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慧溶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孙频把自己的创作称为“城乡结合处的屌丝写作派”，不同于“80 后”写作多为青春的激情与叛逆，她的文学青春期很短，一开始创作便直指人的现实处境，关注底层人的苦难生活。孙频的小说延续了山西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脉络，她的青春疼与痛始终立足于苦难的现实生活，她擅于从一两个人物身上深挖其深层次的心理和人格空间，对人物的命运尤为关注，并探析此类悲剧命运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孙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绣楼里的女人》便是将山西地方的时代背景与一个晋商家族的历史沉浮相结合，在一个家族的兴衰中她关注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女性的悲剧性一生。正如她所说：“真正的作家气质表现为敏感，有赤子之心，有探索真相的欲望，有人格的复杂与痛苦，有对人类苦难的深深悲悯，有对正义和良知的坚守，永远在黑暗中渴望光明。”孙频的小说就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她既写出了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又彰显出在困难年代人性的爱与善。

一、独特的文学坐标

“文学中的地域多少有别于现实中真实的地域，作家从中抽象出了独特的风情画、风俗画，还有那些浸泡在人情感里的、流淌在人血脉里的东西，并使它们从此以后在文字里获得了不死的生命。”虽然文学地域与现实地域并不相同，但孙频也指出现实地域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她的小说中她写自己熟悉的、曾经厌恶的、渴望逃离的故乡，写这里的人和事，在她一次次描写自己故乡后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厌恶、逃离背后的却是对故乡深深的爱，对故乡人苦难生活的同情与理解，这种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使得她的创作从未离开过山西，她始终关注山西县城里底层人的生存活动，关注他们的悲喜和他们在物质上的窘迫与精神上的困境以及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

在《绣楼里的女人》中，孙频紧紧围绕山西民风民性来写小县城里的人情世故。朱晓进在《“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将山西的民风民性概括为“重利轻名”“俗尚俭啬”“倔赖”，孙频小说中的人物自然也逃不开山西人的特性。首先是务实，“重实际、尚实干、讲实利”，在“二月二”这一寓意新生的一天，贺红雨为自己的未来找到了出路，但贺红雨选择段星瑞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对自己与对方家庭处境的精心考虑。她有给自己挑选男人的谨慎，一方面知道自己不美，另一方面，那个不为人知的黄昏，在经过充分考虑后，贺红雨将段星瑞确定为自己的结婚对象。在贺红雨做事前的种种考虑与确定目标以后的果断行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给予她的精神支撑。其次是俭啬与倔赖，贺秀川是靠祖上发家的，他跟自己的父亲经历了战乱之后更加知道金钱来之不易，在贺红雨母亲去世后，贺秀川盘算了一下，自己已经有儿有女，再娶不划算，也因为这样老姨太太才免遭被抛弃的命运。

二、物象的映射

“语象是诗歌本文中提示和唤起具体心理表象的文字符号，是构成本文的基本素材。物象是语象的一种，特指由具体名物构成的语象。”由此可见，物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作者从实际生活中选择出的创作材料。在文学作品中，物象是被作者人格化了的描写对象，正是由于有了物象的具体呈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才能有依托。在《绣楼里的女人》中，孙频正是通过一系列物象来揭示人物的命运，表达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对一个家族命运的探索。

绣楼，用来隔绝未嫁女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绣楼的文化标志如一道符咒，女子只要上了绣楼就不能轻易出来，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也是典型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象征。对女性来说，绣楼正如一座牢笼，每个未出阁的姑娘总要在这里孤寂地生活。绣楼是专属于女子的建筑，孙频通过绣楼这个文化标识清晰地洞察出女性被囚禁的命运。在小说中孙频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贺红雨因为是女孩，得不到父亲与老姨太太的关爱，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一直羡慕甚至仇恨弟弟贺天声；老姨太太因自己不能生育，在贺秀川面前一辈子都是低眉顺眼的；贺红雨在生下三女儿之后，狠心将她淹死，就是为了有一个儿子；女女虽没住过绣楼，但她的一生没有逃离那个小县城，她心中的理想、找寻的爱情一一破灭，最后只能以悲剧结束。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孙频对女性命运的深刻认识，绣楼里的女人不仅有贺红雨，还有老姨太太、女女甚至云云。

