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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读魏杰教授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热点、难点和增长点》

2020-07-07刘英团

现代国企研究 2020年6期
关键词:自由化金融改革

文=刘英团

书名:

《中国经济的未来:热点、难点和增长点》

稳中求进是推动经济工作的重要科学方法论。“稳”是主调,“稳”是大局。中国在高速增长及快速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各种风险,这种风险的消化与处理,需要稳定的条件和环境,确保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从2012—203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周期。在这个周期中,我们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转向了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改革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并在改革中基本实现现代化。然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附上了一层阴霾,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用一系列行动强调“美国第一”,并试图修改或重新制定国际规则,让美国成为全球治理的最大变数。与之相对,中国却为世界描绘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在新著《中国经济的未来:热点、难点和增长点》中,魏杰教授不仅剖析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思路及轨迹,还阐释了中国经济的热点、难点、增长点,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中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期,而是进入了调整期。魏杰认为,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当经济增长速度高到一定程度后放缓,增长的动力机制也将发生相应改变,由此引出的问题和任务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清醒认识这一趋势,科学把握经济运行中的难点,积极、前瞻和务实地谋划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对于非常国际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稳金融。通过明确“稳金融”的着力点,深化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稳金融”长效机制,通过结构性地“去杠杆”,“稳外汇”“稳股市”,以防资产泡沫破灭“引爆”金融风险,确保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其次是稳增长。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稳增长在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意义日趋凸显。“实现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多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从政策制定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从政策重点看,通过破除传统“路径依赖”,鼓励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及现代制造业技术创新,培养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政策保障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所有制歧视,对内深化改革,对外加大开放,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和“深化改革”之间的协同效应,发掘“稳增长”的发力点。从政策路径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再就是稳开放。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言,“情侣吵架没有胜利者,结局不是握手言和,就是两败俱伤。”中美经贸问题答案也一样。“恋爱中产生矛盾,需要双方达成共识”,而不是“甩锅”给其中一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由双方利益融合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在中美两国元首两度会晤、7次通话达成共识的引领下,中美两国经贸团队通过13轮高级别磋商,终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的达成,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却并非结束。阶段性缓和,仍然存有变数。第一阶段协议还未尘埃落定,第二阶段谈判前景也未可知。虽然金融、科技、地缘政治、国际规则等分歧(博弈)使得中美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他魏杰认为在保护中国经济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要积极正确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落实好“一带一路”的倡议,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机遇与挑战。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针对经济运行中的边际变化,“稳金融”“稳增长”“稳开放”既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法宝”,又推动了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增长阶段。书中,魏杰教授通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七大特征”论述了“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路径,还通过“六位一体”的开放格局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周期的三大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推动高效率增长、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中高端结构增长,推动节能环保实现绿色增长,把消灭贫困视为和谐增长的底线。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时化解与防范金融风险,在继续推进金融改革进程中,要适时调整防范金融风险的相关政策,运用好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继续抑制房地产资产泡沫、规避政府债务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及时治理因“改革”和“新技术”创新引起的金融乱象等。

金融改革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而金融改革的重点是“走向金融自由化”。魏杰教授认为,这是率先要完成的改革。一提到“金融自由化”,很多人就联想到“放任自由”。实际上,所谓的“自由化”即英文“Deregulation”,汉译“解除管制”或“放松管制”,而非“自由放任”“自由发展”。他解释说:“所谓金融自由化,就是指金融要全面放开,从垄断转向市场,实现市场化。”这即意味着,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在市场机制和行政干预金融二者间寻找一个合理均衡机制,也即是逐步减少政府对金融过多的管制,以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这一过程就是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他指出,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金融自由化内容包括且不局限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中可做兑换”“银行自由化”“放开非银行金融”“上市审核制变成注册制”以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简政放权,由干预者转为监督者,进一步发挥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才能促进形成成熟的金融市场及良好的资本供给生态。

金融活动的核心是资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银保监会的整合,即是由专门的金融监管部门实施一体化、垂直化、穿透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一种尝试。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稳中求进”大方向不变。2019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3处提及“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求进”更是“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是推动经济工作的重要科学方法论。“稳中求进”,“稳”是主调,“稳”是大局。他认为,“中国在高速增长及快速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各种风险,这种风险的消化与处理,需要稳定的条件和环境,若不稳,就会引爆这些风险。”甚至造成改革中断的局面。只有中国的稳定才能促进世界的稳定,“GDP总量的巨大与审慎的需要性成正比”正是由“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共同决定的。

展望未来,他认为,经济的增长点和动力在于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核心的是调整支柱性产业。传统制造业、房地产产业、建筑业等传统支柱性产业将被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等新兴支柱性产业所取代。他判断,“十三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内,“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我国的第一个支柱性产业。现代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制造业的重要作用、重要地位,并明确指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现代制造业高质量书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本书中魏杰教授重点论证了“航空器制造与航天器制造”“高铁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和“数控机床”等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及预期。

回首改革开发40年的筚路蓝缕,虽路途艰辛,却硕果累累。从“经济体系改革初期的打基础阶段(1978—1992)”到“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任务和历史使命(1992—2002年)”,从“新体制磨合期的任务和特点(2002—2012年)”到“全方位改革时期的任务及特点(2012—)”,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开放之门越敞越大。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参与者,更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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