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刘云龙，温亚利

(1．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2．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党群工作部，北京 100091；3．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和现代城市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城市森林在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作为城市生态环境公共物品的需求方和城市森林功能的受益者，市民又成为在城市森林功能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主体。但由于城市森林的各项功能没能得到很好发挥，市民不断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与城市森林提供生态环境服务的能力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通过提高城市森林的功能水平来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满足市民的生态环境需求，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城市林业建设离不开市民的参与，因此市民主体对环境治理、生态环境需求的反馈和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分析视角。为此，有研究对市民环境态度、意识以及行为的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为寻找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和路径、制定适宜的环境政策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支撑和分析范式[1-2]；随着城市发展的新需求，相关研究的重点也逐渐转向探究环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环境知识、环境观念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复合关系及作用机理[3-4]。此外，也有研究关注了城市森林在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实用功能[5-6]，并且肯定了城市森林功能的受益者对于城市森林建设和功能发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7-8]；基于不同的理论认知和不同的研究尺度，指出市民的城市森林功能感知及行为具有复杂性和重要性[9-13]。因此，探讨市民在城市森林发展及完善问题中的认知、行为方式及其内在机理，对于增强相关研究的科学性、构建合理的问题解释框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相关概念、原则，进一步提出“感知价值”和“参照群体”的概念，即市民的个体主观感知和外界的客观参照群体同时影响其感知价值，进而共同作用于市民的行为意愿。已有研究较少对参照群体与感知价值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也未将二者对市民行为意愿的影响进行系统性分析。因此，拟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北京市民的城市森林功能感知及行为机制进行分析。一方面分析参照群体经由感知价值对行为意愿所产生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另一方面探讨感知价值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影响作用。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北京市核心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作为研究区域。该区域在森林资源、人口、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各项特征都比较显著，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较为突出。基于已有研究成果[14-16]，选取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7个公园绿地，选取金融街公共绿地、朝阳区万达广场公共绿地、丰台区西府兰庭绿地等7个公共绿地，选取海淀区东王庄、朝阳区北苑清友园、东城区雍和家园等25个社区绿地进行调查。这些调查地点基本上覆盖了北京市六城区的城市森林形式。

考虑到北京市民群体的复杂性特征，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样本市民。首先，海淀区和朝阳区属于城市森林本底资源较好的区域，在确定调查地点的数量时着重考虑了这两个区域；其次，基于不同研究区域的城市森林特点，在调查地点具体类型的确定方面着重考虑了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如公园绿地多以西城区和海淀区为主，公共绿地多以朝阳区为主等；最后，在不同调研地点均采用随机抽样方式进行受访市民的选择，从而保证受访市民的随机性。基于以上原则，课题组于2015—2017年进行了5次市民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975份。

1.2 市民视角下城市森林的功能体系构建

城市森林的现实价值是其发挥功能的物质基础[17-22]。森林本身具有客观的自然属性，森林在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功能就是其自然属性的体现。城市森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将森林的这种自然属性转化为社会属性，即基于市民获益视角的城市森林功能，这部分价值需通过其受益者(即市民)实际获取的利益来衡量。因此，城市森林功能的概念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市民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评价和分析切入点，市民的感知、利用行为及偏好需求等都属于城市森林功能研究的范畴。依照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相关内容以及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相关阐述，可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致归纳为供给、调节、文化、支持4个方面。就市民视角下城市森林功能的分类而言，城市生态系统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功能。

结合北京市城市森林的服务对象及特点，可将北京市城市森林的功能聚焦于健康、教育文化、游憩娱乐和房地产增值4个方面：首先，城市森林通过提供清洁的大气、水源等为市民提供健康保障，同时为市民提供进行人际交往活动和森林康养活动的空间以改善其心理素质[23-24]；其次，城市森林可以作为教育文化的载体，通过历史文化普及、学术科研和青少年环境教育等方式发挥教育文化功能[25-26]；再次，城市森林为市民提供游憩空间和游憩设施，通过市民的体育休闲活动和游览观赏活动等方式实现其游憩娱乐功能[27-28]；最后，城市森林通过降低噪声、净化水质、固碳制氧、杀菌滞尘等方式改善人居环境，进而促进房产增值[29-30]。此外，社区绿地不仅为市民提供了紧急避险空间，也相应增加了住房增值空间。

