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六朝士人在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自然美的发现的基础上，将内在情感投入到外在自然之中，除了在诗词中吟咏自然和在绘画中描绘自然外，还在居住场所里模拟自然，于是促使了山水园林的出现，这也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神特质。中唐两宋士人在“中隐”思想的推动下，折中于“小隐”之山林和“大隐”之朝堂的园林，遂成为安顿士人心灵的主要场所。园林也在中唐两宋士人心态“内敛化”和“精致化”的影响下，空间越来越小，诗意越来越浓，于是对于士人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内心，园林都成为一个闲适自足、精美雅致的“壶中天地”。晚明士人生存的困局，迫使他们走向一条世俗、物欲和心灵超越的道路，承担他们理想与情感的园林也因之变得“物化”和“雅化”：“物化”体现于园人的分离，离开了人的园林仍能表达其意境和内涵;“雅化”则要求摒弃俗气，是园林中既要物质又要精神、既要超越又要享乐的士人对生活审美的必然选择。同时，生活于社会中下层的晚明士人，也有兴趣将眼光投向了园林技艺，其亦有能力总结园林理论，《园冶》《长物志》作品方能应运而生。

关键词：士人;心态;古典园林;魏晋;中唐;晚明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303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普遍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通过做官，处在庙堂之上实现济苍生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又不愿丧失独立精神，希望归隐田园，处在江湖之远以保留人格空间。于是，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士人需要搭建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在现实中很多时候是通过园林来实现的。中国古典园林成为士人心态在现实世界的投射，在安顿士人心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士人心态变迁的影响。

一、魏晋六朝：士的个体自觉与文人私家园林的出现

魏晋六朝社会动荡，儒家的伦理秩序受到了怀疑，士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逐渐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1]。他们忠于个体生命体验，如殷浩“宁做我”[2]521、阮籍“不为礼所役” [2]731、王粲“好驴鸣”[2]636、阮咸与群猪共饮酒[2]734等，都体现了个人情感的恣意放任。而这种任性的背后，常常又饱含深情。阮籍听闻母丧，不停弈棋，表面上不合礼教，但在一声呼号后“吐血数升”[3]1361，实际上是至情至孝。又如桓伊对音乐 “一往深情”[2]757，卫玠渡江时“百感交集”[2]94，桓温感慨琅琊柳“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2]114，也无不体现了魏晋六朝士人对美好事物的无限情感。款款深情的背后，既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个性特征，又凸显了高度的个体意识的自觉。

魏晋六朝士人“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的同时，还“向外发现了自然”。[4]他们寄情于自然山水，使自然山水感情化、精神化。正如陶弘景所言：“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5]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细致感受，成为当时士人的共同心声，于是在士人的笔下，出现了大量美不胜收的自然描写。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2]143;晋简文帝司马昱入华林园，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2]120;王献之“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2]145;王胡之在吴兴印渚中感叹“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2]139。这些自然意象所彰显的正是主观生命情感与客观自然景象之间的水乳交融。

魏晋六朝士人将内在情感投入到外在自然之中，于是在诗文里描写自然，便有了山水诗;在绘画里勾勒自然，便有了山水画;同样，在居住场所模拟自然，便有了山水园林。魏晋六朝之前，园林的主要形式是帝王园林，一些论著中所提到的两汉私家园林，要么是帝王园林的余绪，要么是对帝王园林的模拟，不仅数量很少，也谈不上文人精神的浸润和对自然山水的追求。魏晋六朝私家园林则不然，在士人意识的觉醒和自然之美的映照下，往往依山傍水，结合秀美自然环境而建，例如谢安的土山别墅“楼馆林竹甚盛，（安）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3]2075，刘勔的钟山私园“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6]，徐勉的东田小园“桃李茂密，桐竹成阴，塍陌交通，渠畎相属”[7]，均是一派恬静惬意的山居自然风光。

二、中唐两宋：士的心态内敛、精致与园林“壶中天地”的形成

有学者曾提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概念。[8]一般来讲，唐型文化豪放进取、包容开拓，宋型文化细腻深沉、封闭精致。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型，肇始于中唐。中唐安史之乱后，士人心态大体从外在建功立业向内在精神满足转变，表现出“内敛化”与“精致化”转型。“内敛化”主要体现在理学建构，从唐代韩愈开始，经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五子，至南宋朱熹，最终形成一个援引佛道、精微完备的哲学体系。“精致化”更明显地体现在诗词上，由于宋诗相较于唐诗之性情奔放，更多地追求阐发义理，于是情感更多体现在宋词之中，而且词比诗更能表达隐约情感和精微内心，于是大为流行。宋词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所表现出的婉转心境、精致意象和幽远意境，恰恰成了中国园林所追求的境界。中国园林艺术也便在两宋时期臻于成熟。[9]

