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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中所设想向君王的陈辞
——研读《天问》

2020-07-14甘肃赵逵夫

名作欣赏 2020年28期
关键词:天问屈原

甘肃 赵逵夫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之一。楚怀王二十四年,楚背齐而合于秦,屈原被放于汉北。《天问》即作于怀王朝被放汉北云梦期间。

《楚辞章句·天问序》曰: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忧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不次序云尔。

“书壁”之说,现在大部分学者不再相信,因为《天问》全篇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而且体现着一个中心思想。王逸之所以说是“书壁”而成,“其文不次序”,是因为只看到一个一个的问句之间似乎没有关联,以为是孤立的问题。这是尚缺乏深入了解的结果。但却使后面一千多年中很多人受此说影响挣脱不出来。屈原在流放中确曾就近去旧都鄢郢拜谒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离骚》便是拜先生之庙以后写成,故开头二句便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天问》的内容来看,进谒楚先王之庙与公卿祠堂而有《天问》之作,也是可信的。

《天问》从其内容之专论“有道而兴,无道而亡”之意这一点看,只能是写给当时的国君的。诗的末尾说:“悔过更改,我又何言?”诗人当时充满幽怨,但对在位者尚抱有希望,则为怀王时被放汉北所作可知。因为顷襄王横一直同其弟子兰、怀王妃郑袖受秦之贿赂,串通一气,怂恿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顷襄王得以继位,其弟子兰也成令尹。顷襄王一继位即遣放对此事有所论说的屈原于江南之野(沅、湘、洞庭一带)。屈原对顷襄王是不寄一点希望的。屈原被放江南之野的作品没有一点对国君寄予希望的意思,与《天问》主旨不合,故不可能是放于江南之野时的作品。

《天问》最后一部分反映的楚国状况,也与怀王后期的实际大体相符。“荆勋作师夫何先”一句,毛奇龄《天问补注》以为指怀王十七年“大兴师伐秦,秦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事”。戴震在“伏匿穴处爰何云”至“爰出子文”三节之后注云:“……吴光尝破楚入郢,国几亡。屈原之时,楚屡困于秦。此于篇终言吴光、子文,盖叹敌国可惧,执政无人。”春秋末年吴公子光(即后之吴王阖闾)谋杀吴王僚,造成国内动荡和继位后的暂时困境,但不久即伐楚,多次战胜楚国,并于楚昭王十年攻进郢都,楚昭王外逃,几至亡国。诗中借此说当时秦楚关系。秦武王死后,“诸弟争立”。秦昭王立(当楚怀王二十三年),“兄弟不善者皆灭之”,造成暂时内乱,故在楚怀王二十四年又主动表示与楚和好。诗人看清秦国的这种态度是暂时的,希望怀王清醒头脑,不要被秦国因暂时困境而给的笑脸所迷惑,不要有第二次郢都破亡的事情发生。毛奇龄、戴震之说是有道理的。

《天问》同《抽思》《离骚》的基调相同,应写成于同一创作环境之下。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一文中说:

《天问》后半篇的历史鉴戒录与《离骚》陈词的用意完全相同,估计它们写作的时间亦当相去不远。

可以看出,《天问》同《抽思》所反映的情绪也是一致的。《抽思》云:

历兹情以陈辞兮,

荪详聋而不闻。

固切言之不媚兮,

众果以我为患。

初吾所陈之耿著兮,

岂至今其庸亡?

何独乐斯謇謇兮?

愿荪美之可光。

译文:

我一一表白事情的真实情形,

君王却装作耳聋不问不闻。

本来切直之言不如花言巧语好听,

众臣僚果然把我看作他们的祸根。

当初我将自己的想法陈说得明明白白,

难道到今天就忘得干干净净?

我为什么只愿意这样忠言直谏?

