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乌戈热塔·平克

摘 要：过去二百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史无前例，它的主要推动力是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但也与人们接受和采纳功利主义价值观有关，这为利益至上的生产者和效用至上的消费者确立了社会目标。从短期来看，这种态度能够激励生产快速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实现文明的飞跃，但这种发展却以全球社会和生态的失衡为代价。恢复社会和生态的平衡需要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它需要同时考虑社会需要和自然限制两方面因素。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这样一个概念，其中的经济目标和时间范围已被重新调整，它不仅包括经济发展问题，还涉及生态和社会文化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视角来考虑发展本身。它是一个较晚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被视为传统经济的替代性选择。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源起通常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森林资源管理文化，然而，发展应该兼顾生态、社会关系和经济领域的观念似乎能够在早期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中找到其来源。圣经《旧约》和《新约》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相关补充性著作创造了一种内在一致的社会发展景象，其中生态、社会需要和经济活动领域具有相等的意义和地位。尽管基于《创世记》中“让他们统治整个地球”这一观点，20世纪6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犹太—基督教文明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灾难难辞其咎。但笔者认为，犹太—基督教传统也有其生态学意涵，并概述了犹太—基督教著述中与生态、社会、经济等领域相关文献，并认为它可以为当今可持续发展范式提供思想基础。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犹太—基督教文明;生态学;《旧约》;《新约》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300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从公元元年到19世纪初，世界经济并没有快速地发展而只是发生着缓慢的变化。伴随着工业革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在西方世界尤为明显——比如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时。世界各国的人均GDP（以1990年价格为基准）从公元元年的444美元，分别增长到1820年的667美元和1998年的5 709美元，而西欧地区分别是450美元、1 232美元和17 921美元，拉美地区分别是400美元、665美元和5 795美元，中国分别是450美元、600美元和3 117美元，印度分别是450美元、533美元和1 746美元，而非洲分别是425美元、418美元和1 368美元。1

与生产的快速增长相伴生的是人口数量和预期寿命的增加。例如，人口预期寿命由公元1000年的24岁提高到1982年的36岁和2003年的63岁——在西方国家为76岁。2这些数据的改善不但取决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技术的进步，还得益于经济和管理类新兴学科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与人们心态的变化进而导致功利价值观被强化有关。这些现象，以及改变整个世界的工业革命，为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形式奠定了基础，并使经济得以持续增长。毫无疑问，这使世界上一部分地区进入了普遍繁荣的时代（尤其是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区），但同时也导致了日益严峻的人类困境，即经济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各种代价，比如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和剥夺、出现了文明病症以及人口平衡被破坏等问题。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也使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平等时代。很明显，仅仅听命于经济增长的指令，会对自然、社会秩序和人性构成威胁。相应地，寻求在实现发展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并且尊重自然环境和个体的主体性的特征，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在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报告中已经有所体现，例如系列性的《生命行星报告》（2014版）就警告了过度消费的严重后果，认为过度消费以及只注重短期利益而不考虑外部和长期成本的商业模式，以及持续低效、过时的能源和粮食生产，将会导致生态超载。3兰德斯（J. Randers）随后在他的《2050：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警告读者，特别是在缺乏政治意愿终结人类破坏性活动的前提下，直到2050年代，世界人口和经济将继续较为缓慢地增长，而这足以使气候危机较快恶化;而且由于全球社会中最贫困成员的贫困等级上升，尽管有较为充足的粮食、能源和水来满足人类社会的生存需要，但仍有许多人的基本需求不能被满足。4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消失、不平等和其他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威胁，是由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所基于的短期视角所造成的。西方文化是以现在和不久的将来为取向的，并且凭借着它对效率、消费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宣扬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却遭遇了难以为继这一时代难题。可持续发展就是面对上述难题而逐渐提出的对策性建议。这一理念首先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即布伦特兰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被提出，强调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依此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在保护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这两个进程也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人类活动和自然界之间保持稳定的关系对这种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后代需要同我们一样好的生活质量。波兰学者罗加尔（H. Rogall）曾对可持续发展概念作了一个详细的界定：“可持续发展旨在确保当下的人们和未来的几代人享有足够高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标准依然处在地球可持续支撑的限度之内，并且符合代内和代际正义的原则。”可见，这个定义包含了四个维度，分别是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过程在现实实践中呈现为一个十分复杂的跨学科过程，远远超出了主流经济学所划定的边界，要求将经济、社会领域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经济发展的整体。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只是回归到普遍主义理解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经济学领域中并不陌生，例如，它在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以及当代亚马·森的思想中能够找到出处或有所体现。它往往是在一般性的宗教信仰框架下被加以系统性阐述，其中也包括猶太—基督教文明。本文阐述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其强调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的同时，尊重自然可再生潜力的有限性，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追求利润和效用的最大化，更要注重整个生态系统中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

