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刘伟

辽金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中国辽金文学学会成立（2002）近20 年以来，学术研究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诚如辽金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在2019 年7 月举办的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所言：“从2002 年成立大会及首届年会至今，学会走过了18 年的历程，走出了一条光荣而广阔的康庄大道。”本次会议由中国辽金文学学会、《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锡林郭勒分院联合承办，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召开。来自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坐议，共收到40余篇论文。以下就以本次会议为视点，对中国辽金文学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以及对未来的研究展望做一番分析。

基础文献整理校订成果显著，材料深度挖掘有待深入

文学研究离不开基本文献的支撑，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离不开文献的发掘和清厘，可以说，文献典籍是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根魂和基础。正如傅璇琮在《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结合》一文中所说：“世间学问包罗万象，治学门径各不相同，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离不开文献，离不开古人所谓治书之学，今人所谓文献学。”一代代学人爬罗剔抉整理相关文献，守护中华文化的根魂，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在本届年会中，很多学者对辽金存世文献都极为熟稔，他们所提交的论文或是对辽金典籍文献的校注整理，或是对文献不同版本的考释，或是对文献选本的梳理比较，或是对新文史资料和考古材料的发掘与使用，或是对现行文献的辨伪指瑕等，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辽金文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必要对其进行阶段性的总结，而本届年会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典型论文，即山西大同大学裴兴荣教授的《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大陆的金代文学研究论著述评》一文，作者从基础文献整理、金代文学史书写、金代各体文学研究、金代文学综合研究等十二个方面细致考述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大陆金代文学研究的论著成果。该文长达4 万言，堪称一部金代文学研究的文献数据库，对于研究金代文学的学者来说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资料入门指引文章。基本典籍整理方面的论文以内江师范学院薛瑞兆教授《试论一代诗史的文献价值》一文最为代表，作者详细梳理了《中州集》的版本流传，并参阅《永乐大典》《诗渊》等文献典籍进行校正补遗，力争为世人展现一个完整善本，进而将“一代史诗”《中州集》发扬光大。一些学者还十分重视新文学史料的发掘，如内蒙古师范大学高林广教授《〈至正直记〉文献价值刍议》一文通过地毯式爬梳厘析，全面考释为学界所忽视的元人典籍《至正直记》的文献价值；北方民族大学左宏阁教授《西夏文〈月月乐诗〉解读》一文则聚焦珍贵而罕见的西夏文民族诗歌文本——《月月乐诗》；而吉林大学王昊教授《金代文学史述中的女真文史料和考古材料》一文则关注到传统文学史中所忽略的一些金代文学史料，如金代女真大（小）字摩崖石刻等，该文的意义在于将历史考古与文学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为学界挖掘新的文学史料指出了应该努力的方向。

本届年会中，文献研究门类更加细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业绩，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即文献材料多以校勘整理为主，还停留在简单归类的层次上，诚如刘跃进先生所指出：“目前，很多文献整理还比较粗疏，甚至说不上整理，而是文献堆积。”在笔者看来，辽金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对文史资料严格甄别辨伪，确保原始文献的真实可靠；二是对文史资料深入考索挖掘，切实提高文献价值的利用率。二者相辅相成，即保证文献资料的真实是研究的基础，对文献资料的深入考索是研究的提升。文献真实才能保证研究得出科学准确的结论，如查洪德先生治学元代文学就十分强调文献之求真，“必须对文献做认真甄别，从大量可靠的原始文献中得出客观的结论”。而在求真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文献材料进行分析阐释，即其最终目的不在于简单地结辑归类，而更在于利用文献进行深度理论考索，得出更加全面系统的科学结论。早在20 世纪90 年代，罗宗强先生就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中系统提出“历史还原”与“理论索原”的相关问题。“历史还原”与“理论索原”二者互为依托，没有“历史还原”，研究缺乏根基；没有“理论索原”，学术难以创新、突破。罗氏“历史还原—理论索原”之说对辽金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如在本届年会中，有的学者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文献考释中提炼出独特的理论创建，如王永、邓心共撰《论“夷坚体”》一文，作者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盘点梳理，详细梳理考察了“夷坚体”的发展历史、体制特点、文体归属、历史评价等问题，最终使“夷坚体”这个被学界忽视的概念变得立体清晰起来。

