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平

[编者按] 2018年9月28日凌晨4点56分，著名音乐人臧天朔因患肝癌在北京302医院去世，终年54岁。臧天朔去世后，不仅在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他的家庭和亲人之间，也掀起了一场不为人知的令人痛心的战火。

2020年4月，臧天朔的妹妹臧天雪接受了本刊独家采访，披露了臧天朔生命最后历程的那段痛苦时光，兄妹两人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以及他去世后，亲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矛盾……

以下是臧天雪的自述。

罹患绝症后：哥哥竟把我拉黑并“失蹤了”

“很不好，癌症晚期！”我清晰地记着哥哥在2018年春节后对我说的这句话。

那是春节后正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自己的文化公司忙碌，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让我赶紧去他工作室一趟。他的工作室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的一个四合院。当我赶过去时，发现他独自一人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发呆。他递给我一张CT片子，对我说，医院确诊了，癌症晚期，确切地说是肝癌晚期已转移成了骨癌晚期。我一下子怔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向看上去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正准备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教学上再大干一番事业的哥哥，竟然会突患癌症，而且是晚期！

我哥哥患有乙肝多年，但身体一直没有什么大碍。春节后，他觉得自己有点腰疼，就去地坛医院检查。医生帮他做完CT等一系列检查后，神色凝重地说：“你的病有点严重，肝癌晚期转移为骨癌……”并让他回家做准备，赶紧来住院复检并治疗。回到工作室，我哥哥第一个给我打了电话。

那天见面时，哥哥给我说了几件事：一是叮嘱我把爸妈照顾好;二是叮嘱我不要把这个噩讯告诉别人，尤其是妈妈;三是征求我的意见，他该怎么办。我着急地说：“还能怎么办？赶紧住院吧！”

三天后，哥哥住进了地坛医院。在他住院那天早上，我去给他送早点，病房里又来了我哥哥的几个朋友，大家坐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有的建议开刀，有的不建议开刀，还有的让他去国外治疗。嫂子李梅也同意手术治疗。我哥哥让我表态。

在获悉我哥的病情之后，我就咨询过301医院的一个专家朋友。听了我哥哥的病情介绍，看了我发过去的病历和片子，这位朋友建议说做手术已没有意义了，不如用中医保守治疗。所以，当哥哥想听我的意见时，我便直言，暂时不要开刀，先用中药保守治疗。哥哥生气地说：“不让医院给我做手术，你是什么意思？”我只当他是闹情绪，并未在意。

谁知第三天，等我再去医院时，哥哥的病房已人去楼空。我大吃一惊，赶紧打哥哥的电话，但无论是电话还是微信，他都把我拉黑了。我和嫂子李梅联系，她不接电话;再给陪伴在我哥哥身边的助手冯统宾打电话，也打不通。

等我再次见到哥哥的时候，已经是2018年的7月下旬。那天我突然接到了一直联系不上的李梅的电话，让我去一趟北京武警总医院。原来，哥哥竟瞒着我远赴长沙，在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了肝癌手术。

一番折腾后，眼看哥的病情越来越重，长沙那家医院才让他回京治疗。跟随他去长沙做手术的两个好友，把他送回北京武警总医院治疗。但没住两天，武警总医院也不敢再继续治疗了。没办法的情况下，李梅给我打电话，问我能否联系医院收治我哥。

听一直陪伴哥哥的助手冯统宾说，我哥去长沙的时候，是坐着飞机去的。去的时候，能吃能喝能走路，回来的时候，却躺在病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形容枯槁，病入膏肓。见到李梅后，她告诉我：“你哥情况不好。”我责问李梅：“为什么人这样了你才给我打电话？”李梅低头不语。

我顾不得生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哥哥联系到北京302医院肝病科住院。很快，哥哥住进了302医院。在他被推进病房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这还是我那个外表憨厚却敏感自尊的哥哥吗？180多斤的壮汉，现在竟变成了一个看上去只有八九十斤的病危患者！我糊涂的哥哥啊，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竟然屏蔽了亲情，把我拉黑，还稀里糊涂地跑到外地的医院治病，直到自己被“折腾”得生不如死。这一切，都让我难以接受。