一、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生态思想遗产：不要先破坏后修复

社会运行的生态方面最充分、最清楚地体现在异端宗教中，其中自然由于具有主体性和行为主体特征而占据主导性地位。远东地区的宗教，尤其是道教、佛教和印度教，拒绝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使人类成为自然系统中的平等一员，创造了有助于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只是在亚伯拉罕宗教或相关经典中，才提出人类优于居住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这最初在《创世记》中有所体现：“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动物。”（创1：28）1这一法则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重要来源，使个人需要凌驾于自然之上这一思想合法化。但是，犹太教对生态思想的关注更多体现在《摩西五经》《犹太法典》和希伯来语的相关评论中，它们主张保护自然的利益不被人类的傲慢所侵犯。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类行为准则是不要破坏或浪费，据说是基于《申命记》第20章的论述，那一章还包括有关围攻城市时禁止砍伐果树的禁令。破坏田地、葡萄园和果园是一个战争策略，但却被犹太传统所拒绝。与此同时，该原则不但适用于武装冲突，还可以扩展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正如19世纪的德国人拉比萨姆森·拉法尔·赫什（Samson Raphael Hirsch）所说：“不要破坏任何东西！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我把它们（自然的礼物）借给你，只供你明智使用;永远不要忘记是我借给你。当你不明智地使用它们时，无论是巨大无比的还是最渺小的，你都是对我的世界作出了背叛，你犯下了谋杀和抢劫我的财产的罪行，你得罪了我！”1任何能够间接或直接为人类服务的东西，都不得过度开发、破坏、污染或浪费。这种态度被《犹太法典》中有关世界自我修复和自我治愈的原则所补充（in Hebrew Tikkun olam），它指的是犹太人拥有使世界变得完美的责任。

上述一系列原则，由于它们的一般性质，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条道路，并被更为详细的原则加以补充，从而有助于确立犹太教的生态形象。古代以色列人是农业部落居民，降雨稀少和沙漠化是他们生产生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气候条件。因此，他们的生活依赖于自然的循环，这尤其反映在他们所庆祝的特定节日里。2犹太人的律法书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被它所分析和体验。借助于律法书，一切都变得圣洁，包括自然，比如，上帝可以通过自然与人进行对话、满足他的需要，同时以色列人也可以借助自然来履行对上帝的义务。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和尊重，也体现在犹太人对自然赞美3的传统以及由此带来的愉悦之中。