总希望君王的美德能光照后人。

“所陈耿著”,即陈辞,也即王逸所云“论说政治,道明白也”。“亡”,“忘”之假借。《天问》是列举一系列历史事件以便让怀王体会到“有德者存,无德者亡”的道理,只是用了比较含蓄的发问形式,而且先从宇宙、天地问起,由远及近,使怀王在不觉中思考天道难违之理。

王逸在《天问序》中说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应是流放期间到鄢郢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拜谒祖先。鄢郢即楚之鄀都,鄢、鄀俱在今湖北宜城东南,两地邻近,故习惯称作鄢郢。如《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说顷襄王者曰:“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因为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在江南之野,即沅、湘、洞庭一带,那一带楚人开发较迟,不会有楚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汉北的西北距楚之旧都鄢郢不远,那里肯定有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诗人由某些壁画引起思考,而成此篇。清代丁晏《天问笺》引史书所记汉代宫室及宗庙有关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壁画,事例甚多;近几十年也出土了一些战国时楚国的帛画、漆器画等,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战国后期楚国的宗庙祠堂有内容丰富的壁画,是完全可能的(参拙文《〈天问〉的作时、主题与创作动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1 期)。

《天问》作于《抽思》《离骚》之后,从内容、主题和创作主旨看,实际上是《离骚》中陈辞部分的扩展。《离骚》二部分在“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下有陈辞一段:

启九辩与九歌兮,

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

五子用夫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

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

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

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

厥首用夫颠陨。

夏桀之常违兮,

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

殷宗用而不长。

汤禹俨而祗敬兮,

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

循绳墨而不颇。

译文:

夏启制作了《九辩》《九歌》之曲,

夏朝在开国之初便荒淫恣纵。

不考虑引起祸乱图谋久远,

五个儿子因此闹起内讧。

后羿放荡游玩又沉溺于畋猎,

还特别喜欢射获那长大的狐狸。

本来政治昏乱便少有好的下场,

何况寒浞要夺取他后羿的妻室。

寒浞的儿子浇身穿坚牢的铠甲,

他也是放纵私欲不加克制。

天天寻欢作乐而忘却安危,

他的脑袋因而也轻易地落地。

夏桀行事常常违背正道,

最终遭到杀身灭国的祸殃。

殷纣王的酷刑把人剁成肉酱,

商朝的宗祀因此也难以久长。

商汤夏禹处事都恭敬谨慎,

文王武王论道义没有差错。

推举贤者而任用有才能之人,

遵循法度一点也没有偏颇。

可以看出,《天问》在开头的天宇之事和九州大地这两部分之外,全诗重点在问三代兴亡,同《离骚》陈辞内容完全一样。可见在诗人作《离骚》时已有借回顾往古历史以劝谏怀王的想法,所以在《离骚》中已出现《天问》的雏形。《天问》的内容更丰富,所表现的情感有更多理性的思考,似为情感稍微平静时的作品。因而,它的创作比《离骚》《抽思》都要迟一些。由此,我认为它当作于怀王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之间(前302—前301)。

关于《天问》的结构,有的学者说它“无首无尾,无伦无次”“倏而问此,倏而问彼”(〔清〕贺贻孙:《骚筏》),20 世纪20 年代胡适把它说得更是一团糟。实际上,《天问》是有次序的,并非杂乱无章;研究、比勘几大部分内容转换、衔接处,可以看出全诗结构严整,只是局部地存在着窜简的情况。上古简册翻阅的次数太多就会发生编绳断脱的情形。散文著作因为上下文意的前后关联,重编时出错的可能要少,《天问》不仅仅是诗句,而且句与句、节与节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联系,重编中出错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是《天问》窜简现象严重的原因。不过,即使这样,其大的结构层次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清人夏大霖《屈骚心印》、屈复《楚辞新注》、胡文英《屈骚指掌》,近人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林庚《天问论笺》、孙作云《天问研究》都做过整理工作。我所主编《楚辞语言词典》所附《天问》原文也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整理;我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楚辞》一书中所收即是做了调整的文本(该书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天问》全诗分六部分:第一部分:宇宙与天文;第二部分:鲧禹治水和九州土地;第三部分:夏代兴亡;第四部分:商代兴亡;第五部分:宗周兴亡;第六部分:六国及楚事。从内容和结构上可以看到这两个特点:

第一,《天问》问三代之事,并非各朝选重大事件依次设问,每一朝代都主要是问三段:兴起的过程、建国的过程、亡国的情形。其他不多涉及。明乎此,就知道它不是叙事不均衡、行文随意,而是紧扣主题,有重点。

