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文

2020年初，中国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随着疫情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国的爆发蔓延，遏制和消除新冠病毒的危害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首要任务。作为即将以哲学政治与经济专业为方向的高三毕业生，从三个方面对本次疫情进行了思考，根据疫情下的一些实事、现象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及对未来的一种推测。

经济方面 本国的经济契机

在全国开始了对疫情的防控工作之后，政府鼓励人们减少上街，多呆在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大型商场、餐厅、娱乐场所都处于关闭状态，人们无法购物、旅游，导致了全国范围内总需求总供给的减少。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的国家经济没有在一个最有效的状态下运行。除此之外，根据经济周期，我国目前处于发展速度下降的阶段，此次到来的病毒无疑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

为了减缓这个进程，我们的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改善：减税或增大政府支出。这两种方案都是可能的，对于大多数没有生意的营业商来说，减税有利于刺激他们生产。其次，增大政府支出也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就业，火神山和雷神山对于想要务工的劳动者来说就是一个机遇，加上政府投资所带来的乘数效应获得更多的经济回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面临就业问题的人，无论哪一种财政政策都可能会引发下半年务工的契机，更少的税收意味着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扩张政府支出会有更多的工作职位会随之产生，被就业所困扰的人们或许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

尽管如此，这两种方式也是存在弊端的。对于本身相对萧条的经济来说，最近的税收肯定是不如先前的，所以减税肯定会对宏观调控的能力有所损害。同时增大政府支出也会对本身就处于赤字状态的大多数地方政府造成负担。

除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我个人看来更有可能发生。为了刺激经济，中央银行也许会降低利率鼓励人们消费、投资。虽然降低利率或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有高通胀的危险，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情况，近期的投资会减少公共储蓄量从而提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率或许不会产生过大的风险。投资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得到投资所需要的本金，对于他们来说，此次疫情或许是一次投资机缘。同时对于想要贷款买车或者买房的人来说，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可以用更低的利率借到同等价值的钱。

以上所说的每一个方法都有其作用但又伴随着一系列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在我看来，更有可能是将不同的政策混合起来使用，减小单个政策可能会造成的风险：高通胀或财政负担，但这些政策的目的都会是刺激经济、对经济的参与者起到鼓励作用，用更多的利益刺激他们帮助经济恢复。与此同时，在疫情期间，顺丰、美团等服务平台在保障人民生活的同时也收获了其他企业无法收获的利润。这次疫情也增加了人们对于这些平台的依赖，更多的人也更熟练地掌握了这些平台的操作，那么很有可能在疫情结束后人们会继续以一个较高的频率使用这些服务，对于这相关的行业工作者来说，此次疫情也是一次扩张的机缘。

国际市场的变化

从疫情爆发一开始，人民币的汇率便会开始变化。由于疫情造成的各个方面的不稳定，国外的投资者不会倾向在中国投资。这会导致国际货币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减少，导致人民币汇率下降。如果之后央行再下调利率的话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情况变坏的应该是包括我在内的准留学生。在交学费之前人民币贬值意味我们将支付更多的学费。

但人民币贬值对国家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它也是一种刺激GDP的方式。目前的疫情会让外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有所疏远，加上中美贸易战和近几年更多的工厂向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迁移，中国商品的竞争力无疑在国际市场上有所降低。但在这次疫情之后，由投资者需求减少所造成的汇率降低对国外的消费者来说相当于中国的商品价格降低，这样他们会增加对中国制造的商品的需求量，我们的出口也就会增加。作为GDP也是国内总需求的一部分，出口增加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国经济回到正常。

除此之外，经济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在中国商品获得更多的国外需求之后，对人民币的需求会再次升高，提升人民币的汇率，此时会有更多的投资者被更高的利率吸引，增加投资从而增加总供给，促进经济恢复。