1.3 模型设计

在一般的实证研究模型中通常会遇到两种变量，其中能进行直接测量的收入、年龄等变量称为显变量，不能进行直接测量的满意度、健康、公平等变量则称为潜变量。大多数研究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对这些变量进行直接测量。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属于多变量统计模型[31-32]。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学者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完善，并初步提出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概念[31]。结构方程模型能够解决潜变量无法直接观测的问题，并允许变量包含测量误差。基于模型设置原则，模型基本形式设定如下所示：

η=Bη+Γξ+ζ

⑴

Y=Λyη+ε

⑵

X=Λxξ+σ

⑶

式中ξ为外生潜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B、Γ为结构系数矩阵；X为外生变量；ζ为残差矩阵；Y为内生变量；Λy和Λx分别为内生、外生显变量在内生、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ε、σ为残差矩阵。

在模型的配适度方面，对各拟合指数进行计算，采用Amos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

1.4 变量选取

基于以上方法设定，按照消费者行为理论(Consumer Behavior Theory，CBT)的相关概念进行结构方程模型设计。已有的研究较少分析“参照群体”与“感知价值”之间的关系，也未将二者对行为意愿的影响进行系统性分析。因此，一方面需要分析参照群体经由感知价值对意愿所产生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另一方面需要探讨感知价值所发挥的中介影响作用。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将城市森林的“消费者”定位为受访市民。基于此，做出以下几点讨论：

第一，市民对城市森林的感知及利用是一个自发的、感性的过程，他们的意愿往往是在对城市森林的个人体验以及对自身参与能力的感知中渐渐成型的，即市民的行为与其感知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第二，市民对城市森林的行为意愿是他们在外界参照群体的刺激和作用下所给出的一种回馈，因此有必要从市民与参照群体的关系出发去研究其意愿。参照群体对消费者的影响可归纳为信息性、实用性和价值性影响三类[33]。其中，信息性影响是指参照群体为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从而对消费者的决策产生影响，实用性影响是指参照群体为增加消费者自身效益而产生的影响，价值性影响则是指参照群体以其自身的价值评价来对消费者产生心理上的影响。

第三，在市民的个人特征和参照群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会形成对城市森林的感知价值，并以此对市民的意愿产生影响。消费者决策具有感知风险、感知态度和感知组合三种架构[34]。其中，感知风险是指消费者具有潜在降低行为风险的感知，感知态度是指消费者具有积极评价其行为的感知，而感知组合是指消费者会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行为进行感知进而获得最优感知结果。基于上述第二种架构，即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会对其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较强的感知价值会使市民做出进行参与的决定。

基于以上认识，设定结构方程模型的外生潜变量为个体感知(CitizenIndividualPerception，CIP)和参照群体(CitizenReferenceGroup，CRG)，内生潜变量为感知价值(CitizenPerceivedValue，CPV)和行为意愿(WillingnessToParticipate，WTP)。个体感知以城市森林健康功能等为变量对问题“您认为自己对城市森林各类功能的利用能力如何？”进行观测；参照群体以政府、家人、朋友等方面设置变量对问题“您对城市森林的感知会受哪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进行观测；感知价值以城市森林的健康功能价值等为变量对问题“您认为城市森林各类功能的价值如何？”进行观测；行为意愿以对城市森林健康功能的行为意愿等为变量对问题“您对城市森林各类功能进行利用的行为意愿如何？”进行观测。观测变量的取值解释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及其取值解释