第二,夏人之兴从鲧禹治水开始,开头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从禹之子启继承王位至少康中兴,是问夏朝的建国。因为这是中华历史上由部落联盟向王权社会转变的第一个王朝,所以阻力大,多所反复,前后近百年,这部分内容较多。关于夏桀亡国,其中说道:“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结尾说:“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

此下接商人兴起的内容,从商人之产生说起,开头便是:“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从时间上说又回到与夏人之祖大禹大体相当的时代。下面说到王亥、王恒的故事等,说明这个民族发展起来的不容易。然后问汤的建国,说:

成汤东巡,

有莘爰极。

何乞彼小臣,

而吉妃是得?

译文:

成汤到东部的领地进行访察,

一直到了最东面的有莘氏之地。

为什么他只是向有莘氏要了小臣伊挚,

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善良的妃子?

指出汤之所以能推翻夏桀而建立商朝在于求贤用贤。然后问商亡国的情形,其中说:

彼王纣之躬,

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

谗谄是服?

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

雷开何顺,

而赐封之?

何圣人之一德,

卒其异方?

梅伯菹醢,

箕子详狂。

译文:

那商纣王的身心行为,

是谁使他变得狂妄发昏?

为什么他厌恶真心辅佐他的大臣,

而尽用一些进谗献谄的小人?

比干违背了纣王的什么旨意,

压制打击他又要了他的老命?

雷开在哪些地方合于纣王的旨意,

给他厚厚的赏赐又不断加封?

为什么圣人有着同样的德操,

他们最后的结局却完全是两样?

梅伯因为规谏而被剁成肉酱,

箕子为避免大难而装作精神失常。

指出商之亡国是由于杀害忠良,任用奸邪。下面紧接:

稷维元子,

帝何竺之?

投之于冰上,

鸟何燠之?

译文:

后稷既然是帝喾的长子,

天帝为什么使他生下来就经受磨难?

他被遗弃丢在野外的寒冰之上,

群鸟为什么会用翅膀给他保暖?

又从周人始祖问起,同样回到与禹大体相当的时代。这之后下接“伯昌号哀,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接着说文王喜得姜太公之事及武王杀殷纣王的情节,这是有关周王朝建国的内容。问西周灭亡的一段文字从“昭后成游,南土爰底”至“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共3 节12 句,窜到了问殷商灭亡一段文字之前。为什么说它是窜乱造成前移?因为从问夏代、商代历史的部分可以看出在问了周之建国之后,必然会有问西周灭亡原因的内容。之所以被前移至殷商灭亡处,是王逸之前的某次简策散乱后,整理者不了解原诗的总体结构,以为并列地问商周灭亡之事,故放到一起。可能那一次是前一部分编绳未断,不然也会把夏代灭亡的文字集中在这里。

王夫之《楚辞通释》即说:

按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因原自所缀合以成章者。逸谓书壁而问,非其实矣。逸又云“不言‘问天’,而言‘天问’,天高不可问”,说亦未是。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篇内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废兴存亡之本。原讽谏楚王之心,于此而至。欲使其问古以自问,而蹑三王五伯之美武,违桀、纣、幽、厉之覆辙。原本权舆亭毒之枢机,以尽人事纲维之实用。规瑱之尽辞,于斯备矣。

王夫之这一段话说得确切而到位,最为明了;关于《天问》结构层次同主题的关系、诗人的创作意图、全诗的主导思想、篇名之义都讲得清清楚楚。诗人是希望有机会将它呈献给怀王,以便使怀王知道“有道而兴、无道则丧”之天理,能追蹑楚三王之步武,而避免亡国之君的老路。

当代学者的有关著作中,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在这方面是谈得最明白、最透彻的。其《前言》的开头就说:“《天问》乃是古代传说中的第一部兴亡史诗。”《前言》中有一节题为《一部兴亡史诗》,当中说:“《天问》的兴亡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的,这三代历史的发问占了整整一百句,超过全诗一半以上的篇幅,它的兴亡感也就是全诗主题的焦点。”讲得十分透彻(按:林先生是以原诗之两个分句为一句的)。