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绩喜人，文学框阵支撑明显不足

文学研究总是离不开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的梳理淘洗与研究积累，学界对辽金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不断出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元好问作为辽金元时期文学中的经典代表人物，一直是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引领方向的学术标杆。“梳理金元文脉，突出遗山主峰”，元好问是辽金文学家中分量最重的大家，对他进行研究就犹如挟天子以令诸侯，即抓住了研究核心重点。元好问依然是本届年会的研究热点，如安徽师范大学胡传志教授《元好问的称谓漫谈》一文，选取了一个很小的研究角度，即梳理考释了元好问的系列称谓，这些称谓不一而足，意蕴丰厚。该文看似研究元好问的一个小问题，实则这个研究正是人们所忽略的，可谓小题大做，以小见大，正如汤晓青研究员在本届年会主题报告总结时所评：“该文虽小，但十分精致。”与会专家对于元好问的研究走向深化与细化，出现了一些较新的研究动向，如内蒙古民族大学于东新《遗山词研究四十年》一文放眼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历史维度，在研究中注意引入新理论、新思维，并结合文化史、民族学、文学地理学等跨学科的多元考察，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创建。元好问不仅自己是金朝的文坛领袖，他众多才学卓著的弟子也都名震当时，诚如清人顾嗣立所云：“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名作欣赏》张勇耀副编审《元好问弟子后学与元初南北诗坛的融合》一文即深入考究了元好问弟子与元初南北诗坛的相互关系，作者从北方诗风与南方风物的独特融合、兴致盎然的审视与元初气象的南移、南北诗坛的深度合流三个方面详细考述了元门弟子在元初的为官、交游及与馆阁文臣的唱和情况，梳理出他们传播元好问诗学思想的大致路径，并指出他们为元初南北政治、文化、文学的交融所做出的杰出历史贡献。

目前学界对辽金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书写与研究已经基本完成，树立了以元好问及其弟子为核心的经典作家群，并对其相应文学作品做了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引起学界关注并切实给予解决——辽金文学阵列支撑明显不足，即作为一代之文学，要有足够的作家和作品支撑，起码能够用于形成书写文学史的基本阵列规模，如此才能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书写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事实情况是，辽金文学长时间在主流古代文学史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遇，以各大学使用最为广泛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在该教材中辽金文学占比微忽，几乎可以不计，书中只是在“宋代文学”最后一章附带涉及了一点点辽金诗歌内容，即使作为一代文学扛鼎人物的元好问也是文字寥寥，辽金文学文学史地位之卑微可见一斑。此外，游国恩、余冠英等名家所编的系列文学史教材均对辽金文学采取了集体性失忆。本届年会中，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依然是以元好问及其弟子为核心，而对其他作家作品关注相对不足。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重新书写是学界一直论争的问题，辽金文学研究者要有紧迫意识和使命担当之勇气，及早思考准备文学史重写问题，广泛挖掘出辽金两朝更多的文学作家及作品，有效支撑起辽金文学的阵列体系，切实解决辽金文学占比失衡的问题。

历史文化综合探索多元推进，文学本位观念逐渐弱化

任何阶段的文学都离不开那一时期所依赖的历史文化的支撑，辽金时代是多民族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辽金文学研究亦需重视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特点。“知人论世”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与诗文鉴赏的重要法宝，学术先贤陈寅恪、邓之诚所倡立的“文史互证”“以诗证史”等研究方法对学术界有深远影响，正如卞孝萱《略谈文史互证》所说：“文史互证，由来已久。近代学者中，正式提出以诗证史，并取得重要成就者，当推邓之诚、陈寅恪二氏。”人文学科研究强调厚沉积淀，注重寻根溯源，讲求文、史、哲相互渗透。在本届年会中，很多学者提交了系列历史文化与文学交叉的研究论文，或言人物，或论音乐，或评史事，均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倾向。如中国传媒大学董希平教授《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一文，文史结合深研了辽代音乐的崛起过程，作者以动态的眼光审视契丹音乐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即辽乐的发展与完备是在与中原汉族政权以及其他民族政权的交往中完成的，契丹音乐在本土发展与外来音乐交融中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而山西大学贾秀云副教授《崔立事件与金末社会道德的救赎》一文则关注了金朝末年著名的“癸巳之变”中的“崔立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众多金代文学精英都被席卷进这个历史旋涡，其中就包括著名文学大家元好问、王若虚等人。作者在金末家国覆灭的大历史时空背景下动态考察当时人物的思想心理，巧妙地运用“道德修复”一语，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千古学案的论争。而泰山学院路元敦《〈元史〉及其后五种史籍所载金人郭虾蟆死节时间辨误》一文则关注了金朝末年一位爱国殉节勇士郭虾蟆，作者以扎实过硬的文献考据之功论证确定了郭虾蟆的具体死节时间，用实际研究成果告慰了这位金末节义英雄的亡灵。

