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柏翔，程虹，邵会涵，刘明玥，覃佩玲，郭然，张子龙*

1.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北京 102488；2.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北京 102488；3.北京中医药大学 针灸与推拿学院，北京 10248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2019年12月底在武汉被发现，随后在全国爆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中，中医药在疾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防止轻症转重症的效果更是有目共睹。回顾我国抗击疫情的历史，笔者发现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SARS)与COVID-19关系非常密切，如两者感染原均为冠状病毒，亲缘关系接近，症状表现上均以发热为主，并伴有肌肉疼痛、咳嗽、胃肠道腹泻等症状[1-2]。目前，虽然已有学者对COVID-19临床中的复方用药进行过数据挖掘，但尚未见到两者用药规律的对比研究[3]。因此本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2004版)》为依据，对中医药诊疗方案中高频用药、药物性味归经、药效频次进行统计，从辨证论治和现代药理等方面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诊疗COVID-19与未来可能面对的感染性肺炎提供临床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以下简称COVID-19诊疗方案)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2004版)》(以下简称SARS诊疗方案)中的中药复方(包括协定处方、中成药、中药注射剂)。

1.2 药名规范

中药名称参考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准名称。如“藿香”规范为“广藿香”，“杏仁”规范为“苦杏仁”，“银花”规范为“金银花”，“山萸肉”规范为“山茱萸”等。中药方剂中有个别中药名称带有炮制方法的采用标准中药名称，如“炒杏仁”规范为“苦杏仁”，“炮附子”规范为“附子”等。

1.3 统计学处理

先分别提取两版诊疗方案中所使用的中药，再从用药频次、药物性味与归经、药物功效频次这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单味药频次统计方面，SARS诊疗方案中主方用药和所附随症加减用药按照2∶1的权重统计，既突出主方核心地位，又较好地兼顾诊疗方案与临床实际的一致性[4]。药物的四气、五味、归经统计参考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典未收载药物参考《中药大辞典》和《中华本草》，药物功效统计参考《临床中药学》，最后使用Microsoft Excel进行制表与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用药频次分析

在COVID-19诊疗方案中，共统计得到中药复方22个，合计103味中药，使用频次≥4的有22味中药，其中甘草的使用频次最高；在SARS诊疗方案中，共统计得到中药复方28个，合计中药133味，使用频次≥4的有28味中药，其中黄芩的使用频次最高，见表1。

表1 COVID-19和SARS诊疗方案中前22味高频中药统计对比

2.2 药物性味与归经分析

2.2.1四气 药物的四气分为热、大热、温、微温、平、凉、寒及大寒9个类别，统计结果显示COVID-19诊疗方案的药物四气频次前3位分别为温性34次、寒性25次、微寒14次；SARS诊疗方案的药物四气频次前3位分别为寒性33次，温31次、微温22次，见图1。

图1 COVID-19、SARS诊疗方案药物四气对比

2.2.2五味 药物的五味分为苦、微苦、酸、淡、辛、涩、咸、甘与微甘9个类别，统计结果显示COVID-19诊疗方案的药物五味频次前3位分别为辛51次、苦48次、甘36次；SARS诊疗方案的药物五味频次前3位分别为辛55次、苦52次、甘52次，见图2。

图2 COVID-19、SARS诊疗方案药物五味对比

2.2.3归经 药物归经根据十二脏腑经络进行分类，统计结果显示COVID-19诊疗方案的药物归经前5位分别为肺经52次、胃经46次、脾经45次、心经42次、肝经29次；SARS诊疗方案的药物归经前5位分别为肺经65次、心经64次、肝经54次、脾经47次、胃经40次，见图3。

图3 COVID-19、SARS诊疗方案药物归经对比

2.3 药物功效归类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COVID-19诊疗方案的药物功效频次≥4的中药有10类，依次为清热药23次、补虚药14次、解表药11次、理气药7次、化湿药6次、活血化瘀药6次、利水渗湿药6次、止咳平喘药4次、温里药4次、开窍药4次；SARS诊疗方案中药物功效频次≥4的中药有14类，分别为清热药32次、补虚药15次、活血化瘀药11次、安神药9次、解表药8次、化痰药7次、化湿药6次、理气药6次、利水渗湿药5次、泻下药4次、止咳平喘药4次、止血药4次、收涩药4次、开窍药4次，其中两者共有9类中药重合，见图4。

图4 COVID-19、SARS诊疗方案药物功效频次对比

3 讨论

SARS和COVID-19以其起病急骤、传变较快、传染性强的特点，应属于中医“瘟疫”的范畴，如《素问·刺法论》中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疫，无问大小，病状相似”[5]；北宋《伤寒总病论》中记载：“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6]；明朝《瘟疫论·原病》中记载：“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7]。两者在具体的病名上，中医界尚无统一论断，如邓铁涛[8]认为SARS本病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并易耗气夹瘀，应属于春温病伏湿之证；张伯礼[9]从病位、病性着眼，结合古代经典，将SARS归纳为“肺痹疫”；仝小林等[10]从武汉年末反常的气候出发，认为COVID-19属于“寒湿疫”；王玉光等[11]以四诊信息为依据，审证求因，将SARS归结为“湿毒疫”。尽管病名上存在差异，但学者对于核心病机，治则治法的把握及疾病传变与分期的认识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如张春红等[12]将SARS的主要病机归纳为“热、毒、瘀、湿、虚”五大类的观点与张伯礼等[13]对于COVID-19病机的观点相同；相关研究[14-15]将SARS分为早期、中期、极期、恢复期的思路与COVID-19诊疗方案中分期的思路不谋而合。而病机与治则治法的一致性直接反映在治疗手段上，具体表现为复方用药的相似性。