生态自然的具体命令之一与物种有关，禁止不同的物种进行杂交。依据《创世记》的阐释（创1：1-25），上帝造物基于各种存在间的界限，同时承认物种的多样性。《利未记》也对这一原则作了阐述：“你不可使你的牲畜和其他牲畜同生，你不可用混杂的种子撒种。”（利19：19）这一思想随后在《耶路撒冷犹太法典》中得以扩展，体现在禁止杂交不同类型的谷物、植物、动物和纺织品。今天，在转基因生物出现的背景下，这一规则尤其值得深入讨论。当代一些评论家认为，神创造出来的人类应该在使世界完美的过程中发挥其更积极的作用;而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转基因食品违反了物种交叉的规则，破坏了上帝所建立的自然秩序。此外，转基因食品也可能会涉及对不干净食物的不知情消费。在犹太教中，某些物种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因而，（犹太教）限制使用某些食物的饮食法，也可以在当代生态语境下来理解。4比如，人们可以食用以最有效利用植物食物而著称的偶蹄反刍动物，而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水生甲壳类动物以及其他食肉动物都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再比如，出于生态考量，禁止食用以控制其他物种数量和消灭寄生虫的动物，例如以蚊子幼虫为食物的青蛙、蟾蜍或蝾螈。此外，基于犹太教教规，要求限制对肉类的消费需求。其中不仅有一个生态维度，还有一个道德维度——屠杀动物是一种神圣的活动，因而必须由一个合格的屠夫来进行，这可以防止由于忽视而杀害动物和过度杀害动物。1《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律法要求人类对动物怀有仁慈和怜悯之心，其中一项关于消费的禁令与依然活着的动物的身体器官和血液有关，这在诺亚的《七诫》中有着更详细的说明。2《圣经》中的这一思想体现在许多地方，比如“你不能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无动于衷，你总要帮助它站起来”（申22：4），“动物应该受到尊重”（箴12：10），禁止在其母亲的乳汁中烹煮幼小动物的肉，可以视为对动物命运进行伦理思考的标志（出23：19和34：26，申14：21）。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对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物种保护的关注，也可以从《圣经》的某些片段中体味到，比如要求保护幼鸟母亲的生命（申22：6-7）。这种对生态平衡的关心还体现在安息日的安排中，即要求自然被给予一段时间进行休息，农田被休耕，由此来改善土壤的肥力，并使得期间生长的作物可以被穷人和野生动物利用（出23：10-11）。另外，每周的安息日是为人和动物而提出的（出23：12）。

犹太教传统与自然密切相关，包含着强烈的生态启示，并发展成为基督教的自然遗产。然而，从文本层面来看，这种亲生态信息并没有在圣经《新约》中得到清楚体现。基督教基于希腊哲学精神对犹太教的重新诠释，只是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参照点。与圣经《旧约》中明确、不含糊的指示相反，《新约》提出了普遍主义的一般道德理论，使它可以作出超越历史语境的诠释。因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基督教没有对生态问题作出任何贡献。许多研究者在探寻20世纪现代主义生态危机的来源时，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在西方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使得自然最终失去了天然魅力以及其中的神圣元素。相应地，西方基督教允许自然被客观地理解为一种资源，被一个地位更高的存在者以傲慢的方式所对待，而这种存在者是上帝用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与此同时，由于基督教存在观的二元论特征，许多世纪以来，物质世界被轻蔑地描绘成罪恶的根源。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基督教哲学的抽象性意味着，问题不在于《新约》中某些议题的存在与否，而是如何解释其中包含的信息。在描述性层面上，《新约》中的大量寓言故事源于自然，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福音书》被书写时，自然与人类之间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在这里，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新约》强调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承诺拯救所有造物者，而不仅仅是人类，在保罗的书信中，自然是被認为是一个与上帝的恩典有着平等地位的对象，而宣扬不吃肉（罗14：21），以及两次提到正确对待动物的方式（林前9-10;提摩太前书5：18）都表明了其环保意识。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大自然与耶稣的神性相关，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一颗闪耀的星（马太2：2），直到他死的时候，黑暗吞噬了大地（马太27：45），而在沙漠中禁食的四十天里，耶稣和野兽（马可1：13）相伴，他最后一次祷告的地方就是在橄榄园。上帝与自然的联系在《启示录》中尤为明显，自然灾难和大灾难常常被解读为是对地球的悲叹，这是罗马帝国过度剥削的缘故;或者根据更加现代的阐释，是人类过度剥削的结果：“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启8：6-13）对自然被毁坏的描述，以及世界末日中人类被自然毁灭的描述，从中都可以看出源自人类与上帝关系的破裂。

我们在讨论社会发展的语境时，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工作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在《旧约》中，由于人类具有修复这个世界的义责，因而工作被置于一种重要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照看伊甸园以继续上帝的工作被视为一种赐福或授权。经历原罪之后，人们以创造者的形象去形塑世界的特权被认为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工作仍是一种实现人类潜能的途径，体力劳动似乎得到了格外的尊重。大卫（古以色列第二代国王）在继位前和阿摩斯（古以色列国先知）都曾是羊倌，而审判者吉迪恩曾是一名农夫，当他收到天使的召唤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时，正在给谷物脱粒。在《新约》里，耶稣和约瑟夫据说是木匠;在希伯来，詹姆斯和皮特则是渔夫。根据《旧约》的规定，胁迫他人工作是不被允许的，病人、老人和年轻人尤其应该受到保护，不能让他们在有害的环境下工作。根据《旧约》全书，由于劳作与财富增长的某种联系，其也就具有了某种经济层面上的意义，被认为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状态和上帝赐福的证据。

