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祖祥

是无意的巧合，还是有意的传承，这的确是个问题：在吴承恩和曹雪芹的笔下，孙悟空和贾宝玉的元身都是冷硬奇崛、冥顽不灵的石头——而石头则是无根无柢、了无生命的象征，是叛逆乖谬、悖情违理的隐喻。《西游记》里的石头充满神异色彩：“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显而易见，孙悟空的无所依傍、无所附丽是天生而成。《红楼梦》这样描述叛逆乖谬的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寻绎浸透了民族精神、文化内蕴的孙悟空、贾宝玉的来龙去脉、立身行事，正是本文旨归之所在。

一、无根无柢的元身

虽然悟空具猢狲之肉身，宝玉乃侯门之贵胄，但他们的元身都是“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郭敏《题芹圃画石》）的石头。为什么独独选中石头作他们的元身？曹雪芹在所绘巨石上自题诗云：“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看来石头与生俱来的遗世独立、潇洒自然，正是独具慧眼的吴承恩、曹雪芹歆羡不已并化而为文的原因之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石兄”之表征的悟空和宝玉表现出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一些特质，并被视为异数、另类、混世魔王，以致“世人皆欲杀”之而后快;正是在这一点上，两位石兄表现出与儒、墨、道、法、释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与祢衡、嵇康、徐渭、李贽、鲁迅、胡适庶几近之：之所以说庶几近之而不说非常相近，是因为在另出一源的别出机杼、噬脐自断的决绝果毅上，两位石兄比上述诸贤更为彻底、坚决——还有什么比了无生命、冷硬嶙峋的石头的拒绝姿态更为彻底？还有什么比无根无柢、无源无本的石头的拒绝姿态更为坚决？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兄可以与挣脱父权羁绊、摆脱王权束缚的俄狄浦斯差堪比拟，而横站着应付四面八方的如蝗飞矢的鲁迅，在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以优秀的外来文化为奥援上，显然比石兄要多一份自信，少一份惶惑。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追问文化来源，寻找未来出路，从来就是人类的天性。无论是看似与世无争、实则教人服服帖帖的黄老之学，抑或表面上是忠孝节义、温柔敦厚实则为王前驱的孔孟之学，还是积极出谋献策，帮忙帮凶的法、术、势，总让人依稀看到战战兢兢、汗不敢出的读书人，匍匐在皇帝的脚下，大气都不敢出。对“势”的无可置疑的先验性的认可，意味着对逻各斯的抛弃，对理性思考的蔑视，对特立独行的双重虐杀。于是甘心或被迫装糊涂、装孙子，汲汲于功名，孜孜于利禄;于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而对与“势”相对立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道”的言说，则是各说各的话，各想各的拳经：你说（道）“在屎溺”，我说“道可道，非常道”;你说是方法、途径（“治世不一道，使国不必法古”），我说是技艺、技术（“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你说是宇宙万物来源的本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说是事理规律（“夫舟浮於水，车转于路，此自然道也”）;你说是政治主张、思想体系（“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说是道德、道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还有王道、霸道、棋道、门道、茶道、拳道甚至劲道、力道。对“道”的理解歧见纷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道”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垃圾桶”，人们完全是以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言说“道”、使用“道”，于是“道”的内涵和外延乱成一团麻，众多的言说成了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因为双方完全没有共同的话语系统，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道就是‘原始的理性（Iintelligence），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像精神支配身体那样……但它的意思是很不明确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反映一个民族最高认知水平、思维水平的哲学却成了儿童手中的变形金刚。对宇宙万物、生命本真、人类社会秩序的探索尽付阙如，更多的是对尊卑、等级的强化，对蝇营狗苟的活命哲学的兴趣，对阴谋诡计的潜心研究，对祖先崇拜的重复，对施虐、受虐的描述，对主子鞭打奴才后留下的疤痕的赞美、摩挲、陶醉，对铁罐上锈出的桃花、霉菌蒸出的云霞的诗化礼赞。然而除了“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口舌凶场，是非恶海”，除了“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除了“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除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还有什么呢？对这一根柢有着再清醒不过认识的石兄，选择无根无柢的石头作为自己的元身，这是无奈之举还是明智之举，实在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二、叛“势”逆“道”的行止