中唐两宋士人心态的“内敛化”与“精致化”，与“中隐”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唐之前，士人的隐逸有“小隐”和“大隐”之分：“小隐”隐于野，但这种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生活非一般人所能忍受;“大隐”隐于朝，但中唐之后，朝堂纷争与政治险恶让士人济世热情越来越微冷。于是，一种折中大小隐，既能远祸避害不受政斗牵连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既能追求精神自由又可免于清冷饥寒的“中隐”之道便应运而生。中隐“既不失去世俗人生功利性、享乐性需求，又保持了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求取内心的适意自足，这一圆通的处世哲学被两宋士大夫服膺并弘扬”[10]。

因中隐思想的流行，折中于山林和朝堂的园林，遂成为安顿士人心灵的主要场所，于是园林受士人心态影响程度也越来越高。一方面，士人心态的“内敛化”促使园林的空间不再求大，转而求小。士人私家宅园的面积一般只有几亩、十几亩，小者仅一亩、半亩而已，即便是大面积的皇家园林，仍是通过化整为零地划分为许多更小的空间1。另一方面，士人心态的“精致化”促使园林的诗意越来越浓。士人的社会理想、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外化为园林的亭台、楼阁、山石、水池、花木、鸟鱼、匾额、小品，士人在园中的居住游冶、宴宾会友、饮酒品茗、书法绘画、弹琴下棋，亦增添了园林的诗情画意。于士人而言，无论是现实还是内心，园林都成为一个闲适自足、精美雅致的“壶中天地”。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园林实物，基本均为明清遗构，于是有人也许会产生一种误区，认为历史上的历代园林都是这样的，但事实绝非如此。有学者对东晋谢灵运的始宁墅复原后发现，它只是一座按照农业生产布局、富有田园风光的庄园[11]，并非我们预想中的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典型传统园林”。东晋园林之所以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古典园林大不一样，就是因为中国园林经历了唐宋士人心态“内敛化”与“精致化”的洗礼。

三、晚明：士的世俗化与园林理论的总结

明代以前，士人能游离于政治之外，降至明朝，“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2]，士人不愿为君主所用也要被杀头，连隐逸的自由也被剥夺。尽管这道律令在晚明并没有完全施行，却预示着一个给士人带来巨大压力时代的来临。士人“为君所用”的途径无外乎参加科举，但晚明的科举是一条狭窄而艰辛的道路。据研究，明代乡试录取率不超过百分之四[13]，会试三年一科，每科录取人数也仅仅三百多人[14]，而全国生员总数达几十万人，这便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士人被拥压在下层。即便通过科举而入仕，前途也不见得光明。万历几十年不上朝，泰昌身陷“三案”，天启宠信阉党，崇祯国破家亡……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晚明士人不同程度地失去了道济苍生的理想。与此同时，晚明的商品经济对士人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江南一批商人坐拥巨大财富，生活饮食、穿衣住房等无不极尽奢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士人则大多贫困。在科举之路几无希望的情况下，充当馆师是底层士人一条常见的生存之道。据考证，明末江南馆师的平均年收入四五十两银子[15]，与身家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商人相比，简直寒碜，“妻子之所羞而宗党之所怒”[16]的尴尬，夹着在奢靡之风带来的物欲诱惑下，士人“安贫乐道”的价值追求便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如果说科举的滞阻使广大士人沉塞于社会中下层，这是政治上的“上压”的话，那么商品经济及物欲诱惑的冲击，便是经济上的“下挤”，如此的上下挤压使得晚明士人陷入了空前生存困局之中。于是，这种困局逼迫士人走向了一条通往世俗、物欲和心灵超越的道路。走上这条道路的士人，亦将园林在“物化”和“雅化”上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