在《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都在工作，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尤其是体力劳动，都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或形象。这是因为，由于人类的原罪，劳动成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帖后4：11;帖后3：10-12），并且可能是人类遭受屈辱的根源。尽管耶稣传教中的公义原则——把是神的归于神，把是恺撒的归于恺撒——表达了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愿望，但税官对这一原则仍持有藐视的态度。当然，正如在《浪子回头》中所讲述的养猪所付出的体力劳动，劳动依旧可以被视为某种侍奉神灵的方式（西3：23;西10：31），或者如同《新约》所言，“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后3：10），劳动所体现的是一种必需的义务。然而，无论在《新约》还是《旧约》中，工作本身都不是目的或全部，工作和休息之间的平衡需要休息日也就是第七天来保障，通过这种平衡，来实现对自身行为的反省。毕竟，上帝完成创造后，尽管筋疲力尽也没有休息，而是表达了对自己工作的赞美，这也是一种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休息日的意义，就在于停止手头所做的事情，并赞美已经取得的成就，表明了人们从繁重的劳作中的解脱。

《圣经》中关于社会秩序的阐述是全书的主题。上述看法只是其中所评论的社会现象一小部分，尤其是对于当代社会问题具有相关性的部分，比如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与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或是与就业相关的议题。这些问题对于任何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讨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在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维度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三、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物质产品重要性和经济生活规则

根据《旧约》的说法，物质世界和物质财富本身并不是禁忌，世俗享受也可以被视为上帝的赐福：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里也必蒙福，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打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福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申28：2-12）

上帝对财富、甚至是奢侈品，并没有偏见。在《出埃及记》中，通过对其所居金碧辉煌的神龛的描写，上帝甚至将奢侈品视为对其侍奉的一部分（箴3：9）。财富是神恩宠的证明（箴10：12），它的积累遵从着神的旨意，被看作是为神的荣耀而进行的活动，同时也是神恩典的果实。这样的祝福，在摩西、雅各、以撒、亚莫拉汗、波阿斯、大卫、索罗和尼希米中都可以见到。但是，物质上的财富并不是造金牛犊来取悦自己：“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箴 23：4-5）。财富也不允许通过不诚实的行为来获得：“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不论在尺寸还是重量，你们都不应当弄虚作假，财富因虚荣而减少，但由劳动增加”（利19：35）。富人不仅享有特权，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其他人负有责任（《便西拉智训》29：1-28）。根据正义原则，富人要利用手中的财富来培养社区中慷慨和团结的美德（申15;以西18：7-8），同时还要使之为神服务（马太25：14-30）。在许多段落中，适度的美德也有所体现。例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要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盗，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30：8-10）。财富是一种神赐的礼物，它的作用是保证社会秩序，比如通过适当的收割形式、慈善活动和安息日与禧年等实现重新分配。根据《旧约》，相对平等和全面繁荣是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土地分配的方法中有所体现：土地不能出售（因为土地属于且只属于上帝），因而只能租赁，禧年时再归回原主;公平对待雇员，支付它们生活所需要的工资，按时支付并且说明应对财务问题的具体方法。在犹太社会中，有这样一种社会规则，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慈善贷款，同时，许多地方都禁止收取犹太同乡的利息。