自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流行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即多学科交叉研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法式。但随着研究者过于强调交叉研究，导致文学属性渐行渐远。需要强调，历史文化研究得再好，但忘记了文学研究的初心，即有跑题之嫌。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有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多学科交叉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本位。”罗先生反复强调“文学本位”的重要性：“假如不回到文学本身，那就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或别的什么研究。”的确如此，由于辽金文学史料相对其他朝代确实匮乏一些，使得辽金文学研究中“文学失位”的现象更为严重，于是有的研究重心成了政治历史、民俗宗教、音乐艺术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做出了一些“走样”或“跑题”的研究成果。在本届年会中，就有多篇论文存在“史”多于“文”的“跑题”现象，甚至逾越文学范畴，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

文艺理论拓展建构与时俱进，正确民族史观尚深识义

文学理论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高地，本届年会正逢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一些与会专家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总结辽夏金元文学研究的开拓发展历程，审视其学术定位，并探索预测其研究走向。辽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要注重理论建构，民族文学属性、草原文学特质、刚健文学风格，这些都是指引辽金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方向。罗宗强先生强调：“没有必要的理论素养，就会把文学思想史写成资料长编。”那么如何才能提高理论思维水平？罗先生开出的丹方其实很简单，就是多学习，多思考，拓宽学术视野，培养学术胆识。我们对辽金文学的准确认知同样如此，既需要学人的较好理论素养，也需要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敢于创新的学术胆识。基于本届年会的思考，辽金文学研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拓创建，提升理论认知：

其一，高度重视辽金文学所具有的异质化文学审美。辽金两族崛起于北方草原，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风习俗造就了其人民粗犷豪放、质朴自然的民族气质和性格，因而使其文学作品具有一种亢健雄壮、悲凉慷慨的格调。在本届年会中，一些学者对辽夏金元文学的草原特点、民族气质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察，如王双梅《草原文化对元代诗学的影响》一文从多个维度深入探寻了草原文化对元代诗学的影响，作者用翔实的文献梳理出元代诗学内容、表达方式、语言风貌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独特的草原审美风格，丰富了中国诗学的内涵。赵敏、王建敏《浅析辽代女性诗人诗词中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一文则立足北方草原特点，归纳总结出二萧诗词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即：个性彰显时代性、民族风；情感宣泄时代风、民族韵；咏史渗透时代情、民族义。