但是学界在近数十年中仍有以表现了怀疑精神、表现了追求真理的精神及体现了道德精神为说者。认为它表现了怀疑思想的观点,又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表现了对天命冥漠不可识的疑问,一种认为是表现了对于旧的传统观念的怀疑,甚至于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20 世纪60 年代以前多持前一种看法,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多持后一种看法。

其实,《天问》是表现天道思想的,认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违背天道都是难以长久的。武王伐纣时所作《太誓》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这是在传统历史文化背景下借“天意”表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屈原正是继承了这种与传统“天命说”相对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观念。他在《离骚》中所写陈辞的末尾说:

皇天无私阿兮,

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

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译文:

皇天公正不会有什么私好,

见人民拥戴谁就给谁以辅助。

只有那英明聪慧有盛德的人,

才可能一统天下享有疆土。

展望前景中回顾过去的历史

省察人民背离和归顺的定准。

哪个国君不义而能统治天下,

哪个国君不善而能使人归顺?

这可以说是对《天问》中要表达思想的高度概括。

《天问》第五部分末尾说:“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这是问皇天集禄命于王者之身,是怎样告诫他的?让他以礼而治天下,又为何使异姓来取代他?意思是:上天让他要重民生,有法度,有所戒惧;如不能遵此以行,就会使他人取代之。可以看出,《天问》同《离骚》中陈辞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这当中不仅没有任何的怀疑,而且坚信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

《天问》也不主要是“谈哲理”。其开头部分问宇宙的内容,实际上也是问“天道”——自然之道,说明这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接着由大禹治水而引出关于地理的一系列问题,也是说依“地理”而行事,一切顺当。

鲧何所营?

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

地何故以东南倾?

译文:

鲧在哪些地方着力经营?

禹用了怎样的办法取得成功?

为什么说只是因为共工的大怒,

方形成大地东南方的塌陷下沉?

据古代文献记载,鲧用了堵的办法,治水未能成功;而禹用了导引的办法,得以成功。这同样表现了一切须顺天道而行的道理。而由于首领相互间的斗争,会形成天地之灾,也是难免的,同样值得思考。

《天问》中确实表现了作者的悲切心情,但不主要是抒愤。从整体结构上去思考《天问》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可知屈原写《天问》是希望楚王从历代的兴亡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不仅仅是为了抒泄愤懑,也不是要表现什么人生哲学上的疑问。

《天问》是诗人精心构思的一首抒情长诗,它同《离骚》不同的是:它更多的是借着对历史的回顾,表现对现实的关心以及他的政治态度。其内容不是散漫无边、没有中心,只是今天读来感到开头问天地开辟、大地万物部分究竟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同后四部分有什么关系,不太明白;加上窜简现象的存在,学者困惑,做种种猜揣,使一些即使是很欣赏《天问》的学者也把它看作“碎金”,对它的内容、主题及结构形式的看法有些偏差。

所以,对下面三个问题,再做一说明。

第一,开头两部分写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大地奇闻,与后面问三代兴亡之事有何关系?

这首先同诗人的创作动机,即预设的阅读对象有关。战国时一些学者提出在向掌权者进谏时应采取一种谲谏的方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到驺衍等人看到有国者骄奢淫侈,不能尚德,正面谏说难以被接受,故“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以至于无垠”。“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然后逐渐论及社会、历史。因为那些“淫侈”的“有国者”,你向他讲治国安民之道,他便厌倦;如果硬要讲,便会震怒。有很多是只知享乐和妄用生杀予夺之权,而难以理喻。于是,论事者便揣摩这些人的好奇之心,从较为迂远而能引起他们兴趣的事情谈起,逐步靠近,徐徐而入,使他自己悟出一些道理,明白利害关系,从而有所改变。如《战国策·齐策三》载:

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秦曰:“臣之来,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

苏秦便讲了土偶人与桃梗的寓言,然后说:“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因而罢入秦之想。屈原几次出使于齐,对齐国稷下学人的这种论说技巧自然有所了解(有的学者甚至因此而认为《天问》作于屈原使齐之时,则过于牵强,不可取)。

其次,宇宙、地理方面的一些现象也反映了“天道”即自然之道。借此以说明天道之不可违背,为后三大部分张本。

明白了这两点,就可以清楚《天问》开头问天地未生以至九州禹贡的部分,一是为了使人主乐意看;二是为了不使谏说的目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而是由远及近,渐渐切近主题;三是开阔人主的视野,体现天道观,叫他认识到人事与天道之理相通。这都是为了达到使其“惧然顾化”的目的。

第二,作为一首长达376 句的长诗,何以要采用发问的形式?