图 1 模型设定

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相关理念，对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5个假设，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形式如图1所示。

H1：个体感知对感知价值产生正向影响

H2：参照群体对感知价值产生正向影响

H4：参照群体对行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5：感知价值对行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受访市民男女比例均衡，年龄多在40岁及以下，健康情况较好；大部分市民已婚，且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月收入约6000元；市民家庭人口数多为3人，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略多，且市民居京年限多在5年以内和15年以上，每年居京月数约9个月，居住区域主要在五环路以内，符合北京市核心城区这一研究区域。

表 2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说明：对角线括号内数值为收敛效度之根号值，下三角为Pearson相关系数值。

样本数据信度与效度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各潜变量的收敛效度位于0.508～0.884之间，且收敛效度之根号值均大于其各自相对应的所有潜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值，可以认为样本数据具备区分效度；同时，组合信度值也位于0.754～0.958之间。以上结果表明样本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达到了进行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要求[35]。

表 3 研究模型配适度指标

此外，从研究模型适配度指标结果(表3)可知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的契合程度较高，拟合结果较理想。

在测量模型验证性拟合分析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已达到最佳计算结果(表4)。由此可知，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均与假设相符，潜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体现出显著性差异，五项假设全部得以验证。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对计算结果进行进一步修正，旨在体现出感知价值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由参数检验的Unstd./SE值出发可以绘制出基于Unstd./SE值的计算结果路径图(图2)。可知，H1、H2、H3、H5均得以验证，表明市民个体感知对其感知价值和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照群体仅对市民的感知价值发挥显著的正向影响。

B.利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首先仍要将已知的加工整理数据恢复为原始数据，在“态度”变量中可进行如下编码：1—赞同，2—中立，3—反对；在“身份”变量中编码为：1—学生，2—教师，3—领导。之后依次单击菜单栏“分析”→“描述统计”→“交叉表”，在交叉表窗口中，将“态度”变量移入“行”，将“身份”变量移入“列”，如图5所示。接下来单击交叉表窗口中的“统计量”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Gamma”系数，如图6所示，单击继续。再单击“单元格”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百分比选项卡中的“行”、“列”、“总计”，如图7所示，单击继续。回到交叉表窗口，最后单击确定。运行结果如图8和图9所示。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

说明：、和分别表示p值小于0.10、0.05和0.01。

H4未通过验证，其Unstd./SE值1.599小于最低判定标准1.960，表明参照群体对市民意愿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其间接影响主要依靠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而得以实现。因此，删除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参照群体(CRG)→行为意愿(WTP)路径，得到修正模型的Unstd./SE值路径(图2)。可知，潜变量参数的显著性普遍提升，修正模型拟合结果足够理想。

图 2 基于Unstd./SE值的结果路径

基于修正模型的计算结果，对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潜变量间的多重效应整理，其中直接效应为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间接效应为相关直接效应的乘积、总效应为直接、间接效应之和，整理结果(表5)可知：市民意愿受到的影响较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市民的个体感知(CIP)会对其行为意愿(WTP)和感知价值(CPV)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市民个体感知对其行为意愿和感知价值影响的总效应比较接近；另一方面，在市民个体感知对其意愿的影响中，直接效应(0.217)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间接效应(0.065)所发挥的作用。这表明：市民对城市森林各项功能的利用能力会更多地对其行为意愿产生直接影响，而这些自身因素通过其他媒介发挥的作用不明显或没有。因此，通过宣传相关知识增强市民对城市森林健康、教育文化、游憩娱乐等功能的了解和认知程度，以及通过组织各项活动提升市民参与和利用城市森林各项功能的力度，都将有助于改善市民的行为意愿，从而有效提升市民参与利用城市森林各项功能的主动性。

表 5 潜变量间的多重效应计算结果

Table 5 Multi-effect calculation results among latent variables

潜变量间关系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CRG→CPV0.369/0.369CIP→WTP0.2170.0650.282CIP→CPV0.271/0.271CPV→WTP0.240/0.240CRG→WTP/0.0880.088