统计显示，在COVID-19和SARS诊疗方案中，用药频次>6的药物均超过半数具备清热功效。这与两者在发病过程中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情况相一致[1-2]。其中，用药频次前3位的药材分别为甘草、广藿香、麻黄(针对COVID-19)和黄芩、甘草、金银花(针对SARS)。

黄芩，《本草经解要》中记载：“黄芩，气平，味苦，无毒，主诸热……禀天秋凉之金气，入手太阴肺经”，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效[16]。研究显示，黄芩的有效成分黄芩苷具备广谱抗菌，抗病毒的活性，能良好的抑制多种真菌、细菌与病毒[17-18]，詹铀超等[19]研究表明，黄芩苷抑制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的机制可能与通过诱生中间丝蛋白(IFB)相关的蛋白通路，进而提高IFN-α及IFN-β的表达量相关。金银花，《雷公炮制药性解》中记载：“金银花，入肺经，主热毒血痢，消痈散肿”[20]。它既能清热解毒，又可清宣疏散，为外感风热、温热病初起之常用药。清代医家吴鞠通以金银花为君药，组建了著名方剂银翘散，认为其有“轻以去实”之能、“纯从外走”之意、“散热解毒”之功，并可“芳香辟秽”，兼顾温病多夹湿的特点[21]。药理研究显示，金银花具备良好的抗炎解热，抗氧化的功效，对多种细菌和病毒有抑制作用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22]。广藿香，南北朝《名医别录》中记载：“藿香(广藿香)微温，疗风水毒肿，去恶气，止霍乱心痛”[23]。它具有化湿和胃之功，被广泛应用于湿温证的治疗。现代研究表明，广藿香除了有抗击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以外，还能够对胃肠道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24]。谢肄聪等[25]进一步指出，广藿香对于肠屏障的保护是多方位的，既能起到对机械屏障(如组织形态、结构)的保护，又能加强免疫屏障作用，抑制细胞因子释放，还可以稳定肠上皮细胞。对于病位以肺为主，累及胃肠的COVID-19而言，无疑更应引起重视[26]。麻黄，辛、苦、温，缪希雍[27]《神农本草经疏》言其：“禀天地清阳刚烈之气。”能发汗解表，开宣肺气，又兼止咳平喘之功。崔斌等[28]研究发现射干麻黄汤可以从抑制气道炎症、改善气道重塑、调节Th1/Th2平衡3个方面保护上呼吸道。上述中药的应用，立足于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清宣开肺、芳香化湿，与2种疾病均以“热、毒、湿”为主要病机的认识相符。此外，除去调和诸药的甘草，可以看出治疗SARS的高频药更偏于清热解毒，治疗COVID-19的高频药更偏于化湿宣肺，这可能与相对COVID-19轻症病人比例较大[1]，SARS轻症感染者更少，且起病更加迅急，持续高热现象更加明显的原因有关[2]。

从前述各图表上直观来看，SARS和COVID-19的复方用药在四气五味和归经功效上有较高的契合度。具体来说，药物四气均以寒、温频次最高，药物五味均以辛、苦、甘频次最高。辛能散、能行，苦能燥、能泄，两者搭配，既可以燥湿化湿，以祛除湿邪，又能够行气达表，调畅被湿邪阻遏的气机；甘能和、能缓、能补，辛甘化阳，最宜治疗寒湿侵袭阳位所导致的正气损耗；甘寒养阴，既能够缓解因热扰心神所致的心烦不宁，又能充养阴精，治疗热病耗伤导致的阴液亏虚。药物归经统计结果显示，SARS和COVID-19用药归肺经、脾经、胃经的频次高且占比大致相同，与两者病程中均存在发热、咳嗽、腹泻和乏力的症状表现相符。其中，SARS的用药归于心经和肝经比例明显高于COVID-19，可能与当时医家在同SARS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的热入心营、心肺气虚、心神失养、肝郁气滞、肝肾阴亏、热瘀阻络等和心、肝脏器密切联系的证候相关[29]；而现有文献已表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或SARS-CoV-2)会引起明显的肝脏损伤[30]侧面说明了SARS诊疗方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药物功效统计上，COVID-19与SARS均大量应用了清热、补虚、解表、理气、化湿类的药物，与两者“热、毒、瘀、虚、湿”的病机相合[12-13]。不同的是，SARS在活血化瘀、化痰、安神药的使用频次上更大。安神药如朱砂、琥珀、龙骨等可以治疗热病引起的心烦与不寐。化痰药可以化痰开窍，多能止咳平喘，被广泛用于治疗疫毒病中肺脏受累引起的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31]。活血化瘀更是被当时的诸多医家视为SARS的重要治法。仝小林[32]根据SARS病热毒深重入血，毒瘀互结，重点损肺，旁及心、肝、肾的特点，认为应将活血化瘀法贯彻治疗始终；张春红等[12]从临床实践出发，发现SARS患者在接受了含丹参酚酸B的复方丹参注射液或以单味丹参为主药的方剂的治疗后，胸闷憋气症状有所缓解，特别是对于伴有其他基础疾病，如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的患者治疗效果更加突出，并强调了SARS疾病早期使用活血化瘀药干预的积极作用。SARS灵活运用活血化瘀、化痰、安神药的用药思想，可以为COVID-19调整诊疗方案的确定提供新的方向。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SARS与COVID-19两版诊疗方案的数据挖掘，分析两者复方用药中中药的频次、性味归经以及药物功效分布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医家对于2种相似疫病的认识。通过合并比较两者数据的异同并结合文献发现：与COVID-19相比，SARS用药偏寒凉，且从肝经，心经论治的比例更大，更为重视活血化瘀药、化痰药、安神药的运用。这些前辈医家的经验，可以在COVID-19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灵活选用，并为未来可能面对的感染性肺炎的诊治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