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

今年3月，28岁的姚斌（化名）被确诊肝癌晚期，他的母亲许女士准备割肝救子时，才发现儿子与自己和丈夫并无血缘关系。经过一番探寻，他们发现了真相：28年前的6月，许女士与杜女士在河南开封同一家医院生产，相隔十几小时出生的两个男婴被错抱。

医院的疏忽与责任当然是明确的，但在这一案例中，问题还有其特殊性。抱错孩子的事时有发生，伴随分娩从家庭走向医院，一家医院，多个产妇同时分娩，这种疏漏在理论上难以避免。骨肉分离已经很不幸，而造化弄人，一系列巧合往往把事情推向极致。

本来，姚斌指望母亲捐赠肝脏，如今却发现，他的生母患有乙肝及肝癌，并且上个月才做完手术。这意味着，他的生身母亲无法割肝救子。

这个事实的打击之大不难想象，而这背后还有更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姚斌在幼儿园时被发现患上乙肝，多年后最终进展为肝癌。现在看来，大概率是妈妈在生他时传染给他的。乙肝控制不好，会逐步进展到肝癌，但现代医学已经可以成功阻断母婴之间的传播。姚斌本来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但错抱可能导致他在出生时未进行有效的母婴阻断，阻断针被错打给生母抱错的那个，即许女士的亲生儿子。抱错，对姚斌来说，不仅仅是换了生活，很可能是生命的代价。而这一因果关系的确认，对于院方的赔偿金额有重大影响。目前，姚斌换肝的费用在百万元左右。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许女士的回忆，当时她是顺产，妇产科起码有四五个人，助产士、护士之类的围着她。生下来以后，护士对她说：“看看你儿子，又白又胖的可爱的儿子，7斤重。”然后儿子就被抱去婴儿室，跟母亲分开了。第二天，她与丈夫到婴儿房去看，护士把孩子抱到婴儿房的走道，他们就隔着玻璃远远地看，当时孩子一直戴着手牌，但很可能在那之前就已经搞错了。

孩子抱错了，这可谓一种现代性焦虑。

“孩子不是自己的”，这是一种生存竞争焦虑，我们已经看到大自然无数精巧的设计，生物个体为了散播自己的基因挣扎奋斗。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姓氏宗族出現，以婚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制度、道德约束出现，生存焦虑化为文化层面的焦虑。进入工业时代后，分娩从家中搬到医院，以一种现代化大分工的方式进行，于是，“孩子不是自己的”这种焦虑又多了一重现代性——“孩子是不是抱错了”。在无数深夜辅导功课的咆哮中，很多985父母心里恐怕都闪过这一丝念头。

这个焦虑恐怕仍需以现代性的推进去解决。首先当然是建立严格的制度，一出生就戴上手环，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不过，还有其他更人性化、更现代性的方法。

分娩从家庭走向医院是进步，现代分娩技术大幅度地降低了产妇与婴儿的死亡率，但与此同时，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冷冰冰的、流水线的机制。好消息是，螺旋上升的现代，已经逐步重拾人性。

看到这个新闻后，我开玩笑问太太，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也抱错了？太太说，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离开过视线，而且手上还绑着手环。我说，不对，抱去洗过澡的，那时已经离开视线了。不过，随即我有了更好的依据，因为当时医院有这样一项服务，孩子爸爸可以进入产房，我是第一个看到孩子的人，起码是与助产士一起看到孩子的。虽然婴儿都差不多，但各种特征仍然是非常清晰的，在刚刚生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这足以让人分辨出。

父亲进入产房，一起见证小生命的诞生，无论对准妈妈，还是对准爸爸和小宝宝来说，都有重大意义。有了准爸爸的陪伴，整个生产过程准妈妈们情绪将更加稳定，有助于顺利分娩。这是科学的，是现代性的进一步推进。但是，这不仅需要医院有着现代性的关怀，提供这种服务，更重要的是父亲也要具有现代性的观念，愿意且积极参与，而后者远比前者更难。

摘自《南方都市报》2020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