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耀华

摘 要：中西哲学中“反思”与“反省”的思维差异是巨大的，从主体和对象上看，西方哲学反思的主体和对象是思想活动本身，中国哲学反省的主体是人的道德心，对象是人的主体行为;从出发点和落脚点上看，西方哲学反思的目的是求得真理性的知识和观念，中国哲学反省的目的是达到主体道德的完善;从标准来看，西方哲学反思的标准遵循逻辑原则，相对客观，中国哲学反省的标准相对模糊和不确定;从程度上看，西方哲学反思的广度和宽度都比较大，中国哲学反省的程度则局限在先贤和既定道德伦理中。

关键词：思维差异，反省，反思

“反思”与“反省”是中西哲学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范畴，是中西哲学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甚至是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中西哲学史上也都有关于“反思”与“反省”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对于这一思维方式，中西哲学还是有着诸多不同，本文尝试从不同角度对比中西哲学语境中这一思维方式的差异，以此来反观中西文化汇通中所应该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从中西思想资料中看“反思”与“反省”

西方哲学“反思”或“反思”的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哲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在拉丁语中，“反省”和“反思”是同一个词“reflexio”，在英语中也是同一个词，只是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意思。严格对“反思”或“反省”做出理论概括的哲学家一般认为是这三位，洛克、斯宾诺莎、黑格尔。洛克认为反省就是反思，而洛克的反省包含两种意义，其一“反省”是获得观念的心灵的反观自照，如他所说：“如果人们要问，一个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了观念，那我可以说，他再开始有感觉时才开始有观念的。”[1]“人心又开始反省他自己在感觉观念上所发生的各种作用，因此他就又得到一套新观念，这套观念便是所谓的反省观念。”[2]此种意义上的反省是指理性思维对感觉思维进行加工整理，获得不同于感觉观念的观念。其二，洛克的“反省”又指对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的再思考。第一种“反省”以感觉观念为对象，第二种则以既得观念为对象，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反省”。斯宾诺莎的“反思”与洛克的“反省”既相似又不同。斯宾诺莎认为反省是观念的观念，而观念是认识的结果，其本身亦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即对作为认识结果的观念再认识。并对再认识所得的观念再认识。即洛克的“反省”与斯宾诺莎的“反思”都具有对观念在思考的意义，而与斯宾诺莎更为相似的黑格尔对“反思”的阐释更具有概括性，即“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而思之”。由此我们可以总结西方哲学中的“反思”和“反省”，是建立在他们认为要对观念本身进行考察，以确定观念的合法性及加深对观念的理解这一出发点上的。

中国哲学中的“反思”和“反省”则具有与西方哲学几乎完全不同的意义。首先翻看方克立先生的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其中并没有“反省”和“反思”这一条目，只有“反观”、“返求自识”、“反求诸己”、“反身而诚”这几个相似的词条。与这几个词条相关或相似的文献資料有以下些许。《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学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过则勿惮改”（子罕）。《孟子》中的“君子必自反也”（离娄下）、“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离娄上）、“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荀子？修身》篇中提及的“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哲学中的“反省”和“反思”更多的是一种责己意识，即要求自己变得更好的价值取向。

二、从不同的方面看中西“反省”与“反思”的差异

1、从“反省”和“反思”的主体和对象上看

“反省“和“反思”的主体自然都是人，但具体来看还是有差异的。西方哲学中的“反思”指观念对观念的再思考和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而思之，其反思的主体是思想和思维本身，是一种理性的思辨能力，是理性对于自身的不满足而进行再一次的思维活动。而从中国哲学中的“反省”维度来看，则更多的是人对自身行为举止的不满足，其主体则是人的道德心，是道德心对于自身言行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是否无愧于心的判断。从对象上看，西方哲学“反思”的对象是感觉和思维，也可以说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中国哲学中“反省”的对象则是指人的主体行为，尤其是不正当的主体行为。尽管在荀子那里提出“心有征知”的哲学观念，认为心可以可以对感官认识进行理性判断，但仍旧没有达到洛克的对“反思”的第二层定义，即心对征知过的内容再次征知，所以西方哲学中的反思和反省，是以思想自身作为主体和对象的，而中国哲学中的“反思”和“反省”主体通常是人的道德心，而对象则是人的言行举止即人的主体行为。