我们想,如果采用正面叙述的办法,虽然开头加了一些关于天地开辟、日月星辰等的文字,但大篇的叙说罗列史事,人主读到这里,仍然会厌而弃之。用发问的形式,作者要说的意思不直接说出,不是一件一件罗列历史事实以说明兴亡之理,而是概括地提到一些事件,将要表现的思想包含在问句中,减少了很多情节的叙述,也省去每一事件叙述结束后的分析议论,文字会更为简洁;同时,这样可以调动人君的思考,让他自己去体会玩味,得出结论,给他显示“天才”的机会,也调动他在某些事情上的主动作用。

第三,篇名为何叫“天问”?

其一,本篇由天地万物问起,而后面问三代兴亡与人事的部分,也表现了“天道”“天理”,故均以“天”统之,为有关天理之问。这是“天问”的第一义。其二,《尔雅·释诂》:“天者,君也。”屈原写此,本不仅仅是自我抒怀,也不是写给一般人看的,而是有意要写给君王看的。以“问天”为由,希望怀王由此而自问,有所深思。这是“天问”的第二义。

总之,《天问》在内容安排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主要是同诗人的创作动机有关,也受了当时盛行齐国的以大九州之说导入谲谏这种风气的影响。这是诗人设想向怀王的一篇“陈辞”。

本诗问天宇、问大地的部分客观上也反映了古人在天文、地理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很有意义的推想,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从诗歌艺术方面说,《天问》虽用了传统的四言诗的句式,四句一节,一般韵脚在偶句之末,但实际上句式、一句中的字数、几句一问、押韵的方式等时时有所变化。有五言句、六言句、七言句;有的句子又用了虚字脚(即韵脚字之后带有一虚字“之”“焉”之类),这就有了两个韵脚字。至于问句的设置,一般是两句一问,即一节中有两问,但也有一节中三问或四问者。如诗开头的三节都是一节中两问,但第四、五节就不同: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何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第四节是三问,第五节是四问。第七节又是连上四问,而第八节问太阳行程的四句只有一问: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这就形成诗句的疾舒变化而不平板。

其次,韵脚一般在下句之末,但也有些是一、二、四句都押韵。如:

何所冬暖?何所下寒?

焉有石林?何兽能言?

此下接着的连续五节都是如此。在读者形成一定印象之后再一变,显得既有规律,亦有变化。此外,还有前两句一韵、后两句一韵的韵格,如: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

羲和之未扬,若花何光?

这些变化就克服了旧的四言诗的刻板单一,使全诗具有灵动感,也使问的问题同诗句的各种变化结合起来。

诗句在一节诗中的搭配变化也是随问事及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问的方式及问每一事的句数节数也时有变化。细读原文可知,不再细说。

屈原能完成这篇无论在内容上、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不朽的抒情长诗,首先是基于他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他之前两千年历史的深入思考,总结出了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其次是他抱着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由地域广大、条件优越的楚国承担起统一全国的重任这个伟大梦想。但由于国内旧贵族的反对和秦国的挑拨离间,他的政治愿望未能实现,他怀着巨大的忧愁和悲哀无处奉告,只能倾注于诗中,故有一种激励人心的力量。第三,由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能够自然感人地将他的思想、情感书写于简帛之上。诗人思路开阔,行文根据内容的变化忽前忽后,时间交错,给人的感觉是激情荡漾,意味无穷。郭沫若说:“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更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是抵得过五百篇《尚书》。”(《屈原研究》)所以,无论从文学史、文化史还是史学文献的哪一方面来说,《天问》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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