私家园林自产生后，尽管寄托了士人越来越多的情感，但是园林之于士人，前者只是后者的附属物，脱离了士人，园林的艺术形象和文化内涵是空洞的。例如，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是园林史上的“典范之作”[17]，但若无王维隐居其间，吟辋川诗、绘辋川图，便无法成就其文化地位。其他的如白居易庐山草堂、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等，都是园因人而名，园林离不开主人。两宋士人园林兴起，以苏舜钦的沧浪亭、司马光的独乐园为例，园林的文化内涵大大提升，园名之“沧浪”“独乐”，不再如“始宁”“辋川”般径直以地命名，而是蕴含了造园者的隐约心境和价值取向，园林开始可以不凭园主之诗文和地位而以本身的花木和亭阁等要素来表达内涵和意蕴;也就是说，园林的独立性在形成，“物性”在渐渐突显。降至晚明，在士人的世俗化和物欲追求的推动下，园林的“物性”完全独立，离开了园主后，园林之主旨和意象依然能较完整而清晰地表达。例如拙政园，乃园主王献臣聘文征明设计而成，聘请外人参与造园，便已与之前谢灵运、王维等人亲手造园大不相同：谢、王之园，园主与园林合一，园主和造园者也合一，作为园主的造园者直接通过园林表达自己的意图;而拙政园聘请专人造就，园主的意图通过受聘者来呈现，甚至某些时候还需要外人的提炼和渲染而得到更为称心的表达（事实上，王献臣便对文征明的《拙政园三十一景图》极其宝爱，常在朋友游赏拙政园时拿出来夸示）。据文征明的图咏与园记，拙政园内建有若墅堂、倚玉轩、小飞虹、梦隐楼、繁香坞等三十一处景点1。这些景点，几乎完全可以不依靠园主而独立表达明确的意象和趣旨。像繁香坞，典出金朝孟宗献《苏门花坞》“从君小筑繁香坞”诗句，“繁香”意谓植物品种多，“坞”为周边地势较高之地，在繁香坞中，杂植了牡丹、芍药、丹桂、海棠、紫璚等植物;该景点虽今已不存，但牡丹之雍容、芍药之绰约、丹桂之馥郁、海棠之明媚及紫璚2之寓意期许，后人仍能想见和体会得到，如此一来，繁香坞的园林象境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又如小飞虹，典出南朝鲍照《白云》中“飞虹眺卷河，泛雾弄轻弦”诗句，意为造型优美的桥，文征明图咏中的小飞虹是一座有栏杆的弧曲型木板桥，当是拙政园早期原貌，虽已与今天作为廊桥的小飞虹不尽相同，但隐去王献臣与文征明，我们依然能透过“小飞虹”三个字联想到虹霓、飞龙等意象，如果再进一步联想到“龙潜待飞”的话，那么便还能进一步体味到背后的隐晦表达。晚明园林已经基本上能脱离园主（或造园者）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晚明之前尤其是魏晋六朝、隋唐时期的士人私家园林，园名前面大多带有园主的人名，这说明园不能离人;而晚明以后的私家园林，则往往被直呼园名，而且能在屡易园主后还能大体上保持造园的趣旨和特色，这说明园和人能够相离。离开了“人”的园林，其“物”性大大凸显，这便是晚明园林的“物化”。

在“物化”的同时，晚明园林也在“雅化”。晚明之后，出现了大量商人造园，士人尽管在财力上不如商人，但自诩有文化和精神上高贵，对商人的行为颇为不屑，便通过“高雅”来贬斥商人的俗气。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认为那些附庸风雅之人“雅俗莫辨”[18]、“专事绚丽”[18]，制作苟且以致“毫无韵物”[18]，这种對俗的贬斥和对雅的追求，便充分展现了“坚守被附庸风雅的商人屡屡染指的文化领地”[19]的心态。另外，沉落于俗世的晚明士人也颇需要且只能依靠在生活中审美来实现心灵超越。他们对充满“雅”的精致生活孜孜追求，正反映了其对政治现实的回避和自我价值的重新认定，既要物质又要精神，既要超越又要享乐，那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美学之路，把世俗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在审美中超越，也在审美中逃避。”[20]园林作为士人最后的一片栖息之地，便在他们生活审美中变得愈加“雅化”起来。