2、从“反思”或“反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为何要“反思”上看

亚里士多德那一句著名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详尽道出了西方哲学“反省”和“反思”的目的，即追求真理性的认识，通过不断对已有的知识和思维进行考察和追问，得出更加正确的知识或对于有知识的合法性进行再一步的确认。其出发点在于疑问和不满足。而中国哲学“反省”和“反思”的目的则在曾子的那一句话中得到更好的体现，与人与人谋要忠，与朋友交要信，包括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和孔子说的“见贤思齐”，以及后来王阳明强调的”致良知”、“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其目的都在于要使人的行为更符合社会既定的道德标准，或者说，在于要让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从工具思维上看，则要理解自身为何不能够成功，从“射着不中”中找原因，以达“身正而天下归之的目的”。但在中国哲学中道德的完善与事业的成功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哲学中的“反省”和“反思”的目的始终是德正，而西方哲学则是对真理性知识的追求。

3、从“反省”与“反思”的标准来看

西方哲学“反省”和“反思”的目的是对真理性知识的追求，尽管对于什么是真理性知识，西方哲学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都应该符合逻辑、与对象相符，所以西方哲学在进行反省和反思的时候是有一套标准的逻辑体系的，其反省和反思的过程，是相对客观的，标准是可以确认的，即西方哲学中的反省和反思几乎是一种纯理性的活动。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反省和反思则是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模糊判断，以曾子的话为例，“与人谋而不忠乎？”，首先的问题就是什么样子才算忠，如果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行为达到了忠，那么是否还需反省自己？包括孟子所说的“仰无愧于天，俯不祚于地”，这都是一种主观性色彩极强的判断与追求。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并无客观的标准可言，亦或是这个标准被安放在了某个个体的人身上，君王要反思自己是否达到尧舜，文人要反思自己是否达到孔子的高度，即为自身的行为找到了另一个美化了的人的行为作为标准。但恰恰因为史料的原因，这个标准是极其模糊的，这也成为了中国伦理道德哲学的一个逻辑缺陷。

4、从“反省”与“反思”的程度上来看

对以往哲学反思和反省的程度极大影响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对比不难发现，西方哲学几千年来发展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反思，怀疑主义对几千年主流哲学的诘难，启蒙思想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到近代哲学对理性的质疑，甚至包括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神学家对基督教精神的反思与新解，都在对西方哲学进行不断的解构，重建。其反省与反思的程度是无止境的，不停歇地，并以此推动政治、科学的不断发展。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并没有哪种学派和哪位哲学家成为长时间的主流，他们在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哲学史上，反省与反思着具有明确的终点，在对道德伦理的反思上始终没有跳出仁义礼智的圈子。宋明新儒学即使旁采佛道，也只是在为仁义礼智的伦理思想寻找依据，使之更为牢固。而稍有些许反驳的功利之学，其代表人物陈亮，叶适就被朱熹评为“若永康，永嘉之学，大不成学问”，甚至连荀子也得到了“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的评价。而对于个人行为的反思，亦始终都没有跳出先贤的影子。先贤重义轻利，后世之人就必须重义轻利，即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却从未考虑孔子之言行是否得当。而对其进行反驳的李贽，则被认定为叛逆。所以中国哲学思维中的反省和反思一直以来都是有既定范围的，一旦超出了这个主流范围，其反思活动就不会被容忍。因此，他们能做的只是反思自己的行为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对于标准本身是否可靠，却没有质疑，这也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哲学主流一直围绕孔孟打转的原因。用形象的对比来说，同是两千多年的哲学史，有太多的西方哲学家超越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却始终没有哪一位哲学家能超越孔孟，这就是中西哲学反思程度上的差异。

三、在差异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从以上四点比较来看，中西哲学语境中的“反省”与“反思”思维差异是相当大的。西方哲学中的反省与反思，主要是知识理性层面的，而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反省与反思，更多是道德理性层面的。那么我们应当在这种差异中注意一些问题。

1、我们必须肯定中国哲学中的反省思维对于我们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依旧具有重要的帮助。我们依旧应该时时刻刻在心中保持道德的警惕，时刻反省自身的行为，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反省终究是一种软约束力，尤其是当中存在自以为“问心无愧”的自欺欺人的行为，这是“反身而诚”思想中固有的矛盾。

2、我们也必须强化我们在知识层面上的反思能力，尤其是学者和学生，质疑是哲学发展的起点和动力，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和意识，要有质疑的勇气。面对任何一種学问，我们都必须理性的对待，不盲目承认，也不盲目否认，要勇于挑战过去的思想与知识。

3、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文化独断主义，不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都不是永恒的，固定的，不变的真理，否定之否定的批判观，对于所有理论学说都是适用的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哲学中永无止境的反思精神，不断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扬弃，使之符合时代的需要，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文化可以不断进行创新发展。

注：

[1]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2页。

[2]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