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

据史书记载，南唐时期的冯延巳，擅长写诗填词，虽然贵为宰执，却从未荒废。他的那首《谒金门》词，起笔写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语感煞是流畅，摹状尤为生动，一时间不胫而走，四处传扬开来。

在我国古代，纯粹的专业文人很少，多的是亦官亦民亦学者，冯延巳当然也不例外。那时的官员，于正业之余，都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的雅兴。但在艺术造诣上，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名垂史册的。文笔好不好，仅在文人圈中称道是不够的，还须得坊间流行。就拿柳永来说，他在词坛上名气之所以那么大，以至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无疑是坊间争相传唱的结果。实际上，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能够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不见得一定是鸿篇巨制。多数情况下，一篇短文或是一首小诗、小令，甚至是看似寻常实隽永的句子，就能名动朝野。这种现象，在北宋尤为突出。例如，秦观因在词中写有“山抹微云”等句子而被称作“山抹微云学士”，张先因在词中写有“云破月来花弄影”而被称作“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宋祁因在词中写有“红杏枝头春意闹”而被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贺铸因在词中写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被称为“贺梅子”“贺三愁”。直到今天，也有不少文化名流之所以能被人记住，也是得益于他们作品中那些闪烁着人文之光的名言警句。这种现象，与知识碎片化无关。同今天的网红流行语相比，差别在于生命力。无论是谁的作品，名动一时易，千古流芳难。只有那些经过岁月淘洗后仍然光泽不减的金句，才能荣列经典之殿堂。

冯延巳官做得不怎么样，于功名和人品上也乏善可陈，但却多才多艺。南唐立国之初，烈祖李昪任命他为秘书郎，让他与太子李璟交游，看重的主要是他的才情。后来人的评述表明，冯延巳在词坛上的地位颇高，被陈廷焯誉为“五代之冠”，王国维称他“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冯延巳的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之间，“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将远恨，上高楼。寒江天外流”“寒山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关山隔”等句子，很难说超脱了花间词的窠臼。不过，他的那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看似明白如话，却把风生水起的韵味攒足了。

一次，内廷赐宴，元宗李璟很随意地对冯延巳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冯延巳答：“安得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这番对话，不过是席间调侃。将冯延巳的回话上升为媚上邀宠，似乎有点解读过度了，尽管冯延巳这人的口碑不怎么好。再说，他俩的交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于艺术天分上知根知底，不经意间谈诗论词，既有互相切磋的默契，也有各谙其趣的自得。应该说，李璟的“小楼吹彻玉笙寒”是难得的佳句，而冯延巳的“吹皱一池春水”则妙道自然，浑然天成。一个土俗的“皱”字，比起“微澜”“涟漪”之类的雅言生动多了。

“干卿底事”一语，说白了就是关你什么事，后来遂成典故，用来讥诮他人管闲事。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诗人爱管闲事，所关注的事情越是不要紧就越好，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袁枚举例说，陈德荣的《七夕》“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维桢的《柳花》“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都属于这种情况。袁枚的话说得轻巧，却触着了文学艺术的神经末梢。在文学艺术领域，家国情怀很重要，但也须从细微处着眼。文人们所吟咏的山水草木、人间世故等，无非闲情逸致，虽然当不得饭吃，但也不可或缺。

风摆杨柳、雨打芭蕉、烟笼寒水、雪压竹枝、月摇桂影之类的自然现象，自是寻常闲事。但在文人眼中，却能触景生情，诱发灵感，激起创作冲动，以至浮想联翩，欲罢不能，于是便伏诸案前，形诸笔端，于是便有了诗情画意。倘若较起真来，质问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干卿底事？”质问苏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干卿底事？”质问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干卿底事？”质问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干卿底事？”如此等等，岂不大煞风景？从文学艺术功能上说，闲事并不闲，无用乃大用。小说散文也好，影视剧作也好，诗词歌赋也好，琴棋书画也好，都是不能当饭吃的。但若没了这等闲事、这等闲情，就没了所谓的诗意栖居，没了所谓的诗和远方，岂不“闷杀人也么哥”？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感谢那些爱管闲事的文学艺术家们，感谢他们为我们奉献的精神食粮。

进一步说，为文是这样，为人也是这样。对于世间的闲事，总要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有人出头管上一管，倘若大家都抱着“关我何事”的心态高高挂起，世风如何能夠改变？世界如何能够进步？

王传生荐自《齐鲁晚报》2020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