第二，参照群体(CRG)主要对市民的感知价值(CPV)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参照群体会对市民的感知价值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0.369)；另一方面，参照群体对于行为意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市民的感知价值间接实现的，且影响力度并不大(0.088)。这表明：外界有关城市森林的相关政策和城市森林功能宣传、市民的家人(朋友)对于城市森林的认知都会影响市民的感知价值，然后市民的感知价值会对市民的行为意愿发挥中介作用。从这一发挥影响的机制可知，市民对于城市森林的相关政策和宣传或从家人(朋友)处得到的城市森林相关知识会先作出自己的感知价值判断，而市民的行为意愿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价值判断结果的影响。但是，市民对城市森林功能的价值判断对其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力度较小，属于间接影响，虽然不易察觉但确实存在，因此在日后对于相关问题的分析中应当特别加以注意。

第三，市民感知价值(CPV)会对其行为意愿(WTP)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0.240)。换句话说，市民对于城市森林的积极感知可以带动其意愿的提升，反之如果市民对城市森林的感知是消极的则会使市民的行动意愿降低。这一结果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理论描述以及现实中的有关情况相符合，即感知价值是在市民个体感知和参照群体的共同影响下对行为意愿产生影响的，因此这种影响既包括感知价值的直接作用，也包括多种参照群体的间接作用。因此，对于市民行为意愿的分析要同时考虑主观、客观两个方面的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首先，市民对于城市森林功能的个体感知会对其参与利用城市森林功能的行为意愿和感知价值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市民个体感知对其行为意愿和感知价值的影响总效应比较接近，而行为意愿受到个体感知的直接效用要大于间接效应。

其次，参照群体会对市民的感知价值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市民的感知价值间接实现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即感知价值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最后，市民的感知价值会对其行为意愿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可见，市民意愿所受到的影响较为复杂，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剖析，可以揭示城市森林功能发挥作用的机理。

3.2 建议

由于市民意愿所受影响较为复杂[36-37]，从消费者行为理论出发，结合实证研究结论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市民的个体感知会对其行为意愿和感知价值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北京市需要注重市民个体感知的提升和深化。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各种宣传相关政策和知识增强市民对城市森林多重功能的了解；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完善设施、组织活动等提升市民参与和利用城市森林各项功能的程度。从而改善市民的行为意愿，进而提升市民行为意愿上的主动性。同时，北京市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市民的自身素质，使之更加科学、合理地做出决策，通过提升市民素质来降低维护成本，为北京城市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其次，除主观感知因素外，参照群体同样会对市民的感知价值和行为意愿产生影响，但参照群体的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对感知价值的直接影响方面。这表明北京市民对于城市森林的感知价值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并且其价值判断具有非常鲜明的政策敏感性，特别是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市民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北京市需要着力提高城市森林建设的决策水平，同时完善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环节，让市民参与到城市森林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的整个过程中来，使相关政策可以立足市民需求、回馈市民诉求，从而增进市民对政策的认可和支持。

最后，市民感知价值会对其行为意愿产生直接的、显著的影响。市民对于城市森林的积极感知可以带动其意愿的提升。结合实地调研对相关情况的了解可知：若市民对城市森林有一种环境友好、居住舒适、使用费用低的正向感知，那么他们的行为意愿也会更加积极。同时，由于感知价值是在市民个体感知和参照群体的共同影响下对行为意愿发挥作用的，且参照群体对行为意愿的间接影响主要是依靠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而得以实现，因此市民意愿行为的改善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同时着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除此之外，北京市还需要夯实发展城市森林的基础，将城市森林区域进一步加以合理规划和完善，从而增强市民对于城市森林建设的信心；同时加强相关政策在城市景观、生态、旅游等诸多方面的引导作用，避免城市森林建设过程中可能引致的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