叛逆不等于创新，但创新必有叛逆的勇气和怀疑的胆量，正如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1079—1142）所说：“怀疑把我们引向研究，研究使我们认识真理。”我们不妨把怀疑和研究视为鸟之双翼、人之两足，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甚而至于设置种种禁区，则无异于要断翅之鸟翱翔天宇，跛足之人健步如飞。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但丁、孟德斯鸠、安徒生、卡夫卡、鲁迅、胡适、顾准……在尖锐质问、高声呐喊、勇敢怀疑时，事实上是在补天，他们的努力使得文明有了“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汤因比语）。他们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感受到既有文化的缺陷和弊端，并且口无遮拦地指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或者诘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或者高喊“上帝死了”。而民众对叛逆者惊世骇俗的见解，由拒不接受到容忍接纳，这样才能确保一种文明永葆活力。

“惊世骇俗”是悟空和宝玉横空出世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虽然带有某种象征色彩，但在叛世逆俗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悟空的出世直動天庭，玉皇大帝也为之惊诧不已;而宝玉也使得北静王久闻其名，朝野皆动。然而如果没有后来一系列的语言和行动上的叛逆，他们天生异禀的意义也将趋近于零。

悟空在以其大胆、聪敏赢得猴王的位子后，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快乐时光，然而有一天他却“忽然忧恼，堕下泪来”——他为死生问题而烦恼不安。在信奉“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看来，悟空的这一想法未免不着边际、漫漶迂阔，然而他却偏偏要放弃此岸的幸福，开始了他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于是悟空访神学道（得道后，三教合一的菩提祖师不许他提及师父，他也从未言及，这一细节别有深意存焉：师承上的无根无柢是行动上的无拘无束的先决条件），闯入冥府，强销死籍。及至后来官封弼马，名注齐天;偷食蟠桃，搅乱天宫;蹬倒八封炉，斗法如来佛，悟空把“叛逆”二字演绎得无以复加，诠释得淋漓尽致。但丁认为：“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就是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从表面上看，悟空的叛逆似乎只是指向名位的高低，甚至还带有较多淘气好玩的色彩，但骨子里是对自己才干的自信，对自由不懈的追求——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主，把自己安排得最好，对意志作出自由判断。然而玉帝主宰的世界是个根本不能让人对自己的意志作出自由判断的世界。为了维护天庭固有的秩序，玉帝以恐怖、屠杀、铁腕、黑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要杀掉悟空，严惩八戒、沙僧、小白龙;这里只有森严的等级，冷冰冰的秩序，冲天的杀气，看不出众神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玉帝身上体现出来的品德，无非是伪善奸诈、欺瞒哄骗、色厉内荏、以强凌弱。玉帝先是准备遣将擒拿悟空，后来用弼马温这个官职稳住他，然后又是要“遣天兵擒拿此怪”，擒拿不得，封他为齐天大圣，掌管蟠桃园。之后反反复复、来来往往，最终在如来的帮助下，才降服了悟空。玉帝只是凭自己的资历坐了第一把交椅，既缺好生向善的德行，也无降妖除魔的手段，更无知人善任的睿智。他所治下的天庭表面上秩序井然，实则一潭死水、了无生机，完全没有创造、和谐可言。小说写到悟空担任弼马温后，众监官安排酒席接风、贺喜时，有这一番介绍：“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尫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众监官的不满、怨望显而易见、一目了然，悟空也不由得“心头火起，咬牙大怒”“打出天门去了”。这种体制鼓励论资历、熬年头的做法，扼杀个性创造、新生事物、后起力量，确保既得利益者不受损害，形成一种封闭、静态的分肥机制，于是创造、活力也与这种机制渐行渐远。秉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原则的玉皇大帝深谙此中玄机，十分清楚这种基于“兽”道而非“人”道的物质资源、精神资源和话语资源的分配方式对他最为有利，因此不惜用屠戮流放、严刑峻法等来维持这种秩序。越是如此，他的腐朽性就暴露得越是充分——天庭的萎靡无能、孱弱衰败在悟空的金箍棒下无所遁形，以至于玉皇大帝不得不求助于作为异质文化体现者的如来“收殄妖邪”，才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