此外，晚明士人因在世俗中需要精神超越而关注生活美学，过去长期受忽视的工匠行为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园林理论也因此能够得以总结。一方面，晚明造园家大多本身就是具文化气质的士人。例如张涟，就是画家出身，跟他所交往的人物，要么是像钱谦益、吴伟业、吴昌时等位高权重的文人官员，要么是像董其昌、陈继儒、王时敏、黄宗羲等名重一时的社会名流，要么是像翁彦陞、席本桢等富甲一方的江南富商。富商姑且不论，那些文人官员与社会名流，无一不是以文士出身，张涟均能与之交往，有些还交情颇厚，亦能反观张涟之不俗。计成亦是如此，他少年时博学多才，也曾受过良好教育，热衷绘画，对关仝、荆浩的画理曾反复揣摩，其著作《园冶》尽管关乎园林技艺，却用华丽的赋体章句写就，错落有序，交互成文，极具文学气息。另一方面，晚明造园家虽为文人出身，却过着世俗化、底层化的生活。钱谦益描述张涟“无酒过墙长作恶，有钱挂杖已忘贫”[21]，是一个“终年累石”但生活清贫、年已半百尚需依人门户的叠山匠人的形象。《园冶》的作者计成也一生困顿，他曾在晚年（53岁）感叹自己“歷尽风尘，业游已倦”[22]，空有一生技艺，却无财力造园，只能在在桃花源门口忍受煎熬。再如文震亨，尽管出身书香世家，曾祖文征明、祖父文彭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士，兄长文震孟更是天启年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但他自己仅以秀才之身行世，社会政治地位明显不高。正是这些具有文化积淀但生活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具体从事造园实践，他们才愿意和能够总结出造园理论，《园冶》《长物志》这样的著作也才能应运而生。

总之，魏晋六朝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自然美的发现，促成了文人私家园林的出现，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神特质。中唐两宋士人将情感寄托在园林“壶中天地”，在通过景观表达情感的过程中，中国园林的造园法则、造景手法也因此得以形成，并且在日后得到长足发展、淋漓发挥以至繁复运用。晚明士人的生存困局，迫使他们走向一条世俗、物欲和心灵超越的道路，承担他们理想与情感的园林也变得“物化”和“雅化”;同时，世俗化的士人将眼光投向园林技艺，才有兴趣和能力全面总结园林理论，直接为清代的园林大放异彩奠定基础。降至晚清，随着科举制度废除，中国传统士人阶层逐渐消解，向着公共知识分子转化，传统园林也随之由“私园”向“公园”转型。中国第一批公园的出现，正与中国第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的形成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其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及互动关系复杂而生动，可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0.

[2]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1361.

[4]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15.

[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215-3216.

[6]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95.

[7]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84.

[8] 傅乐成. 汉唐史论集[M].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380.

[9] 胡运宏.中唐时期园林的转型[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9-22.

[10] 李红霞.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111-116.

[11] 王欣，胡坚强.谢灵运山居考[J].中国园林，2005（8）：73-77.

[12] 钱伯城，魏同贤.全明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06.

[13] 郭培贵.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35.

[14] 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J].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103-108.

[15] 刘晓东.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J].东北师大学报，2001（1）：17-22.

[16]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12.

[17] 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96.

[18] 文震亨.长物志[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58.

[19] 彭圣芳.身份的危机与确认——《长物志》雅俗观的一种阐释[J].装饰，2011（7）：139-140.

[20] 俞香云.在高雅与世俗之间对自由人格理想的追寻——晚明文人心态新论[J].北岳论丛，2008（6）：66-70.

[21]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50.

[22] 计成.园冶注释[M].陈植注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249.

（责任编辑 张月红）

Abstract： Literati in Wei?Jin period and in Six Dynasties began to have awakening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discovery of natural beauty. They put their inner feelings into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nature. In addition to chanting and describing the nature in poems and paintings， they also imitated the nature in their dwellings， which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landscape gardens and changed the spiritual distincti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ing.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idea about “hermit”， gardens became the main place to settle the minds of literati.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roverted” and “refined” mentality of literati in the mid?Tang and Song Dynasties， gardens have became smaller in size in pursuit of poetic flavor. For literati， whether in reality or in heart， gardens have become a leisurely， self?sufficient， exquisite and elegant “world in po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i had to take a secula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path as a result of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gardens bearing their ideals and emotions became “materialized” and “elegant”. “Materialization” was reflected in the separation of garden and people， and gardens could still express artistic conceptions and connotations without people. “Being elegant” required that everything should be away from being vulgar， which wa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literati in pursuit of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 They wanted to surpass and enjoy life. In this way， literati living at the middle and lower levels of the society were able to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garden designing and gardening theory， so that Art of Gardening Building and Treatise on Superfluous Things could come out.

Key words：literati; mentality;Chinese classical gardening;Wei?Jin period;the mid?Tang Dynasty;late M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