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投文

新世纪以来，新诗批评呈现出极为纷杂的状况，由于社会文化的深刻裂变和媒体文化的深度变异，新世纪诗坛处于暧昧不明的分化与重组状态，诗坛再无中心可言，出现了碎片化的格局。与此相对应的新诗批评与研究也不再有相对集中的批评对象和比较固定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碎片化的研究格局，很难进行比较清晰的整体性描述。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新世纪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关系既有深度融合的一面，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疏离。在新世纪诗坛内部，诗歌创作与批评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又似乎难以抑制诗歌“边缘化”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冷”与“热”的混沌状态实际上表现了诗人与诗歌创作的尴尬处境，这也给新世纪诗歌批评与研究带来了某种困惑。表现在对于新诗的评价标准上，仍然莫衷一是，对同一诗歌现象、同一诗人、同一作品的两极化评价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在诗人安琪、黄礼孩等人的推动下，“中间代”诗群在新世纪诗坛异军突起，一方面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另一方面也遭遇了相当激烈的阻击。如何评价此类诗歌现象，这就需要在新诗史的整体视野下进行深度透视和反思。

尽管新世纪的新诗批评与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但仍然可以发现某些线条性的结构。较为粗略地看来，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在新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取得了一些厚重扎实的成果。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的梳理在整体性的视野下有了更为内在的依据，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获得了此前未有的理论深度，一些具有断代史性质的现代主义研究专著也显示出了深度与特色。比如，罗振亚在新世纪相继出版了系列性的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和《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等，建构了一个富有研究个性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框架。不过，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在新世纪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这既表明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所具有的艺术活力，也表明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可能要开辟新的路径，需要在系统的诗学层面清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败得失，为中国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引。

在新世纪以来的新诗批评中，诗派与诗潮研究既是一个亮点，但又表现出了某种偏失的症候。在纷繁的诗歌现象面前，批评家和研究者急于命名，于是出现了“60后诗人”“70后诗人”“80后诗人”“90后诗人”和刚刚冒出头来的“00后诗人”等各种命名。这些命名实质上都是一种混沌的整体性“概念”，并无内在的诗学依据，抹杀了诗人个体之间的创作差异。各种“年代学”命名的流行和泛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实质性的诗歌本体研究，最后只剩下了一些较为空洞的理论命名。这些“年代学”命名恰好直观地反映出当下诗歌批评话语的匮乏和理论研究的单一，这些“年代学”命名多数只是一些没有实质性内涵的空壳，被孤立于严谨的诗学意义上的命名之外，它和诗歌流派并无实质性关联，因此不能作为诗歌流派来看待。这些命名直接以诗人的出生年代作为指认一个诗人群体的依据，看起来简单便捷，但都缺乏作为诗学概念的有效性。它们之所以被提出来，则可能是出于框定研究对象的某种需要，也有出于抢占诗坛地盘的考虑，更有甚者是一种有利于顺应传媒炒作的技术路线。比如，所谓的“00后诗人”，就完全是炮制出来的，急于把一些现在最大年龄才不过二十岁的孩子“赐封”为诗人，几乎找不到诗歌文本上的依据，反而使诗人这一桂冠显得过于廉价和无趣，这实际上也是诗歌理念上的某种匮乏。这些“年代学”命名在诗歌批评与研究中被广泛采用，颇能说明新世纪以来急于推广理论命名的无序性和焦虑症，也颇能说明把诗派和诗群进行泛化处理的倾向。因此，我不赞成把这些“年代学”命名看作是对诗歌流派的划分，一个诗歌流派要有标志性的诗人和成熟的作品，要能够在诗歌史上构成某个关鍵的环节，否则就是可疑的虚张声势。

在新世纪的诗人个案研究中，已经获得公认的“经典”仍然受到持续的关注，以艾青、闻一多、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等现代诗人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丰产状态。李金发也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重视，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这些诗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进程，已经确立了相对稳定的文学史地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参照下，对这些诗人的研究更容易获得相对客观的“历史化”视角，从而带来研究成果的厚实底蕴。当代诗人的“经典化”也在进行之中，但远未尘埃落定，还要面对时间的严格淘洗。“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研究热点，北岛、舒婷、顾城、于坚、王家新、西川、昌耀、海子、翟永明等也是被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诗人，针对这些诗人的质疑同样是比较强烈的，“正”与“反”的研究同时存在，恰好形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研究格局。这可能也是新世纪诗歌研究的一个特色，对“经典”的验证与疑虑始终纠结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表明，当代新诗的经典化还是比较暧昧的，还未确立有效的文学史坐标。

