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 中共营口市委党校

1840年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不得不开启艰难的现代化之旅。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在尝试了不同的文化发展之路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帮助中国人民摆脱百年耻辱，重塑精神内涵，提升文化修养，以一个崭新形象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想了解当下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置身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潮流中去考察。鸦片战争后，前人尝试了诸多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其中绝大部分文化道路无法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复杂问题，无法引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的泥潭。

一、科技文化的引入

宋代之后，中华文化发展逐渐放缓。到了清朝，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闭关锁国，禁锢思想，外部新文化新思想难以进入，内部新文化新思想难以生长。到了清朝统治的1840年，中华文化基本已经跌到谷底，可以说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当时中西方思想格格不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根深蒂固。清朝自命天朝上国，对中国文化盲目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不愿意正视已然变得先进的西方文化，更不愿意接受西方文化传入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欧各国快速发展，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科技文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面对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必须进行改变。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吸收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文化自救方案。这既符合保守派的利益，不改变国体，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尊严，又满足了洋务派的要求，从科学技术方面入手，扭转落后挨打的不利局面。洋务派大力推介西方的科学、武器、教育等内容，办学校、建工厂、开报业，改变以往轻视自然科学的传统，建立近代工业、军事雏形。中体西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开了一个口子，人们逐渐接受、了解西方文化，重视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这对于沉重的中华文化开启现代转型意义重大。但是，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这表明单靠科技文化的觉醒和发展并不能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中华文化转型的探索从科技文化转向深层次的政治文化。

二、政治文化的改革

清朝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惨败，“变法”已成为当时社会的集体诉求，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奉行的是“儒表西里”的政治主张，这是对“中体西用”论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的落后，急切地想通过引进和实践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维新派在政治体制、政府机构、工商业、教育、国防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涉及到了清朝诸多核心管理领域。可是许多变法措施脱离实际，维新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接着，慈禧顺应民意，进行清末新政，编练新军、建立新式学堂、向外派遣留学生、鼓励发展工商业等。但在大家最为关注的皇权问题上，清朝统治者寸步不让，设计了“皇族内阁”，随之清末新政破产。最后，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文化体系被完全打破，冲破了封建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束缚。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引进和实践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体系；自汉代以来统治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政治合法性地位的丧失，儒家文化彻底失去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文化权威的消失必然需要其他思想的补充，后来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新的价值体系随之出现，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文化逐渐转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使当时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足以改变中国的现状、引领中国复兴，中华文化转型的探索从政治文化转向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

三、思想文化的革命

辛亥革命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状，虽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很多人心中还有辫子，心中还有皇帝。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唯有每个人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破冰起航，一个旨在打破旧文化束缚，以思想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走到历史前台。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关键运动。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主要有三种声音，第一种是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西化论；第二种是辜鸿铭、梁漱溟等人主张的儒学复兴论，第三种是杜亚泉、章士钊所主张的东西文明调和说。不管是西化论，还是复兴论，亦或是调和论，这三种文化主张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但这些主张充分表明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转型的探索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即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文化外层的科技文化和政治文化，开始找到文化内核，从思想伦理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

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中华文化转型在经历了多年积累之后，终于出现了质变的因素。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宣扬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标志着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开启了新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