亲情不缺位：陪伴哥哥度过难熬的生命最后时光

哥哥臧天朔比我大四岁，我父母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因感情不和离异。我母亲叫张继诚，今年78岁，是北京人;父亲叫臧蕴贤，今年84岁，是大连人，祖籍保定。我妈妈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我爸爸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名独唱演员。母亲发现哥哥有音乐天赋，是在哥哥上小学的时候。正巧我爸爸所在的单位要处理一批钢琴，母亲咬牙花了200多元钱，给我哥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这笔钱几乎花去了父母一年的工资。

买来钢琴后，哥哥非常喜欢。父母还特意给他请了中央歌剧院的老师教他学习乐理知识和钢琴指法。22岁那年，哥哥以一曲《朋友》走红，从此家喻户晓。

哥哥对我从小一直很关爱。如果去其他城市或者国外演出，他总是不忘给我买件衣服，买双皮鞋。但他脾气不好，还容易轻信别人。这一次，他把我拉黑，是怕我阻止他做手术。没想到，病急乱投医，结果竟成这样。肝病患者容易生气，刚回来那几天，怕和哥哥见面说话再惹他生气，我每天去看他时，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病房门口陪着他，只是等他睡着后才进去看看他。看到他瘦骨嶙峋的样子，我心如刀绞。

几天后，我走进了病房，坐在他的病床前，未语泪先流。他也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只说了一句：“你怎么来了？没告诉老太太吧？”我安慰他说：“哥，你好好养病，要听医生的话，该吃饭吃饭，该治疗治疗，你一定还能站起来重返舞台的。”在302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后，哥哥可能对自己的病已绝望，他开始绝食并拒绝治疗，也不见任何人。

2018年8月8日，是我妈妈的生日。我哥哥很孝顺，每年我妈妈的生日、中秋节、春节，他不管工作多忙，哪怕人在外地，也必定要赶回北京看望母亲。这一次，躺在病床上的哥哥却未能陪母亲过生日。妈妈问我：“你哥哥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了？也没打电话。”我只好随便找了个理由敷衍了过去。

9月24日，是中秋节。中秋节前，医生告诉我，我哥已出现了肝腹水、感染、发烧等诸多症状，医院准备要下病危通知书了。中秋节前两天，他被医院救护车送回家过节，我也回家陪伴妈妈过节。我哥哥在他家里和妻子、儿女过了最后一个中秋节，节后第二天回到医院。几天后，他就病情恶化。9月27日晚上，医生让我赶紧来医院。我知道大事不好，就马上赶到302医院。见我来了，我哥还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又看到了像小时候那样，哥哥眼里对我的那种关心和疼爱的目光。他问我老太太最近身体好不好，叮嘱我平时一定要把母亲的身体照顾好，还问我刚上小学的女儿小乖听话不……

不到一个小时，哥哥就陷入昏迷中。这时，哥哥最要好的朋友梁天、刘金山也赶来看他，和他告别。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我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一边在心里做着思想斗争，要不要通知我父母来和儿子告别，但我又怕父母年龄大了受不了刺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们;一边给闺蜜打电话，让闺蜜帮着买寿衣，前来帮我处理哥哥的后事。

2018年9月28日凌晨4点多，哥哥即将走完他最后的生命历程。虽然口不能言，但昏迷中的他可能心里还是清楚的。最后时刻，我守在哥哥身边，对他说：“哥，你向着光亮的地方走，不要怕……”

哥哥去世了，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顾不得悲伤，我和闺蜜等几个朋友在病房里手忙脚乱地为他处理后事，忙着帮他擦洗身子、穿寿衣。等我忙完了，这才发现，嫂子不见了。原来，嫂子忙着下楼开死亡证明等手续了。我没有想到，之后，我们不仅形同陌路，而且还很快对簿公堂！

是谁在哭泣？“析产官司”刺痛了多少人的心

哥哥去世那天晚上，我忙到天亮才回家。一夜未眠的我，叫来邻居刘桂香等，一起对老母亲说了哥哥去世的事情。妈妈责备我说：“闺女，这么大的事，你不该一直瞒着妈，妈挺得住……”

哥哥的后事都是由嫂子李梅和哥哥的生前好友梁天等人张罗安排。哥哥的灵堂和告别仪式安排在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具体时间是2018年10月2日上午10点。那天早上，我和母亲早早就来到东郊殡仪馆。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的悲痛心情可想而知，她抚棺哽咽着说：“儿子，你踏实地去吧！我知道你希望妈好，妈有你妹妹照顾，你不用担心……”

