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楠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300204］

王安石文章的经典化始于宋代，经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建构，其经典地位逐渐确立，经典意义与价值亦在建构过程中得以凸显。

一、扩大了王安石文章的内在属性

王安石文章所以能被后世不断接受和认可，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离不开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就历代古文选本而言，宋代古文选本倾向于对王安石文章思想价值的揭示与接受，如《崇古文诀》《续文章正宗》《宋文鉴》等选本中，表、制诰等应用类文体占选文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明清时期的古文选本，则是以艺术价值的凝练与接受为主，如明代《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精选唐宋八大家文》，清代的《御选古文渊鉴》《古文辞类纂》《唐宋文举要》等选本，涉及祭文、墓志铭、杂著等文体，相比较表类最多的宋人选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人们对王安石文学性较强的文章有了更多关注。正是在读者建构的过程中，王安石文章的内在属性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社会文化价值，便是在经典化的过程中被赋予的。

关于社会文化价值。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一书中谈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着一个不容易被人察觉的行为：追忆往事。今人常常在追忆古人的过程中也希望自己能被后人铭记，因此无论是今人回忆古人而作的一首诗，或是与古人的物品发生联系，抑或是在与古人相关的事物中追忆古人，这些“中介”都是一个容纳古人与今人乃至后人的殿堂。宇文所安先生的发现，似乎可以贯穿到经典化研究之中。当建构者在接受经典作家的同时，建构者也被刻在了经典进程的链条上。以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接受为例，当后人研究王安石变法时，对梁启超的评论也会多有关注，一是因为梁启超的评论较为公正，二则是因为梁启超在接受王安石的同时也将自己刻在了王安石经典化的链条上。同样地，欧阳修、曾巩、苏轼、朱熹、吴澄，明代唐宋派学人、清代桐城派学人等，也都被刻在了王安石文章经典化的链条之上。

无论是对王安石文章经典化建构的接受者，还是对王安石文章大加批评的人，他们在建构和批判的过程中，都被刻在了王安石文章经典化的链条上。某一作家或作品经典化的链条一定是包含接受者和反对者两种声音的殿堂。从这方面来看，王安石文章的价值包含了经典化链条上的所有内容，而非仅仅是它本身所固有的那部分价值，贯穿于整个王安石文章经典化历程中的所有声音，扩大了王安石文章的社会文化价值，而这种社会文化价值的更新会伴随着社会接受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可以说，王安石文章经典建构的过程中，在接受者的努力下，扩大了王安石文章的价值，使其更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

二、推动了后世对王安石精神品格的传承

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王安石一直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人们对王安石人品的评价反差极大，有人认为他正直伟岸、光明磊落、廉洁奉公，还有人认为他善用奸佞、要挟君主、独断专权。

由于变法的因素，王安石的为人、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曾受到猛烈的攻击。这样的环境下，王安石的文学也毁誉参半。在王安石文章经典化的进程中，其文章内外属性无疑是最重要的，但还有一较为明显的推动力，便是同情者、支持者在政治上的辩诬与翻案，正如蔡上翔那部怀着激情而作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对王安石的生平事迹、诗文创作都做了全方位的考证，虽然言词中不乏对王安石的袒护，但蔡氏对王安石的辩诬，为后世研究王安石政治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提供更多元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不仅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也是政治史上的经典变革家，历代言变法者皆谈王荆公，这是不争的事实。王安石文学的经典化与政治辩诬也有很大关系，伴随着政治上的正名，王安石的文章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这是政治因素对王安石文章经典化的影响，当王安石文章经典地位确立之后，我们会发觉它对王安石精神品格的传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文学本身并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它可以在政治评价之外另寻一条出路。同样以宋人对王安石文章的评价为例，很多反对新法，极力抨击“荆公新学”的人，如苏轼、朱熹，乃至司马光，却在文学上给予了王安石高度肯定，这种赞赏已然超越了政治观念上的纷争。再如清人对王安石文章的接受，清人自觉将政治与文学分开，即便在政治上有反对意见的清人，也能较为公正地审视王安石的文章，如桐城派领袖方苞评王安石的《周礼义序》云：“观察篇中云云，可觇介甫于《周官》仅见其粗迹，而于圣人运用天理，不忍一民一物不得其情之本原，概乎其未有得也，故见诸行事皆与周公意谬戾。而其文实清深高雅，宜分别求之。”这些都是王安石人格精神能够在20 世纪以来被广泛传播，并被更多人接受的重要因素。