新世纪的新诗批评处于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在总结新诗百年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应该有一个新的起点。至于新世纪新诗批评的基本症结，也应该在新诗发展的整体性视野中进行诊断和纠偏。简略地说，新世纪的新诗批评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症结：其一，批评家理论原创的多维度缺失;其二，批评家艺术审美的主体性迷失;其三，批评家价值评估的伦理性困境。这个概括当然不够全面，却表达了我的部分忧虑。具体到诗歌流派研究和诗人个案研究上，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拓展研究。实际上，新世纪新诗写作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一定规模的思潮推动，思潮与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在芜杂中表现出强劲的创作活力。诗人的个体写作往往裹挟其中，既存在着创作风格趋同的倾向，也呈现出各种流派美学争奇斗艳的态势，其中的利弊相依需要批评家做出谨慎的判断。在不同的流派之间，强力诗人的竞争态势也在加剧，每一流派的代表性诗人都想一展实力，甚至想独占鳌头，在诗坛显示自己的话语权，凸显自己的存在感。这也未必不是好事，自由竞争的格局有利于“中心诗人”脱颖而出。说到底，一个时代的“中心诗人”是“无限的少数人”，犹如站在巨大基座上的那一个或少数几个人，其他写作者则是巨大基座的构成部分。这也是正常的诗歌生态，符合文学史的逻辑。对批评家来说，“中心诗人”的“塑造”既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也是批评家阐释的结果。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批评家似乎过于小心翼翼，不能在批评的独断上显示自己的辨识能力，很多批评家满足于人云亦云，掩饰自己的艺术直觉，导致一些真正具有原创力的诗人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也不能在辨识的精确性上形成对重要诗人的聚焦效应。

我注意到，在新世纪的新诗批评与研究中，还存在一个较为负面的现象，就是批评家和研究者的面孔比较模糊，缺乏鲜明的批评个性，不太容易把一个批评家与另一个批评家区别开来。学院派批评家尤其如此，他们习惯于用所谓“严谨”的学术规范取代批评个性的鲜活形态。如果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使用的都是同一套语言模式和批评思维，那就等于切割了自己与诗歌的生命联系，也就不能有效地激发批评的创造性。我以为一个批评家要凸显自己的批评个性，首先要有自己的话语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阐释语言，语言代表了他在批评活动中的面孔。这是他人不可复制的。我看一个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是否有功力，会特别在意他的语言，一个批评家的语言如果有独特的气息，那就表明他的批评寄托了自己的情感，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再有就是一个批评家是否能够以诗论诗，将中国传统的论诗方式融入到自己的言说当中。语言艺术往往包含着不可言说的一部分，这是理论研究无能为力的地方，但却可以通过以诗论诗的方式抵达一首诗中作者情感不可言说的那一部分，这样批评的个性也就显示了出来。当然，我所谓的以诗论诗主要还是指以诗性的理论语言转化一首诗的形式与内涵，恢复一首诗本身的诗性光彩，而不是在过于僵硬的理论语言中耗散了它的魅力。批评的个性还表现在思想的活力上，这可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批评家需要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在他的批评中贯彻他自己的诗学主张，从而获得一种个性化的批评的形式感。

自新诗诞生以来，新诗理论批评就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不时听到有人指责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的脱节，指责诗歌批评与研究“不在场”。但对这种脱节做出具体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诗歌批评家与研究者未必就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当下更多的是创作者与研究者处于一种龃龉的状态，双方关系紧张缺少磨合，对来自批评家和研究者要求创作纠偏的呼声，诗人往往是极少理会的，表现出相当盲目的自信。同时，批评家对一些新的诗歌现象虽然不是视而不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诗歌创作缺少建设性的深度呼吁，不乐观地说，诗歌批评与研究对当代诗人的创作还是缺少实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诗歌创作由于失去了来自批评界的纠偏，也使诗人们难以避免低层次的创作循环，降低了艺术创造的含金量。尽管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之间可能并不是处于一种直接的互动关系，但相互之间的激化和激发是必不可少的。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新诗创作与新诗批评同源共生，两者具有共同的起源語境，也面临共同的问题。新诗理论与批评是在与西方诗学接轨的基础上另起炉灶的，带有明显的移植性特征，民族性的诗学内涵还是显得非常薄弱。所以，要有效避免当代新诗批评的盲点与误区，还是要回过头来借鉴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如果能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也未必不是一条途径。新诗理论与批评的话语模式与中国古典诗学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新诗理论与批评至今仍然水土不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新诗理论与批评至今尚未建构出自身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新诗理论与批评还远未形成独立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批评形态，似乎也远未发挥堪与新诗创作产生良性互动的效能，其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的症结，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清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