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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存,大器成

2020-07-06邱磊

师道 2020年6期
关键词:蔡元培叶圣陶陶行知

邱磊

在民国时代的教育家群体中,很多人都关心他们的儿童观,因为其教育的孩子,往往能在社会各个领域,展现不少成就。迁移至当下,其隐秘的价值观似乎对教育的改良,具有不少启示。这样思考固然没错,但本文另辟蹊径,想讨论一下:这些教育家的双亲,很多人并不是教育工作者,有人家道中落艰难度日,有人因病因困早逝,还有人带孩子任性肆意……他们只是没有多少资源、人脉、理论的普通人,又如何培养出一代巨匠的呢?想清楚他们的儿童观,哪怕只是窥其一斑,似乎都更有意思。

陪伴的效度远大于长度

蔡元培的父亲叫蔡光普,是一个钱庄经理,按说薪水不错,家里应该蒸蒸日上。可惜他在儿子11岁时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靠母亲周氏一肩挑。但父亲对蔡元培的影响却很大,在学问方面,蔡家并不算传统儒家的书香门第而“化用”了儒家思想。父亲一方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如温良恭俭让等,另一方面又坚持“濡教”——濡染之教、熏陶之教。传统儒家之学,论道有余,证道不足。所谓论道,是说在书斋中宏论阔谈,而证道却是在天地间俯仰躬行。父亲恰因职业思维,在教育中选择(也许是职业经理人的无意使然)避短扬长。譬如,他以“诚”立业,无论人缘还是口碑,都被街坊四邻称颂。他对孩子心性、品质判断,首在“正其心,诚其意”上。可以说,这让蔡元培受益了一辈子。父亲的经验告诉他,对世理人情的真切认知,从来不出自于道德说教,也不在任何书中,而须从“行以求知”(孙中山语)中体悟。父殁20年后,蔡元培毅然扔掉“翰林编修”的金饭碗,回到老家绍兴办新式教育,其后几度出西洋、学东洋, 多少可以看出些其影响的影子。

相比父亲,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周氏对蔡元培影响更大,尤其是她在家道衰落后独撑大梁的时光。周氏和蔡光普一样,凡对孩子说话,必能体现在行动上。比如,准备外出会亲友,母亲会提醒孩子注意,见面后说什么话最得体,然后揣度对方的答复,自己又该怎么应对。等回来后,她又会“复盘”,对此次会面进行总结,检讨是否有说话欠妥之处。也许是人生经验使然,她常要求孩子:“说话一定要谨慎,当讲则讲,不该讲的话,一句也不能多说。”所以,在“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在“慎独审思”的思维方式上,蔡元培可说是在耳濡目染中学习。

待蔡光普去世后,众多亲戚朋友曾慷慨解囊,准备帮助蔡家渡过难关。但母亲只是一一谢过,并退回所有银钱。孩子见之不解,她耐心解释:“只要自己還有一双手,宁可省吃俭用,也不能依赖他人生活。”母亲的独立与刚毅从很早的岁月起,即在蔡元培的精神世界里扎下了根。这种根苗,是一个家庭教育的原生力量,成为人生的某种底色。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几十名学生因游行示威而遭逮捕。时任校长的蔡元培获悉后,立即召集十三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开会,当场斩钉截铁地表示,为使学生出监狱,他愿意“以一人抵罪”。这和母亲当年的脾气、性格,何其相似!

当然,不识字的母亲对儒家的道统,显然谈不出什么大道理,通常的态度是虚心接受。但这并不代表缺少主见。实际上,母亲是一个敢立主张、善下决断之人,这也是蔡元培在精神上得到的最宝贵遗产。以“勤奋”为例,儒家提倡苦读,且传出不少佳话,譬如众所皆知的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故事。所谓“苦读”,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题海战术,只是那时候做的是八股文而已。