其次，文学本身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作者的精神品格。在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可以被确立为经典作家或经典作品的，不仅在形式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内容中也散发着宝贵的精神品质。可以说政治上的评价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王安石人品的看法，但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则从内在推动人们对王安石人格精神的传承。

那么，王安石文章中传递了王安石什么精神品格？笔者以为，王安石文章传递出的他倔强不屈、刚毅果敢的精神品质，值得后人不断传承与学习。

王安石一生以变革旧有法制，实现富国强兵为己任。尤其是主持熙宁变法后，王安石的决心更加坚定，纵然面对最高统治者和变法反对者，王安石毅然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刚毅果敢，从不畏惧权贵，对做出的决定一定坚持到底。在宋高祖与宋太祖时期确立的治国方针，于宋仁宗时期，早已被视为不可置疑、不可侵犯的祖宗之法。在王安石看来，历经时代的变迁，因循守旧难以拯救社会的衰微，祖宗所定之典章制度，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王安石的坚持，无疑引得反对派群起而攻之，即便如此，王安石依旧坚持祖宗之制不可因循而法。

同时，新法的创立亦非一帆风顺，它需要创立者具有坚定的信念，更不能被流俗所左右。任何变革都会触碰到因循守旧者的利益，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变法的艰难以及改变人们因循苟且的思维习惯的困难。不仅如此，王安石还深知，在众多的反对声中，自己还将会背负难以辩解的骂名，是非曲直无以辩解，但他依然坚信唯有坚持“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

王安石如梅花般凌寒独自开的不屈风骨是变法家的精神，也是文学家的风骨，这种精神同时也是精神文明社会建设的有机养料，20 世纪以后，人们谈论王安石已经不仅局限于政治变法的分析，而更多的是对王安石文学创作的研究以及对其精神的传承，这也是王安石文章经典化十分重要的意义所在。

三、促进了文学史的发展

经典作家，也是每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可以代表这一时代的文学风尚，有时也可能是引领时代风尚的关键人物，同时，经典作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史的发展。就王安石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对其文学史的推动作用。

一是推动了北宋文学的发展。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很多文人学者都曾受到他的提携，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无不受到欧阳修的赞赏和帮助，他的文章创作风格和文学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在他的倡导下，一扫北宋文坛华而不实之气，于韩愈之后再次达到了古文创作的高峰，这种影响也不仅限于北宋文坛，欧阳修的文章在后代士人眼中早已成为推崇和学习的典范。这便是一位经典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王安石的作用同样如此，王安石继欧阳修之后大力倡导古文运动，严厉抵制雕章琢句、空洞无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北宋的骈俪文风。王安石还积极变革北宋科举考试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也打击了北宋士人不关心国家政治的颓靡文风。

二是王安石凌厉峭拔的文风丰富了文学史的创作风格。文学史上，每一位经典作家的艺术风格都是不尽相同的，他们或有相似的文学主张，但在创作上一定不是相互因袭模拟，而是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备受世人关注。王安石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他凌厉峭拔的文风，《古文关键》中说：“学王不成遂无气焰。”王安石文章以气势取胜，学习王安石的文章，就要学习他的气势，气势是王安石文章的关键。王安石的凌厉峭拔文风，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变革者，对王安石崇拜有加的龚自珍更是“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

中国文章史上，王安石也以其凌厉峭拔的文风，位列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中。唐宋八大家文章群体，是唐宋文章史上的巅峰，韩愈之气势奔腾、壮阔雄奇，柳宗元之渊深峻洁，欧阳修之平易晓畅，曾巩之严整典雅，苏洵之博辩宏伟，苏轼之博大雄奇，苏辙之秀杰深醇，王安石之凌厉峭拔，八位作家，风格迥异，异彩纷呈，为中国文章史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①〔清〕姚鼐撰，王文濡校评：《古文辞类纂评注》，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8—9页。

②③〔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73页，第772页。

④〔宋〕吕祖谦：《古文关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总论，第14页。

⑤孙钦善选注：《龚自珍词选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