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兴

我所就读的磐安中学坐落于海螺山下，即现在磐安二中的校址，刚升学时称安文中学，是一所包括初中和高中的完全中学。1983年，磐安县恢复建制，学校也更名为磐安中学，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复县后磐中的首届毕业生，毕业证书的中缝里加盖了一个“浙江省重点高中毕业会考合格”的方章。

一

那时的磐安中学，紧邻东阳至磐安的过境公路，路边全是碧绿的女贞子树。每到秋收季节，那黑油油的女贞子就成为勤工俭学的累累硕果。公路外围，是一个220米环形跑道的操场;操场上有一个司令台，学校的重大会议或汇演一般在这里举行。路的另一边，就是学校那青砖砌的牌坊式大门。

磐中校园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王舜华老校长了。他身材高大，脸庞瘦长，步伐非常稳健，时常穿一件军绿色的旧棉布中山装，一支不知用了多少年的钢笔总是在胸口端端正正地别着，见我们总是眯着双眼带着微笑。我们一进校门，他就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似乎在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客。最为奇怪的是，他尽管没有直接教过我们功课，但我们每一个学生的名字都能清清楚楚地叫得上来。而且，无论路边相见，找我们谈心，还是举行全校大会那种庄重的场合，他总是柔声细语，从来没有见过他发火的样子。

他住在磐中当时唯一一幢三层教工宿舍楼那个阴暗潮湿的底楼小房间，而且正对着学校门房走进宿舍楼那条通道的路口。房前有一口方方正正的水塘，铺了几块条石，一直延伸到塘的中心。在我的记忆中，那塘里的水似乎永远不会干涸。石阶上，不少老师和同学都会拿着痰盂、马桶、拖把之类东西去洗洗涮涮，塘水随着人们的一搅一动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路的另一边，是一块砌着高高的石坎的菜地;紧挨着菜地的建筑，就是全校师生解手的公厕，当时没有冲厕的自来水，这个大公厕当然是旱厕。紧邻公厕的是一条高高的陡峭的石阶大道。这条大道好像故宫的中轴线似的，将整个校园切分成东西两部分;石阶尽头，是一块画着雷锋半身像的影壁。石阶的级数不知多少，四五十级应该有的。我当时就想，厕所的气味应该直飘校长的寓所吧;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正对路口的房子绝不是好房子。我们的校长就住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管理全校师生的教育教学生活，像邻家大叔一样陪伴着我们成长。

校长既然这样和蔼可亲，我们课外最喜欢跑到他房间去做客，有事没事都去他那儿，有时甚至只是去讨一口凉白开。那个坐落在方塘一角偶尔飘来特殊气味的小房间，居然成为我们高中岁月的乐园。

其实，像邻家大叔一样的领导不独是校长，还有时任教导主任的潜宏飞老师、总务处的王尧堂老师等。潜老师不但经常对我们问寒问暖，激情澎湃地教过我们化学课，还曾经为我演唱的《骏马奔驰保边疆》伴奏，他那悠扬的笛声是校园里最动人的旋律之一。王尧堂老师教我们历史，说话非常幽默风趣，当他提到抗日战争后，国共合作破裂以至发生解放战争的缘由时，意味深长地调侃：“峨眉山上的老道下来摘桃子咯……”语调抑扬，悠长而有弦外余音，让人有“绕梁三日”之感。

二

我高一的班主任是来自邻村的胡朝阳老师。他尽管上起课来从容不迫、语气温和，甚至有些慢条斯理，然而训起学生来却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往往脸色一沉，用他那高度近视镜后面的双眼扫视全场，将教科书往讲台上一扔，低声吼道：“发言的人呢？难道好学生都让东中（东阳中学）挑光了吗？”因为感慨于班干部工作的不得力，他将我们这些小组长集中起来，组成纪律监督小组，维持整个班级的纪律。我们这些人当时也没有多少本位主义思想，维持起纪律来居然有些六亲不认，整个班的秩序好了许多。

到了高二，适逢文理分科，我们每个人又面临人生的一次抉择。究竟读文科还是理科？要知道，我是个偏科非常严重的学生。升高中考试时，我就考了个两极分化的分数，语文政治英语门门都比较突出，数理化则严重拉后腿，惨不忍睹。记得胡老师听说我是邻村的孩子，在开学初特意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一看分数，仅仅比分数线高出20来分。他说：“你这么一点分数，照理不应分我们班的……哦，你英语很好，比别人好上许多。”而他本人则是极力反对设文科班的，理由是“从来只有理科的应届大学生，没有文科的应届大学生”;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又一次重申了他的观点，于是我就报了理科班。

后来，我分到了另一個班，班主任是教数学的何君成老师，说着一口带有浓重东阳口音的普通话，教导起学生来好像山溪清泉，明亮动人、和蔼可亲。或许有怎样的领导，就会有怎样的教师群落吧。

