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波

(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一、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对草书的审美赞誉

书法成就是魏晋南北朝艺术走向自觉的标志之一，而草书乃是这种艺术自觉的重要表征。我们看到，魏晋以来，草书的艺术水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王羲之、王献之的草书代表了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当然“二王”不是独标孤秀的。在他们之前，有钟繇、皇象、索靖、卫恒；在他们之后，则有继承“二王”书风的王家子弟以及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陶弘景、萧子云等；与“二王”同时的还有郗愔、庚翼、谢安等。这些书法家虽对其他书体均有很高的造诣，但草书显然是他们共同所热衷的书体。

在这一时期理论家眼中，草书大约既是指今草，同时还包括章草。如果再扩大一点，亦可将行书这一新的书体划归进来，因为行书乃是由真书草写而成，尤其是行草的便捷更贴近草意，有的作品往往介于行草之间。如果撇开一般书论有关草书的见解不谈，这一时期专门针对草书的书论约有三篇：索靖的《叙草书势》、杨泉的《草书赋》、萧衍的《草书状》。这都充分表明，继崔瑗之后，在魏晋南北朝，草书再度成为书法理论关注的审美重点。

索靖(239—303，字幼安，敦煌人)，乃为张芝的妹孙，自然承继了张芝的草书脉络。王隐言：“索靖草书绝世”，“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1]46。张怀瓘《书断》说索靖章草“观其雄勇，欲陵于张，何但于卫”。这些评价表明，索靖的草书(章草)成就很高，甚至超过张芝和卫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