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于疾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这让我们不仅需要去思考疾病本身的生物学医学特性，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其独特的社会学意义，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思考疾病与社会文化的嵌入和整合。通过对现代社会中的新兴疾病探讨，了解现代性对于疾病和危机的影响及其变化，对疾病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思考。

关键词：危机;现代性;疾病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风险、灾害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人口爆炸、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等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社会情况可能带来了比工业化进程之前更多的危险和灾害，工业危险和灾害，例如博帕尔（1984年）和切尔诺贝利（1989年）的危险和灾害，2002年的Molise地震和2009年的Abruzzo地震，每一次的灾害事件都对现有的公共系统进行了挑战。在所有的灾害事件当中，相比于其他的自然灾害，疾病具有其独有的社会属性，尤其是传染病，其对社会系统造成的断裂性灾害不仅取决于其病原体自身的自然属性，也依赖与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得以传播，不仅带来身体上的伤害，其通过社交媒体造成的恐慌、隔离所带来的心里变化以及其后续造成的污名化等问题也造成了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这种双重的伤害，不仅仅是因为灾害严重程度，更是因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系统复杂性。

一、危机

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新兴的或后现代的问题，相反它们的定义从人类诞生之初就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如此基本，是因为它们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重要的方面（Gilbert， 1995）。

当我们谈论危机时，首先想到的是它代表的一个中断、中断的时刻，一个特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先前的能力和知识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与所有危机系统所需要的有效响应是偏差的。根据Hermann界定，危机是一种包含以下三个条件的情况：对决策者的惊喜，对高优先级目标的威胁（Hermann，1975），以及有限的响应时间，威胁、不确定性和紧迫性三个关键部分构成了危机（Quarantelli，2006）。不确定性是我们社会和危机本身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由大量的变数造成的，例如经济不稳定、政治冲突、环境弱点、与全球化等。紧迫性是一种以时间约束为特征的状态，社会学家鲍曼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间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定义：重要的是速度而不是持续时间。而威胁是不确定性和紧迫性带来的感知状态。这三个特性都体现着现代的时间压缩的特征，有着“轻盈的液态流动性”。在当前社会中，我们发现危机不仅来自于自然灾害（地震、飓风、龙卷风、洪水、等等），也来自于技术和人类活动造成的其他威胁（疾病，交通，环境污染等）。

二、现代性和风险

“现代性”通常被认为是始于18世纪欧洲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指的是随后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类型，以及对人类持续进步的必然性的信心。关于现代性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认为，当代社会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后现代性的新时代，而是与现代性相关的现有趋势的加速，他称这为“晚期现代性”，即现代性的后果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进和普遍。关于现代性吉登斯主要有以下几点论述：

第一个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Anthony Giddens，2011），因此“遥远的”事件可以在很远的地方产生直接的影响。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人们意识到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是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而是以新闻和信息为代表的知识的汇集促进了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扩展。在广泛分布的流行病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新闻媒体这一现代晚期的机构之一，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传染病流行，疾病的爆发不在是一个在地的问题，而是瞬间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恐慌。塑造晚期现代社会的第二个因素与时空分离的概念有关，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即社会发展出吉登斯所说的“脱域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社会行动从地域化情景中被“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Anthony Giddens，2011）。就新出现的传染病而言，这种“脱域”机制可能是当代全球化的食品生产助长了通常难以追踪的中毒疫情爆发的方式。在较早的现代食品生产方式中，食品一般是在当地生产的，其消费一般限于生产后的某个时间范围。在现代社会的晚期，包装食品可能含有来自几个大洲的食材，不合时令地生产出来，运往世界各地加工，然后可能在到达消费者的盘子之前运往其他国家。因此，疾病的传染源会越发难以发现，且由于其时空关系的分离，疾病在当地的社会文化关系中会发展出多样的“疾病—社会关系”。晚期现代性概念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反身性。吉登斯对比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可能会盲目追随为他们指定的角色或身份，而在现代社会晚期，个人被怀疑和变化包围，不得不进行自我的反身性建构。时空延伸、脱域机制和反思性，使得现代性得以从传统秩序中分离出来（陈嘉明，2006）而形成了一种状态—全球化。全球化可能意味着许多事情。它可以被理解为文化全球化，即信息、符号、“生活方式”等在世界各地的流动，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人口迁移，在前现代时代，大多数人是相对固定和孤立的。相比之下，晚期现代化的特征是现代旅行的便利和人口的巨大流动性。运输障碍已经减少了，首先是在19世纪连续不断的蒸汽船的航行，然后在20世纪由于民用航空的发展。这导致了空间流动性的增加，在过去的200年里，人类人口增长了7倍，从不足10亿增长到超过60亿，其中一半是在过去的40年里增长的（Cliff & Haggett， 2004）。这种地理空间的崩溃，加上人口的增长，对人口的循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传染病的传播大大增加。例如，从一个人出现麻疹癥状到另一个人出现麻疹症状之间的平均时间是14天，而在19世纪早期，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航线需要一年的时间，而到了20世纪早期，轮船只需要不到50天的时间，使得麻疹的后代从6代减少到3代。到20世纪中后期，航空旅行进一步将同一旅程的旅行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从而大大增加了麻疹在飞机上存活的机会和到达澳大利亚的感染者的机会（Cliff & Haggett， 2004）。