看到孩子在灯下为写好文章而通宵熬夜,蔡母丝毫不认可这种非人道的行径,损害视力不说,根本就是透支生命。做学问和做事情相同,要讲究常识,瞄准方向,尊重方法。只有这些做到了,流的汗水才有意义。她的意见很明确“与其熬夜伤身,不如早起读书”,坚决制止了这种行为。这次纠偏,让蔡元培一生习惯早起,极少熬夜。不少从事写作、读书的人都曾发现,清晨起来做事,往往比整夜鏖战更具效率,特别重要的是,这丝毫不会打乱生物钟、伤害身体。

1940年,72岁的蔡元培曾在临终前说:“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他共有兄弟姊妹七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其母周氏在他18岁时就已去世。家庭教育的意义,不在于陪伴孩子走多远,而要看陪伴的每一个当下,有没有意义和启发。任何对子女有所期待的父母,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寻找最适切的教育入口

我们知道,陶行知先生一生主张教育救国,并着重在农村、田野中普及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和他的父亲有关。陶行知的父亲叫陶立朝,原本经营酱园,因不善管理而破产;后也曾在镇上谋过差、在学校当过职,但总体而言,回家务农的时间最长。这位没落的读书人,虽说靠田耕养家,但寻常的农事杂活,跑到他手里,居然就沾上了书卷气、墨香味。寻常的上山砍柴,乏味的锄田拔草,总能激发诗兴。父亲稍有空闲,就随口作词,悦意吟诵;或是找来纸笔,记下三两句心得。这种不言之教,濡染到了天赋异禀的陶行知。陶行知四岁时,父亲有一次伏案“创作”,小家伙不声不响地在一旁观看。过了一阵,他竟模仿父亲写字的姿势,用手指头当笔,在桌子上有模有样地比划起来。这一幕被父亲无意发现,真是又惊又喜,决定教他认字、写诗。

在尚不懂事的小陶行知看来,“汉字”就是“诗歌”,只不过一个是写在纸上,一个是念在口中。又由于“诗歌”总是跟田园、麦芒、鸣虫有关,所以总是带有某种触感(种菜籽)、乐感(听蝉鸣)、味感(味花香),那自然就是天地间特别美妙的一件事。这一始于童年的个人体会,使他一辈子没有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烦恼,而是把“诗歌”当成了一种启智生慧、苦中作乐、自我激励的方式。也可以说,通过父亲与“农事”的对话,通过对底层劳动的体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理解世界的语言,也成为日后变革教育的重要方法。

对于父亲这个满手老茧、躬身阡陌的“田园文化人”,小陶行知自然再熟悉不过了;因此,当遇到那种带有浓烈“田园风”的教学方式时,也特别喜欢。父亲叫他先熟读唐宋诗词,等心中有了丘壑,就开始写诗。有趣的是,他连评判标准也是一首诗:“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老妈高兴了,可以卖稿子。老妈听不懂,就当是废纸。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就这样,在父亲的“陪学”下,陶行知小小年纪就读、写了不少诗。

有一次到同学汪采白家借书,汪父问他最喜欢谁的作品,小陶行知说是“白读”。老人很惊讶地问,你怎么能说白读了呢?原来,这是当地方言,小陶行知说的是“白杜”,也就是白居易和杜甫。这两人的作品,一个通俗易懂、一个关注生活,其实正是父亲陶立朝当年写诗、干活的翻版。陶行知留下的诗歌我们今天去看,多是白居易式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即用词直白、生动,用语亲近、明了,用意肯切、率真,扑面而来的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乡土情怀。

我们从陶父身上看到的,是对家庭教育的巧妙解构。他寻找教育契机的方式,是利用自己爱好诗文的所长。当有了足够的铺垫、展示后,孩子的求知欲初显,教育才到了时机。这个切口非常重要,孩子在表现出“我要学”的迹象时,大人顺势推上一把,往往才能有效。

社会是最宜生长的土壤

叶圣陶的父亲,叫做叶钟济,是一位账房先生。家中人口多,收入却不高,生下叶圣陶时,父亲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人生一乐。叶钟济非常重视培养孩子,叶圣陶刚三岁时,就亲手写下方块字,叫他先读后描。这个开蒙的时间点,比陶行知还要早一年。