在张爱玲的笔下，月亮被赋予了鲜明的性别色彩，预示充满悲剧意味的女性命运，孙频的创作与张爱玲不谋而合。在《绣楼里的女人》中，出现了两次描写月光的场景，月光下的世界是真实而冷酷的，月光下人物的命运是悲惨的、绝望的。第一次描写月光是在贺红雨被两个日本兵强奸了之后，那晚的月光像水一样涌进绣楼，把贺红雨彻底淹没了，月光铺在地上寂静地流动着一种隐秘的肃杀。第二次描写月光是云云遇到纪艳萍的时候，那是一个有着满月的晚上，在月光下纪艳萍穿着红色的衣服忽然像吸足了血一样，展现得无比鲜艳凄怆。两次月光的出现象征着两位女性的悲剧，孙频有意或无意地用月光暗示了人物的结局，月亮意象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人物的心境更加了解。

玉米，山西的主要农作物就是玉米，在农村随处可见玉米地，它与山西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贺红雨就是在玉米地被两个日本兵强奸的，玉米叶哗哗地响着，变幻着形状，正像成百上千个人围观着她。玉米被比作人，贺红雨在被侵犯以后第一感觉到的是被别人围观的耻辱感。在贺红雨还未出嫁的时候，贺天声就对她的长相进行评判，怪她没有趁早把自己嫁出去，现在像是老玉米，啃也啃不动，这里把贺红雨比喻成老玉米，女性被比作物，是男性随意挑选的对象，这不仅暗示了贺红雨的一生，也揭示了女性的命运。

三、苦难与救赎

孙频曾说：“我认为小说里是应该有感情的，作家的内心如果没有感情，那写作就会变成一种对世俗高高在上的审视而缺少同情与悲悯之心。”孙频在写作中将自己的感情投入到文本中，她同情人物的遭遇并且始终希望她们能够逃离悲剧命运，正是这份同情与悲悯之心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小说中四代女性有不同的遭遇，但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她们并没有完全被现实环境淹没，她们在展示女性苦难命运的同时也显现出她们身上还未泯灭的人性，在黑暗的年代仍然有爱、有抗争，这种无意识的对命运的反抗正是她们对自身苦难的救赎。

老姨太太一生没有孩子，她害怕被贺秀川抛弃，这使得她对贺天声的爱几乎是疯狂的、病态的，贺天声在溺爱中成长为一个瘸子，这也导致他的悲剧结局。但在贺秀川自杀后，老姨太太并没有抛弃贺天声，她一直陪伴着这个儿子直到生命的终点。贺红雨与老姨太太有相同的恐惧，她们的未来着落必须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这既有人物自身思想的僵化，又有时代的局限，贺红雨一生想逃离老姨太太的命运，但越逃离越发现老姨太太像影子一样拓在她的身上。但贺红雨毕竟是敢于反抗的，她对生活展示出顽强的韧劲，她对老姨太太以及贺天声由仇恨到释怀也是自身精神的升华。女女同样对未来充满希望，从小她就想走出去，可现实给予她的是沉重的打击，当她成为工厂女工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时，她结束了不幸的婚姻，她的反抗是沉默的、绝望的。云云是唯一逃出家庭的女子，她去北京上大学，参加女权运动，后又移民美国，她的反抗更彻底、更坚决。在《绣楼里的女人》中，孙频并没有塑造真正健康、合理的女性形象，这一个家族中的女性都是病态的，但她们面对苦难展现出来的反抗意识是真实的，尽管生活满目疮痍，但她们仍对这个世界抱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与善意。

受制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山西文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山西文学的发展一直遵循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文学创作注重对社会现实进行揭露与批判，孙频的创作自然而然地与这种文学风格相契合。通过绣楼里四代女人的人生，显示那个年代男性与女性的精神面貌与价值追求，对其中不合理的成分进行批判，又歌颂了还未泯灭的人性，绣楼里的女人终将走出绣楼走向自己的人生。

①孙频：《女人与女人,女作家与女作家》，《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第33—36页。

②孙频：《小说中真正需要什么》，《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45—49页。

③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69—75页。

④孙频：《作家的心理空间》，《书屋》2016年第8期，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