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马启代

不可否认，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认知。但只有具备了丰富的创作经验、生存体验和理性思考的诗人所秉持且践行的写作认知才可能达到诗学观念的层面。也只有具备了自我诗观的写作，才可能是可信的和有效的写作，才可能在价值观和艺术观的双重背景上具备创作的意义。王立世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我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打探他的作品的。事实上，只有认知成熟而有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其写作行为才可能称之为创作。而标识着王立世进入创作阶段的就是他“三最”诗观的提出，即最浅的语言、最浓的情感、最深的哲理。下面我结合他的创作状况做一些简单的梳理和阐释，以期有助于作者本人以及他人的新诗创作和研究。

“三最”诗观在当代诗学背景上的理论价值

首先声明，“三最”诗观是王立世在创作实践中提炼出的诗学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学理论。很多人对他的诗歌做过不同的阐释，但没有结合他的“三最”创作观点进行解读，因此，作为感悟性的个人理念，尚缺乏体系性和层累的积淀。但如果放眼当下的诗学现场，包括理论现状和创作现场，再结合王立世本人多年的坚守，我们不难发现其理论价值之所在。首先，他的“三最”主张契合了汉语诗歌的本质属性，“最浅的语言”是“朴素之美”的变相表述，“最浓的情感”是对“诗歌情学”论的切近，而“最深的哲理”是关于“诗歌知性”的现代性感知。王立世的诗观表达也许语言上不那么准确和严谨，但他敏锐的认知涵盖了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对诗歌的内在规约。其次，他的“三最”诗观作为个人的艺术经验与创作原则，贯穿在他文本发生、发展和不断嬗变的整个过程，为我们剖析、评价他的创作得失继而推及分析整个诗坛的创作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比起那些不着边际的贩卖式理论和玄而又玄的梦呓式论述，王立世的“三最”观点像他的诗句一样显得朴实、真切、富有感染力。我们可以认定，“三最”诗观因与他个人的创作实际紧密相连、血肉不分，他所主张的所谓理性思考皆融化显现在他的诗行中。而这，正是“三最”诗观理论价值的具体体现。

诗人是新鲜经验的提供者。他们不是发明家，而是世界隐秘之美的发现者。他们为世界提供审美的、人生的经验，让沉沦或劳累于世俗中的灵魂得以栖息。当然，在我看来，艺术家和诗人所提供的经验有童年经验、青春经验、中年经验和老年经验。古典诗歌所提供的多在中年经验上，现代诗歌所提供的经验比较完备，且为古典意义上的中年经验注入了新的审美质素和智性因子。从王立世的“三最”诗观和文本实际看，不但他的“诗题”多有“五十”这样的中年数字，而且他所构建的以“夹缝”系列为主旨意象的精神体系和美学体系也与中年心态息息相关。非马说他喜欢“从日程生活中寻找题材，然后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写出来”都因“中年”诗绪所致。

人与文互证的写作实践在文本上的精神体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立世是一位有自己的诗学观点并在实际写作中自觉践行且取得高度互证性的诗人。但从更深的层面去探究，真正的诗人不但是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互证的人，也是“人本和文本”高度互证的人。张清华在《文本还是人本：如何做诗歌的细读批评》一文中曾重申他所倡导的“上帝的诗学”。他说：“所谓‘上帝的诗学’，实在是一种极言之的借喻，是‘生命本体论的诗学观’的一种说法，即对文本的认知，应该基于对写作者生命人格实践的探知与理解。”他强调：“真正理想和诗意的批评，永远是具有人本立场和人文主义境地的批评。”也就是说，人本立场和人文主义是考察一个作家以及作品的更重要的因素。由此，我们在人与文互证的角度上超越文本的技术层面进一步探知王立世文本的精神向度，成为真正认识他的关键。

王立世的多篇访谈类文章印证着他“忧愤”心理的缘起与人本精神的产生。作为从农村出来的诗人，作为一个在格式生存中护佑良知的诗意寄生者，他身上留有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道德伦理的印痕。在我的阅读印象中，王立世身上有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然血统，但现代“人”的觉醒意识在他的心理自觉层面同时共存，这表现在他的诗中既有传统“士”的风骨魂魄和家国情怀，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和自省精神。按照我观察认定诗人的标准，首先要看一个诗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包括对历史、现实的认知。因为一个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决定了他的精神底色和价值判断。作为一个诗人，与世界是统一关系、膜拜关系，还是对立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当代诗歌奖在给他的颁奖词中认为：“他有一颗壮怀激烈的内心，使他的诗歌获得了西绪弗斯状式的悲壮。”对于一个坚持把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把平易质朴作为语言特色的诗人来说，得到这样的评价，皆源于“王立世的写作是在‘自审’的精神背景上不断探求灵魂完整的过程”所致。“他的‘自审’以‘自省’为前提，带着自己的生命之殇，甚至精神分裂的痛楚。”（见拙作《夹缝与自审：精神定位与自我救赎——序王立世诗集〈夹缝里的阳光〉》）而这，正是王立世得以继续提升自我境界的可能。

“三最”诗学的自身困境和对当下创作的启示

毋庸讳言，“三最”诗观的提出本身是诗人的美学宣言，就观念本身而言具有学理上的不确定性和实践上的不稳定性，应当隶属于“诗话”类感悟型论断。我一向主张艺术审美的极限体验，与“最”字几乎同源同宗，但事实上，两种主张的方向似乎正好相悖。但艺术的至境殊路同归。如果王立世能在写作实践中不断深化思考，拓展诗学视域，对于其诗学理论的形成和创作的提高都不无裨益。

就其创作而言，他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意象——“夹缝”，已经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上形成了一个体系，涉及精神、情感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一个鲜明中年特征的诗意图像。但诗歌毕竟是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美学舞蹈，“三最”的长处往往也是它的短板，特别像“60 后”这一代早年艺术和精神营养都严重偏食的诗人。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王立世的诗歌因过多关注烦琐的日常生活压抑了人的本性的抒发，有些诗的说理滑向说教的误区，导致平淡有余诗美不足等（张立华、王珂：《秋水怡人，跃然纸上——评王立世诗歌中的日常性诗意表现》），而关键的，还是作者在繁复与简约、奇崛与朴素中找到平衡，在面向灵魂还是生活、精神还是现实上找到美学的立足点。无论怎样说，王立世能在理论与批评、批评与文本脱节的当下，以自己的思考树立写作的圭臬，并不断用诗行丰富其内涵，窃以为这本身就值得肯定和褒赞。因为像我一样近年来一直对诗坛批评其流弊的多，真正像王立世这样默默建设的人少。如此看来，王立世的“三最”诗观及其实践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也许正在于此。

一个立志“为灵魂而写作”的诗人，一个“不仅仅关心自己，也关心着人类”的诗人（《夹缝里的抗争——诗人王立世访谈录》），让我有理由相信，也祝愿他能兑现我所一直笃信的一句话，那就是：伟大的诗篇都有残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