《旧约》的经济治理模型，不仅涵盖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规则，也包括对如何创造财富的描述。《传道书》第十一章就鼓励通过分散投资来保护所投资本，从而进行理性冒险。犹太教有许多明确禁止对消费者和对自由竞争者不利的做法，比如拖欠债务、贿赂、腐败、投机、过度收费、缺斤少两和售卖假冒伪劣等。因而可以说，约瑟夫和所罗门的故事决定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因为，不论在约瑟夫辅佐下法老统治的埃及，还是所罗门统治下的以色列，它们都是繁荣的国度。约瑟夫的成功，得益于其对经济形势的正确理解，这可以从他对梦到的肥牛与瘦牛的解读中得到证明。由于适当的财政政策，灾年的不良影响得以避免，同时在繁荣之年施加给农民的税收，也只占到其收成的五分之一。约瑟夫时代的埃及是一个有着宗教和民族多样性的国度，而这种多样性又为互助合作和经济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所罗门的故事同样描绘了政府在促进社会繁荣、推进公益事业和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多元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所罗门通过开放的外交政策，从其政治联姻中获取了大量的政治支持，并通过其他相关的政策，建立起了强权架构。而所罗门权力的瓦解，则伴随着平等原则的崩坏和对某些犹太宗派特权地位的默许，这使得犹太人中其他宗派信徒与其疏远并日益处于不公平的税收负担中。正如埃及法老和其顾问约瑟夫所领导下的埃及一样，国家繁荣取决于政府是否持续代表公民利益，尊重多元主义，以及支持社会群体之间的合作。随着新掌权者的上任，他决定杀死以色列人的长子并迫使该宗派成员从事比以往更艰难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时代政府的原则就被摧毁了。在上述两个历史事实中，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加之不同群体和特权阶层之间的差别，都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社会、文化和经济多样性的丧失。

《旧约》的价值观为经济领域中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相关措施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根据索姆巴特（W. Sombart）的看法，这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可以理解为在犹太人与上帝之间所建立的某种基于契约的关系——作为对神圣戒律服从的回报，上帝以赐福的形式赐予犹太人，而如果没有这种服从，也就无法获得成功或财富。这也就意味着，富裕变成某种值得期望的状态，甚至是虔诚与否的证明。审慎、节俭、勤劳，所有这些被韦伯认为是清教徒品格的品质，在索姆巴特看来，正是犹太人所独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出现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

但是，《新约》对物质财富的态度就不再那么热切，这一点也被无数经典名言所证实，比如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雅各书、启示录等中有所体现。其中，对物质的理解深受柏拉图式理想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物质世界的冷漠、禁欲主义学派对财富和荣誉怀疑等的影响。与此同时，基督教伦理的宗旨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与其具有较高相似性的爱色尼派的影响。该学派将追求平等、代表社群、分享财富和关爱老弱等视为其基本观点，但却认为财富就像是奴隶制一样与受难、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相联系。尽管《新约》中对财富的态度颇为矛盾，而且在许多情境下并没有给人以自主选择的余地，比如塞德拉切克所言，“你无法一面侍奉神明，一面委身贪欲”（马太6：24），但在三十条基督预言中，有十九条与经济问题有关，而这也证明经济现象在《福音书》中占有极大分量。《福音书》中的经济生活模式与《旧约》中所提到的命令与禁忌有所不同。尽管《新约》中有对财富的诸多负面看法，但事实上并不是对所有财富的负面看法，而只是对众所周知的富人不诚实、不公正、反社会行为的负面看法。比如，居住于亚利马太的约瑟很富有;罗马的百夫长尼哥底母将他的财富捐献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并且同情一位生病的仆人（马可8：5-13;路加7：5）;一位富有的埃塞俄比亚官员感受到了主的召唤（使徒行传8：25-40），而圣保罗最初也是以“塔苏斯的索罗”闻名，但他并不贫穷，而是一名罗马公民，出生于古犹太家庭。然而，在形塑支持经济发展的态度方面，基督教最重要的贡献既不是对财富的态度，也不是如何获得财富的方法。

