙古语、日语。在体例上，全书仍如《译语指南》《譯语类解》那样分门汇类，不过，《方言类释》的分类明显有损益整合的迹象。这可以说是在继承中而有创新。

《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可以说，通过对这类文献编纂的学术史的梳理，既可以发现不同“类解书”之间的承嬗离合之轨迹，也可以窥见司译院与时俱进的编撰理念及对词典编纂作出的独特贡献。

四、《译语类解》在李朝时期之价值

从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出，《译语类解》的编纂，本意是为培养译官而作。不过，成书之后，它在李朝时期的影响和价值都超出了原先的设想，在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首先，就音韵学来说，此书是比较重要的参考文献，对后世学者沾溉颇深。如权万云：“课农之暇，取家藏韵会书十册。以所解华音，译三十六母之音。盖自东至叶，几尽通解。然母异音同者，亦多有之。是必七音有疾徐紧慢之别。于是参以《译语类解》《五车韵瑞》等书，反复硏究者亦数年，而终有所抵牾不相合者。”[14]（P32a）且言该书“多从俗音” [14]（P32a）。所谓俗音，即成书时期中国通行语之音韵，与传统韵书、字书所记录者有别。可以说，《译语类解》为中国当时通行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就考证名物来说，《译语类解》所收词汇与训解也是李朝学人所乐于征引的书证。检索李朝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丁若镛、李德懋、李圭景等学者在训解名物时，往往以此书收录词条作为参考，或辨或证，并注意区分中国、朝鲜文本之异同。例如①：

（1）《译语类解》训稗为皮。（金迈淳《台山集》卷二十）

（2）鐟者，钉也。《译语类解》称马脚匙，此中国所名也。（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九《盎叶记·六》）

（3）蜀黍是今薥薥，俗音作秀秀，似黍而高大，色或赤或白，见《译语类解》，又有玉薥薥者。（李瀷《星湖僿说》卷五《万物门》）

（4）鸟名叫天，见《本草》及《译语类解》。今俗呼从地理鸟也。（李圭景《天姓辨证说》）

（5）灰藋，俗名灰条菜。《译语类解》灰菜训明火子，则灰条菜即灰菜也。（李圭景《藜杖苜蓿辨证说》）

（6）按木头菜，《译语类解》作摇头菜，训豆邑。（李圭景《山蔬种菌辨证说》）

（7）《译语类解》笔管菜、龙须菜，即蕺。俗呼蔑菜，龙芽升麻苗也。（李圭景《山野菜辨证说》）

（8）《同文》《译语类解》鱼秧，鱼雏也。鱼秧子，鱼雏也。鱼白儿，鱼脬，俗名一依。鱼阁鳃，俗名鱼儿今尼。（李圭景《鱼辨证说》）

（9）所谓带鱼者，乃我之俗名葛治者，以字书考之，则即《译语类解》裙带鱼也。（李圭景《鳙鱼辨证说》）

（10）《东医宝鉴·鱼部》以文鱼作八梢鱼，络缔作小八稍鱼。《译语类解》作八带鱼。（李圭景《海参辨证说》）

（11）鸡虽家畜，究其本末，则见于经史者，亦不少……《译语类解》雄鸡曰公鸡，牝鸡曰草鸡，雏鸡曰笋鸡。（李圭景《鸡辨证说》）

（12）骡驴诸种，不见经传【驴、骡二字，不见六经】。犹有旁证拟论者……《译语类解》牡驴曰叫驴，牝驴曰草驴，牝骡曰骒骡。（李圭景《骡驴辨证说》）

（13）狼，字书似犬锐头白颊，《同文》《译语类解》似狗而尾长毛厚。东俗训作一害。（李圭景《豺狼辨证说》）

对于不能亲身至中国实地调查的李朝学者来说，如果要着手名物考订，其所援引文献资料的准确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正是由于《译语类解》是译官质问修正的结果，即便后世的司译院与时俱进，及时记录当时中国的官话词汇，《方言类释》诸书业已刊行存世，却很少甚至未见采用，由此足以见出《译语类解》在李朝学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译语类解》成书时间在康熙年间，其时距甲申之变不远。书中收录了当时中国的通行官话词汇，大都是向汉人“质问”而来，可谓是一时一代语言词汇之实录。因此，该书不仅在李朝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颇受当今学界的关注。《译语类解》虽是现存最早的“类解书”，却不是成书最早的“类解书”，编纂于李朝前期的《译语指南》，无论是在编撰宗旨亦或编排体例上都对《译语类解》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译语类解》又影响了后世《蒙语类解》《方言类释》等“类解书”的编纂。此外，《译语类解》所记录的语音、词汇，对李朝学人研究音韵、勘校中朝两国文本与辨析名物观念均具有参考价值。就此而言，无论是李朝时期还是现代，《译语类解》都已经超出译语文献之范围，不能仅仅将它视为是辅助教材之作，更不宜视作简单的工具书，它在汉字传播史及中韩文化史上均占有独特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朝鲜]成三问.东文选[M].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1478.

[2]林毅.《同文类解》汉译语词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3]金哲俊.“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朴香玉.《译语类解》的成书及结构探析[J].文教资料，2014，（28）.

[5]张述娟.朝鲜时代译学书《译语类解》的文献价值和研究现状[J].汉字研究（韩国），第13辑，2015.

[6]金哲俊，赵光范.朝鲜朝汉语学习书《译语类解》文献综述[J].东疆学刊，2017，（3）.

[7][朝鲜]金指南.通文馆志[M].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正祖二年刊本，1778.

[8][朝鲜]司译院.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M].首尔：首尔大学奎章阁，2005.

[9]张辉，李雯靖.朝鲜朝汉语官话词汇“质正”[J].东方语言学（第十六辑），2016.

[10]李无未，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依据[J].古汉语研究，2014，（1）.

[11][朝鲜]徐居正.四佳文集[M].甲辰活字本，1705.

[12][朝鲜]李.燕行记事·闻见杂记[A].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下）[C].首尔：成均馆大学校，1962.

[13][朝鲜]徐命膺.方言类释[M].首尔：弘文阁影印， 1985.

[14][朝鲜]权万.江左先生文集[M].韩国延世大学校图书馆藏活字本，1800.

Abstract：YiyuLeijie（《译语类解》），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year of King Suzong， is the earliest extant of explanation book.The style of the book is influenced by the YiyuZhinan（《译语指南》）， and it has also influenced books such as MengyuLeijie（《蒙语类解》） and FangyanLeishi（《方言类释》）.Its vocabulary，which is distinguished by inquires，can provide examples for late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o examine Names and Things. This book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Li Dynasty's exegesis of Names and Things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YiyuLeijie（《譯语类解》）;YiyuZhinan（《译语指南》）;inquiry;Names and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