其二，重视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易代文学现象。辽金两朝处于宋元之间，辽金两国与宋、西夏、元政权多有并立，和战频仍，在这一过程中，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辽金两朝作为这个大时代的重要一环，建立一国之政权，保有一代之文化，保障了时局发展的连贯性特征；由于各方势力实力的不同造成了多层级的附着虹吸现象，形成了多民族交融共存的局面，因而呈现出政权延长性特征。体现在文学上，则是战争和融导致的民族易代文学特点鲜明，涉及历史文化、民族融合、士人心态等多方面理论内涵，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届年会中，有些学者业已关注到辽金文学所具有的易代过渡属性，将研究视域前移至宋元之际，或是后延至元明之际，重点关注易代之际的文人与文学，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见地。如山西大学牛贵琥教授《顾瑛与张士诚》一文重点考释元末明初的著名人物顾瑛与张士诚，厘清二人的真实关系，有利于正确理解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文人士子心态。此外，西安工程大学张晓宁关注了宋元易代之际的周密，北方民族大学马志英关注了元明易代之际的丁鹤年。上述文章都将作家置于易代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在动态的历史审视中反观士人的家国命运，进而考察他们士人心态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其三，注重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史观。辽金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正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适时南渐并与汉民族文化不断交融，才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彰显出新的文化活力，进而形成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多民族相互依存状态。进入新时代，学界要在科学理论指引下，真正确立多元一体民族观，如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家庭；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大历史；各民族间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战有和，这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各民族在相互交融学习过程中取长补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主流是和睦共处、守望相助。在本届年会中，一些专家尤为注重“构建多元一体中华文学史观”的学理思考，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就是张晶教授《辽金文艺对中华美学的贡献》一文。该文以“中华美学精神”为理论指导，站在时代的高度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关于文艺工作和美学研究方面的理论号召，深入探讨作为中华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辽金文艺价值。这篇文章将辽金文艺置于“中华美学精神”的大的时代背景内，将极大提升辽金文艺的历史地位，为辽金文艺研究指明理论方向。而狄宝心《金初南北选以旧黄河为界分说廓疑》一文以动态的眼光聚焦民族融合的大背景、大趋势，准确地认识到中原士人逐渐消解了夷夏大防，思想见识逐渐扩展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文化认同等方面。从历史上看，辽金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华夷之辩明显淡化，典籍之中时常出现“华夷同风”的记载，宋辽“汉契一体”，宋金“中州一体”、“契丹女真汉人久为一家”。质言之，学界要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华历史观”，树立血脉交融与守望相助的“民族理论观”。同样，在文学史书写中，也要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史观”。

余论

辽金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受南北地域文化、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多元熏染，无论从题材内容、艺术风神还是文学艺术形式，都彰显出一种全新的审美特质。

1949 年以来的70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 年，辽金文学研究亦在探索中不断前行，广大学者立足辽金，辐射夏元，兼及两宋，开拓进取，推陈出新，开辟了独具少数民族气质的学术阵地，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辽金文学研究亦存在系列问题：从事辽金文学研究的学者基数少、规模小，研究者的学术自信尚待提升；如何解决辽金文学在整个古代文学中的占比太低问题，努力方向尚不清晰；研究团队南北地域分布失衡，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力量相对薄弱；学会自身组织相对松散，缺少有效的协同创新，在顶层设计方面仍待提高。

时代召唤，历史选择，需要通过一次高端的学术会议，对过去辽金文学研究的系列成绩与经验得失进行系统总结，亦对将来学术发展进行准确定位，预测其学术走向，进而对今后几十年的辽金学术研究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而这正是本届年会的重要议题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所在。

①傅璇琮：《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结合》，《清华大学学报》2009 年第1 期。

②刘跃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深圳大学学报》2019 年第1 期。

③高淑贤：《元代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元代文学通论〉》，东方出版中心图书推介，2019 年1 月14 日。

④罗宗强在《宋代文学思想史》序言中指出：“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我把这一步的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中华书局1995 年版）罗宗强在《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一文中进一步阐释道：“古文论的研究除原作的训读之外，大量地是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辨、训读的基础上，描述古文论的原貌，做理论阐释和理论评价。”（《文学评论》1997 年第2 期）罗宗强在《中国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亦说：“古代文学理论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对它的研究当然不能停留在史料的清理上，对它做理论的阐释与评估，应该是这一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文艺研究》1999 年第3 期）。

⑤张静：《梳理金元文脉，突出遗山主峰》，《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1 期。

⑥元好问的系列称谓包括：好问、裕之、遗山山人、遗山真隐、遗山诗老、太原元某、新兴元某、并州倦客、河东元某、河南元某、臞元、元紫芝、元子、老元、元大举、元内翰、一代文宗等。原文刊发于《名作欣赏》2019 年第8 期。

⑦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上)“袁学士桷小传”，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593 页。

⑧卞孝萱：《略谈文史互证》，《东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2 期。

⑨罗宗强：《目的、态度、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02 年第5 期。

⑩ 罗宗强、张毅：《罗宗强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4 年第3 期。

⑪ 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林春秋三编》，中华书局1998 年出版，第123 页。

⑫ 文章后刊发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 年第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