在基督教中，犹太教的价值观依据古希腊哲学的精神发生了转变，更加强调选择的自由（林前6：12;迦5：1;林后 3：17;彼前2：16;路加4：18）和个人的责任与义务（林后5：10;迦6：7-8;马太27：24;以弗所书2：10;罗14：12;路加10：30-37，2：48;歌罗西书3：23;帖后3：11-18）。因此，它对个人主义社会的兴起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个人主义社会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在经济领域发展速度最快的文明——西方文明的崛起。许多学者将基督教价值观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源泉，其中包括韦伯（M. Weber）和默顿（R. Merton），他们在新教模式中看到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此外，吉姆佩尔（J. Gimpel）、诺瓦克（M. Novak）和罗斯巴德（N. Rothbard）等人，都将这些价值观追溯到天主教。韦伯的学说关注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清教徒式的新教的影響，包括与教义相关的勤劳精神、个人主义、储蓄和适度节制;莫顿则发现了清教徒的虔诚程度与实验科学的发展程度和文盲的消除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诺瓦克的看法，实际上是中世纪时的天主教会创造了蕴含着发展资本主义可能性的时代土壤，而且根据新教徒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倡议，这种创造并不是在大城市中心，相反是在农村郊区。在那里，西多会修道院最先引入了理性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变革，使得更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可能，并且创造了竞争性商业主体。对此，诺瓦克谈到了吉姆佩尔的著作，认为西多会修道院是当时欧洲存在的最有经济效率的实体之一，甚至或许是当时已知的全世界最有经济效率的实体之一，而且，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在当时的封建主义条件下完成的，而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完成的。罗斯巴德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托马斯主义和西班牙经院哲学，并且也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溯到天主教的价值观。这些作者共同的目的就是想要证明，正是各种基督教的分支扎根于宗教的价值观和对资本主义发展所采取的支持态度，才使资本主义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从犹太—基督教传统教义中所传承下来的信息，除了生态的和社会的方面，也为经济发展留出了同样重要的空间，并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元素或维度。

四、结论

过去两百年里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史无前例。这种发展有助于提高世界上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延长人们的寿命，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的饥饿与文盲问题，显著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境况。然而，这种物质生活快速发展却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受到了贪婪经济的吞噬和环境资源不断物化的消极影响，以及全球范围内社会关系的日趋紧张，导致发达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之间以及不同阶层之间所拥有的财富差距达到了历史顶峰。与此同时，工作和消费或许已经在社会关系形成上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由于短期功利价值的迷惑，人们沉迷于商业利益和商品的使用价值，并将这些利益与使用价值当作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价值。今天，建立在犹太—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社会，正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有着同等地位，它们都是评判进步与否的要素之一。撼动新古典主义经济范式基础的尝试在越来越大胆的经济目标中已经清晰可见，而这些经济目标与功利主义相矛盾。社会经济适度发展与人们幸福感提升相结合，或者是本文所讨论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点开始流行起来，这些尝试有可能是促进资本主义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变革因素之一。这些方法除了主张要考虑那些仅仅通过消费与工作难以满足的社会需求外，还要考虑分配正义的需要，尤其体现为尊重自然的限制，与此同时，犹太—基督文明也将物质发展视为一种值得期望的进程。

（责任编辑 朱 凯）

Abstra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is unprecedented in human history. It was powered by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adoption and acceptance of utilitarian values， which led to the social aims in terms of profit for producers and utility for consumers. This attitude， in the short term， triggered an unusually fast increase in production， which allowed the society to make a civilization leap， albeit at the price of an imbalance in glob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An attempt to restore ecological and social balance involves a change of economic paradigm to one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social need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nature.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concept， where economic objectives and the time horizon have been reformulated to include not just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ec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spects， and development itself is considered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t is a relatively modern concept， an alternative to conventional economic attitudes considered only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oots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usually traced back to a German culture of a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However，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heres of ecology， soci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s seems to have its beginnings already in sources from earlier Judaic?Christian civilization. The texts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and supplementary writings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create a coherent im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ere the areas of ecology， social needs and economic activity take equally meaningful positions. Contrary to the opinion， popular in the 1960s based on the quote from Genesis （let them have dominion over all the earth）， that Judaic?Christian civiliz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ecological catastrophe， both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sources contain a strong ecological message. Regard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of equitable social relations are a core issue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The third area of in?depth analysis studies economic processes at micro?and macro?levels that are limited just by the rules of social fairnes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nature. The paper presents a selection of sources contained in Judaic?Christian writings relating to issu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of ecology， society and economy， which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modern paradig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udaic?Christian civilization; ecology;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