风波是平息了，悟空也被镇住了，玉帝和百工臣僚们又可以享受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了，天庭却也再次失去了“内部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

如果说孙悟空主要是以自己的行为叛“势”，那么贾宝玉则主要是以自己的言语逆“道”。千百年来，我们已经把各式各样的虐杀文章做得温文尔雅，把名目繁多的人肉筵席说成花团锦簇。弱势者为讨还工钱而以死相争被称为“跳楼秀”，女性为取悦男人而把脚缠得残废变形被称为“三寸金莲”——这颇具魔幻色彩的时空转换其实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宝玉无限悲愤地洞悉“兽”道对女性虐杀的实质，并以“似傻如狂”的方式指出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最为柔弱、最少反抗性的女性就像草（绛珠仙草）那样处于食物链的最低层级，至高无上、威严显赫的皇帝如同老虎那样处于食物链的最高层级（“虎兔相逢大梦归”）。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雙重虐杀的正常化、合理化、合法化，成为论证现存秩序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坐标原点，成为其他各种虐杀的先验性正确的证据，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兽”道成为各种话语中的元语言。在这个“大荒”“无稽”的世界里，次弱者凌辱最弱者，强者凌辱次强者，超强者则赢者通吃，各式各样的凌辱、损害层出不穷，花样百出。与此同时，女性还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罪名，承担着罪恶、无耻留下的不幸：“红颜祸水”“女人误国”“冲冠一怒为红颜”成为邪恶、下流的最好的挡箭牌;实在不可收拾的时候，昭君、貂蝉、木兰、穆桂英们还要为那些孱弱无能、阴鸷歹毒的男人们收拾残局。“对现存的统治秩序的服从，已经使个体的心理和思维结构与集体历史和客观世界的结构趋于协调一致……当被统治者习惯于用统治者的头脑思考时，实际上已经成了同谋，根本没有个人的行动纲领;即使有，最后也只能以放弃告终。”（林贤治《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就这样人生代代无穷已，岁岁年年总相似，我们习惯了堕落，习惯了侮辱，习惯了损害，习惯了死亡。试想，一种文化如果对人类的一半以及人类的第一任老师的女性极尽欺压、蔑视之能事，那么对整个群体的绝大多数极尽欺压、蔑视之能事，也就既是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事实存在之实然。

正是看穿了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宝玉揭开了几千年来一直被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黑幕：“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在女儿的世界里，还葆有对“花谢花飞花满天”的怜惜叹惋，对诗情画意的痴迷钟情，对至性至情的执着追求。在女儿们的理想国和乌托邦的大观园里，活跃着一群多才多艺、多愁善感、钟灵毓秀的精灵们。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宁荣二府里那些浊臭男子的下流无耻，堕落孱弱。他们极尽口腹耳目之欲，穷尽声色犬马之乐。游走于理想国和名利场之间的宝玉本就独具慧眼，他悲哀地见证了这两个世界的云泥之别——他以异乎寻常的清醒多次预言理想国的脆弱和短暂，不只一次地说要化成灰、化成烟，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外部世界的毁灭能力有多强，由千千万万个禄蠹们形成的名利场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足以吞噬一切靠近它的事物。然而宝玉仍然愿意以自己无边的爱，温暖那些孤苦无依的女儿们，慰藉那些饱受摧残的女儿们，因为他本就来自青埂（情根）峰下：对女性的尊重就意味着对所有人的尊重，就意味着解开“虎——兔——草”这个食物链的死结。石头的冷硬无情和宝玉的无边柔情就这样合二为一。曹雪芹的这一“新人”形象所蕴含的博爱思想，似乎与同时代卢梭们的自由、平等、博爱遥相呼应。一方面是对至美至纯至情的女性美质的礼赞，一方面是对浊臭残忍、势利淫恶的男性世界的批判，宝玉从根本上要确立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人之为人的地位，从而建构起抑制强者、扶助弱者的人道主义。如此独具慧眼，如此弘言谠论，却落得世人皆谤、大承笞挞的结果，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湖北仙桃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