果不其然，我遇见的老师大多是一些非常杰出、敬业的老师。教语文的董文泉老师，说话声音洪亮、激情澎湃，指导起学生来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记得高二时学校包场看电影《人生》，要求我们写影评。他刚领我们学完贾谊的《过秦论》，我被文中那酣畅淋漓、气势磅礴的意境深深吸引，于是就模仿贾谊的笔法来写影评，着重于评论高加林在被人挤掉名额与进入县广播站之后的不同表现，以及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点出关系网对他人生的深刻影响。董老师看了，给了我93分，并工工整整地在文末写了6个字：“写得有条不紊！”那时，张海迪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风靡大江南北，学校举行“海迪精神催我奋进”演讲比赛，年级选拔赛时我那沉着的气势、豪迈的激情惊动了四座，董老师他们都推举我参加学校的决赛;谁知因为演练过度，嗓子沙哑，加上严重感冒，成绩并不理想，董老师微笑着对我说：“还有下次嘛。”到高三时，来了一位专门教写作的金亨通老师，他是个干练精瘦的小老头，尽管个子不高，满头银发，但说起话来却清亮悦耳、充满磁性，只要往台前一站，整个教室就是他的气场。记得他布置的第一次作文训练就是写新闻报道，当时我班刚举行了班委选举，我就写了一则题为《高三（1）班民主推选班委，葛小勇当选为班长》的消息，金老师将我的习作当着全班的面朗读，边读边解说新闻写作的要领，让我们茅塞顿开、获益匪浅。

三

或许是因为一时从众做出了错误的抉择，文理严重偏科的我，在往后的课堂里越学越没有味道。因为功课的难度越来越大，我理科基础原本薄弱，根本赶不上趟，简直要被物理定律、化学方程式之类折磨疯了。

于是高二第二学期，我直接去找了这位邻家大叔一样的王校长，要求把自己转入文科班。他仍旧如往常一样，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我理解你说的一切。要轉入文科，你真的已经决定了吗？”我鼓起勇气说：“我早就决定了。”他还是用那柔柔的声调对我说：“尊重你的决定，可不许轻易反悔哦。”于是，我转入磐安中学首届文科班学习，说是文科班，其实是一个文理科混合班，原有12名文科生，加上我1个，就成为一个13人文科组了。因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学科，我起初学习也比较认真，历史地理尽管第一轮没有学习过，但测试起来成绩也非常不错。我真为自己做了一次正确的抉择而庆幸。

只可惜我当时还是太年轻了，在人生规划上往往把握不住自己。那是一个青年们容易做文学梦的时代。我特喜欢写诗，一有空就在纸上涂鸦，而且会往报刊杂志投稿，而且投的都是《诗刊》《萌芽》之类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有一回甚至要停学去参加《诗刊》刊授学院学习，还好我们的何老师及时阻止并开导了我。不过，除了《浙江日报》编辑部给我寄来精美的笔记本和鼓励的信之外，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年长之后，才知道这些刊物往往是中生代有实力的诗人作家才有资格刊发的，我这“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当然没能获得那样的幸运，然而我的时间却被大量地虚耗了。本来学习时间就比别人少一学期，加上自己又严重分心，数学一直短板，结果就无意外地在当年的高考中名落孙山。我气得牙齿发颤，就将自己的诗稿一股脑儿塞进灶膛，付之一炬。

随后，我报名参加了安文市口的补习班。因为文科生少，举办人觉得不划算，连史地的课程都舍不得开足，我就在时任县历史教研员赵乃文老师的推荐下到了东阳巍山补习班。班主任是磐安中学退休的赵景卞老师，管理学生很严格，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以为我是李鸿章啊，你们拟好条约我点点头签字就好了？”他教的是数学，除了上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之外，还将所有习题的解题过程都张贴在教室的四壁，这对我们这些学困生来说恰好是瞌睡时送来枕头，太管用了！我一有空就像饿汉啃面包一般，去看这些解题思路，终于渐渐让我看懂了！于是，在当年高考中，数学学科我就采用稳扎稳打的策略，做一题复核一题，再做一题再复核一题，直到靠谱了才做下一题，结果在120总分中破天荒地考了92分，尽管不算太高，但足以为当年的顺利升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幸的人一辈子在寻找一所好学校，幸运的人拥有一所好学校就受用一辈子。”往后，我自己也做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尽管算不上多优秀，然而磐中校长和老师们给我的知识和智慧是我立身教坛的无穷财富。光阴荏苒，30多年过去，我不觉已至知天命之年，然而始终忘不了改写我人生的磐中，忘不了那里的校长和老师，忘不了一鳞一爪、一笑一颦……往事并不如烟，聊记磐中往事，回眸曾经的青葱少年。

（作者单位：浙江磐安县教育教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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