虽然吉登斯也有关于风险的论述，但是有关于风险的论述更多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的概念所衍生出的相关论述。贝克认为，风险是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Ulrich Beck，2018）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不可计算性、不可控制性、不可逆性和全球性。由此，社会风险的规模和范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原来局部的、区域性的风险越来越扩散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风险与危机，从而不仅造成人们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和预测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还导致各种风险进行累积和叠加，使得人们对风险的应对和控制变得愈来愈艰难（文军，2015）。现代旅行的便利促进了SARS等流行病的传播。包括艾滋病在内的许多传染性疾病都以长潜伏期为特征，这些传染病的威胁是不可估量的。危机的根源可能很遥远（从地理意义上讲），但在全球网络中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蔓延，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组合变化，并且积聚了毁灭性的潜力。全球化、准时化物流、旅行和交通运输等现代载体加快了危机升级的速度和潜在范围。

三、新兴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的挑战与疾病大流行

奥姆兰于1971年首次提出的流行病学转变理论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流行病学“时代”。它指的是主要死因从传染病转向行性和人为疾病的长期过程（宋新明，2003）。奥姆兰认为，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都在朝着“文明的疾病”变化，特别是心脏病和癌症，取代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未来无情地前进，尽管时间尺度不同。但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和结核病等其他传染病的再次出现，显然对这一理论构成了挑战。一些评论者将新传染病的出现纳入了流行病学转变的概念，并认为新兴传染病代表了最新的流行病学转变（Armelagos，2005;Weiss & McMichael， 2004）。新兴传染病中，一部分是新出现的传染病，另一部分是重新出现的传染病/新出现的耐药性，这些新的疾病信息和知识都对现有的卫生系统形成了挑战，其不可预期，不可感知的特性是一种“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如流感、霍乱在短时间内可以越过省界国界甚至洲界所引起过的多次世界性大流行。这种大流行不仅指威胁人类文化和社会的一种医学现象，而且在许多不可预测的方面已经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的一种现象。

四、反思与建议

人口流动的加快是地理、时间和空间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大众传媒使得的信息流加速全球化，对于发达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大众传媒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对于个人、疾病和传染病。大众媒体是一个密码，通过它，专家意见被过滤，然后，用吉登斯和贝克的话说，就是进入了进入自我的反射性建构。在许多方面的媒体报道EID的风险，似乎遵循这一风险社会模型，强调广泛的当代公共焦虑。

新类型的风险和危机的出现，社会环境结构性变化，它们共同增加了发生新类型灾难和危机的可能性。影响现代危机和灾难特征的一个趋势是危机和灾难的社会放大。风险不仅取决于危险因素本身的性质，还取决于它在更大的背景下是如何被看待的。

参考文献

[1] Lennquist. Transfer of the pub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Medicine from Informa to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uma and Emergency Surgery[J].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Medicine，2006，4（4）.

[2] 文军.人类正在迈进“风险社会”——纪念乌尔里希·貝克[J].社会观察，2015（3）：67-69.

[3] 宋新明.流行病学转变——人口变化的流行病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研究，2003（6）：52-58.

[4] Armelagos George J，Brown Peter J，Turner Bethany. Evolutionary，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health and diseas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82），2005，61（4）.

[5] Weiss Robin A，McMichael Anthony J.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in the emerg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J]. Nature medicine，2004，10（12）.

作者简介：李昀东（1994- ）男，甘肃定西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人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