三岁的幼童很难真正理解“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含义,只看作是一幅袖珍画,每天学“画画”而已;慢慢到了六岁,这样的画,竟积累了三千“幅”。紧接着,叶父将他送去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早早有三千字打底,叶圣陶的私塾生活相对惬意,先生规定每天背完书才能回家,同窗顾颉刚(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每次被训得泪水涟涟,可他竟从没有吃过戒尺的苦。

这种先人一着的教育策略,对天资较高的孩子来说,往往能“早一步,步步早”,人生的赢面由此变大。但反过来说,如果孩子开慧较晚,教育者又方法失当,也可能形成负面的心理投射,造成厌倦、扯皮、敷衍等糟糕习惯。叶父就很注意策略,往往松弛有度、体用相彰,比如教他抄诗词、写篆字、刻图章,再稍微大一些,又去游园林、祭社庙、赏弹唱、泛渔舟,可以说,凡能书本中所学,叶父总能设法助他在私塾之外“消化”。

有趣的是,八九岁时,叶圣陶走上了被“带坏”之路——下午私塾散学,就在父亲怂恿下,去观前街的老万全酒店喝绍兴黄酒。南方的冬季较为严寒,喝点黄酒有助于驱寒,并有解乏、放松的作用,亦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父亲会不会以酒为凭,借助类似曲水流觞的形式,检验孩子对课堂知识的掌握情况呢?如今已难知晓。但是,一爿酒店即一方社会,世情伦常、众生百态,千秋庙堂、恩怨江湖,都聚焦于一体;竟和杜威所说的“学校即雏形社会”,有着几分相像。看来,酒馆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教育场所。

不仅如此,这酒肆更如同一个隐形的考场。从孩子三岁追溯起,学的那些字词诗句,都可以在这一社交场合运用到。有时店里来了说书的、唱词的,父亲就会和他边听边解释,谈历史论人物;有时候来了叫卖的、杂耍的,父亲叫他观察江湖人的谋生技巧,如说辞、神态、动作、心理,甚至自主命题,父子二人合作一篇短文。因此这一杯酒下去,人就长高一截。

这酒一喝就是八十年,其间的乾坤奥妙,或许难为外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小在父亲熏陶下将诗词歌赋、渔歌汀岸、祠堂亭台“消化”于一炉的人生红利,令叶圣陶终身受益。我们知道,他一生磨难重重,走过了许多坎坷的道路,但始终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在叶圣陶九十大寿时,曾有人讨教长寿秘诀,他的问答是喝酒,且要少喝勤喝。所谓“少喝”就是喝慢酒(以微醺为限),所谓“勤喝”就是喝出习惯。为什么强调这两点?原因就在于小时候和父亲共同尝到一个“品”字的真味。知识、文化、经验,都在浊酒里;冷暖、起落、生死,只付笑谈中。一个人在童年时代的童心,让他长大后虽是社会人,却没有被过度的“社会化”,还始终有一份并未消弭的童心——而这对成人世界来说,又太过珍贵。

小结

一个孩子在家庭中得到的“第一桶金”,往往会超过学校教育的总和,当成年后,又会刻印在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中。这“第一桶金”的发掘,对不同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不一样的。蔡元培的父母,看到了教育作为一种陪伴艺术的效度;陶行知的父亲踩到了教育孩子的最佳切入口;叶圣陶的父亲,不仅先人一步,还用“酒馆”这一雏形社会,形成系统的教育合力,是高明的“借力打力”,终于培植出一棵参天大树。

今天,当我们说起“儿童观”的话题时,她一定是千人千面的,即便是培养了“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的梁启超,也會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和独特做法。说到底,任何人的“儿童观”均无法脱离时代的生产力、文化的渗透力和家族的实践力的束缚。但其中还是会有基本的规律,那就是“正心存,大器成”。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的父母,都是走在这条路上。“正心”取自儒家观念,从儿童观的角度说,就是让孩子真正成为孩子。家长只是做好一件事: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式扶一扶(孩子有需要,就予以支持、引导,此为“辅”);在必要的时候,再用有效的方式纠一纠(孩子有误区,就及时提醒、纠偏,此为“佐”)。一辅一佐,就可以让他守住初心、循着最明亮的生命出口,一路生长,快意人生!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通州区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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