告别仪式当天，有很多哥哥的生前好友和歌迷从四面八方赶来，殡仪馆聚集了两三千人，马未都、葛优、刘金山、崔健、杨立新、王为念、尹相杰等哥哥生前的诸多好友都来为他送行。老艺术家王奎荣在医院住院，还特意让儿子搀扶着来为哥哥送行。

来到殡仪馆后，母亲一直在人群中寻找李梅和两个孩子的身影，还问帮忙张罗哥哥后事的朋友：“李梅和孩子呢？”朋友说：“在房车里休息呢，一会儿就来了。”

久等不见儿媳，母亲是个好面子的人，在哥哥的众多朋友面前，如坐针毡。前来送别的人越聚越多，我怕母亲上火，又担心她在哥哥遗体火化的时候情绪激动身体出问题，劝说她先回家休息。

李梅比我哥小8岁，是北京人，他们于21年前结的婚。李梅婚后很少來我们家。哥哥和李梅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今年20岁，儿子今年也14岁了。

哥哥遗体火化后，我和刘金山大哥等哥哥生前好友，在殡仪馆为他烧纸。“臧爷，您走好！”哥哥这一生，虽然不完美，但对朋友有求必应，而我和妈妈，却几乎从没沾他什么光，甚至还为他付出很多。随着刘金山大哥在“发送”哥哥的灵魂上路时一声沙哑的喊声，我也悲怆跪地，哭着说：“哥哥，你上路吧……”

2018年11月12日，哥哥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保定易县华龙皇家陵园举行。骨灰入土时，闻讯赶来的我为哥哥上了一炷香，默默祈祷：“哥，你累了，安息吧，我会照顾好妈妈，你放心吧……”

猝不及防的是，哥哥去世没多久，我们就遭遇了一场官司。亲情也被鞭打得伤痕累累！

那天，母亲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来人是银行的业务代表。因哥哥生前用母亲住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哥哥去世后，银行要求还贷。因为房产证上写的是哥哥和李梅的名字，来人说找不到李梅，让母亲提供李梅的联系方式。2019年5月下旬，母亲又收到了李梅“要房子”的析产起诉状和法院传票。

哥哥在2017年将我妈住的那套房子做抵押，向银行贷款460万，投资由他担任总导演的“多伦诺尔·我有戏·国际草原音乐季”。但因天气等原因，赔了800多万，哥哥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还拖累了老母亲。

我知道，母亲住的这套房子的房产证确实是我哥哥和李梅的名字，但房子的首付和部分贷款是我母亲付的。当年因为母亲年龄太大无法贷款，这才让儿子出面贷款。房款早已还完，房子一直也是母亲住着，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没想到，哥哥尸骨未寒，房子的问题就起了纠纷。母亲的内心五味杂陈。母亲凄然地说：“有什么事情，李梅应该直接来找我谈，为什么她不和我当面来说？”

哥哥生前身后的这段时间，是我最无助的一段时光，朋友陈清云医生、闺蜜高凤茹和爱人段学军、朋友韩笑等，积极帮我联系医院，在医院帮忙处理哥哥的后事。哥哥生前的好友邓少银一直陪哥哥在长沙住院。还有帮着操持哥哥后事的众多好友、歌迷、街坊等，这些朋友的情谊让我没齿难忘。

笔者给李梅发短信，就纠纷提出采访愿望，未能得到李梅的回应。但通过李梅发给臧天朔生前好友的短信，似乎看到她对这件事的态度：我很焦虑，身体现在也不好，我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也实在不懂，所以通过朋友，找了一个律师来帮助处理这些事务……

[后记] 据悉，李梅起诉后，北京东城区法院在开庭审理此案时曾为双方做了调解，但因为当事双方意见不同，都认为房屋产权归自己所有，调解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北京市乾贞律师事务所徐泽宇律师认为，母亲和嫂子，一个是老年丧子，一个是中年丧夫，其实都是不幸的人，也都是臧天朔最亲的亲人。他建议原被告双方本着亲情珍贵的公序良俗，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妥善解决臧天朔去世后遗留的债务、财产纠纷，争取让老人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一家人相亲相爱，才是对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编辑/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