与此同时，美股市场也经历了多次熔断，这对目前股票市场的参与者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对于目前不在股票市场但是想要入场的人来说，未来会存在契机。在如此大的一个落差之后很有可能会伴随着增长，若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候以低价购入、高价售出，他们也许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比疫情更可怕的政治

之前一篇《华尔街日报》（WSJ）的文章的题目在微博上疯传-《中国是东亚真正的病夫》。作为一名中国人看到这个题目肯定会不舒服，出于好奇，我阅读了这篇文章。其實这篇文章只是一篇对未来世界金融的分析与预测，和题目并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华尔街日报只是想“蹭个热度”，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对于种族问题一直很谨慎的美国为什么会在一个如此权威的杂志上刊载这样的标题？

美国人骨子里其实是很骄傲的，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上天选中的世界领袖，而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算是出乎美国政客意料的，所以他们正是想煽动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谋私利。这和他们的“人人生而平等”相违背，但他们总是会以言论自由作为挡箭牌，挺流氓的。美国今天的辉煌何不是得益于它独特的文化多元性？在我看来这也是政治的丑陋之处的体现吧，充斥着虚伪，一切都为政客服务，就如特朗普在推特上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一样，都是在为自己后期的竞选做准备，妄图煽动情绪，为自己避嫌。所以也正是疫情揭开民主光环下丑陋的一面。

文章认为这是挺可怕的，他会煽动两国人民的敌视情绪，尤其双方一些媒体的夸张。如果只是看WSJ那篇文章的题目，大多数人第一反应一定是这是篇嘲讽中国人的文章，更多的人做的是转发，高喊打倒美帝而不是去看看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当阅读文章之后，其实令我的作呕的不是WSJ，也不是美国人，而是背后的政客。肮脏与修饰仅仅是政客的游戏，人民永远都是单纯的。善良是永远多于邪恶的。我们收到了来自各个国家资源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在社交媒体上声援中国的网友、可以听到罗马上空用于致谢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国内某些蓄意夸大事实博人眼球的文章正通过激发极端的民族主义去阻碍部分国内单纯的国民对国外的包容，不得不说，美国还是有颇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古语有云：“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应该走出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人类的未来更多的是交流与合作，更多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一意孤行的个人主义。

中国政府应对措施的哲学浅析

对于中国政府把武汉封城这一举措，《纽约时报》评论说侵犯人权与自由。这在我看来更是无稽之谈。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里我便用西方政治哲学的两个基石-《社会契约论》和“功利主义”来分析封城的合理性。

《社会契约论》在我看来是对自由的一个合理的论述：“每个人都放弃天然的自由，获得契约自由”。通俗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我们把它交出来用于监管，犯错的人会被扣除，这样我们得到平等的自由。的确，人人都有出门的自由，但是当这种自由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危害他人的健康的时候，这样的自由就应该被扣除。如果武汉患者仍然可以乱跑，传播新型病毒，这何尝不是损害了别人健康的自由？虽然不是说每一个武汉人都有病，但是要一个个排查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封城着实是一种无奈但有效之举。除此之外，在政治哲学领域，公正被看作是“能够保证最大程度的自由”，用武汉封城换来绝大多数中国乃至全球人民健康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是“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也是相对公正之举。

除开《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也常常作为决策者的指导方针。它强调的是能确保我们能保障的更多的利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比较问题了：如果武汉封城，那么会大幅度减小病毒的传播，保障更多人的安全;而不封城只会造成全国乃至全球更快的传染，更多的人处于危险的边缘。无论哪一种理论都可以证明封城的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所说的“侵犯人权与自由”是荒谬之谈。

结语

此次疫情无疑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挑战。无论是对于决策者还是参与者都是一场恶战。对于我们国际学生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面对未来，唯有知识给予我们预测的工具;面对信息爆炸的今天，唯有知识教会我们判断。命运多舛，痴迷、淡然。面对多变的人生，痴迷我们所热爱的，用心去钻研它;面对未来的困难与不定因素，淡然处之，只有自身强大才能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