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姝 何平

《江南繁荒录》，徐风著，译林出版社，2020

2015年《布衣壶宗——顾景舟传》出版以后，徐风便决意将他的眼光放在“壶外”，如其所言：“离开紫砂看紫砂，那把壶反而看得真切”。[1]2017年年初至2018年年末，徐风在完成了他在大型文学期刊《钟山》的十二期连载后，将“繁荒录”正式地标于“江南”，以《江南繁荒录》为书名，于2020年年初出版。

“繁荒”是一个不守规矩的汉语词。按道理，“繁”应该对“简”，“荒”应该对“茂”，而徐风以“繁”观江南之锦绣和繁华，“荒”则是“回首处，掠过荒芜与苍凉”。这里面可能是时间流过之繁华落尽，此地空余“荒芜与苍凉”，亦是“繁华之时”即是惘惘中的“荒芜与苍凉”。或者干脆“繁”与“荒”只是一体两面，在“繁”之锦绣探触到深处却是“荒”的寂然寒凉。徐风是宜兴人，自然他的“江南”以宜兴也即古阳羡为腹地涟漪播撒。

说到宜兴，虽然自古以来人文荟萃，但一般世俗口耳相传首先的认知还是紫砂。对于紫砂壶来说，宜兴的土壤是理解与欣赏的契口，“紫泥”必须含有“砂”才能造就会呼吸的有生命的器皿。可以追问的是何为江南文化的“紫砂”？徐风所选择书写的那些物质江南与文化江南的人事意象，庙堂、文场与江湖之间有着沟通流动的秘密通道，恰似泥与砂的微妙空间的呼应，无论它们各自纯净与否，兼而有之方能造就独特的精神脉络肌理。

中国现代散文，“江南”被无数作家反复征用。2017年，与徐风“繁荒录”同时在《钟山》上连载即有张羊羊的《我的词条》，写的也多是江南风物。徐风是宜兴人，张羊羊是武进人。宜兴和武进不只是文化，甚至从行政区划来说也曾经都属于旧常州府。张羊羊说他对“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的“阳羡茶”感到亲切，亦喜宜兴暖胃的红茶。[2]在张羊羊“我的词条”里，茶事具有极端的经验性，通常意义上的江南名士并不与“我”、与“我”的记忆浑然天成，薛涛与金冬心被借为比喻，袁枚的茶单被嫌太过单薄。如此，通过一种可见的拒绝，作为“我”的张羊羊从江南符号的刻板拘束中挣脱而出，似乎“遗世”而“独立”。

而与张羊羊恰恰相反，徐风善于将那些“遗世独立”之人，塞回广袤的一个有生命的江南，让他们复归当时的语境。徐风写纪录片《农民盘根大》中“跟一个浮躁的时代对着干”（《大地救赎》）的老潘，亦是写巨人一般的国策延伸在江南乡间的经络与脉动;写唐寅的《潇雨竹石图》、董其昌的《荆溪招隐图》及其牵引出的对吴正志收藏活动的勾勒，亦是对明代文人画派集中于江南一带的历史做出点拨;蒋捷的隐居，既指向了俗世所理解的“才气加脾气”，又指向了智识阶层所看重的“风骨”（《渎边遗事》），其背后是不容忽视的南宋遗民的文学语法——既然“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那么隐逸本身也就成为一种体现道德理想的行为。徐风爱写茶事，但他笔下的茶事却不在内心空间展开：李栖筠以及他的诗回归那片他监督制茶的早春山水里;而“平头百姓”（《古城签》）的茶事则随着古城的茶馆以及它的人事钩沉，流转变迁。从山水到茶舍、茶馆，重要的不是空间是否缩小，而是无论怎样大小的空间都必须要有能够承载它的物质性实体。在徐风笔下，那些“遗世独立”之人从来不是天然地遗世独立，而是有他们的四时河山有他们的风声雨意。

徐风意在说明，理解一个作品或一种行为的关键，在于理解生成它的时与势。“抽签”和“外延”或许是《江南繁荒录》打捞和搅动那些难以复制的时代潮汐的一组关键词。“我们不妨把过往的岁月压缩成一口硕大的深漆皮箱……并且以一种游戏的玩法，不按照时间顺序、地位的尊卑出牌，而是通过抽签来决定出场的先后”（《古城签》），而对于抽中的每一签也即选定的每一个叙述对象，《江南繁荒录》显然都更重在它的“外延”，为父割肉治病的钱氏“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或许她从小就接受了某种孝道教育”而“仅仅是（封建）糟粕二字，未免簡单武断。它的外延或许很大”。（《女人何必江南》）然而，颇为微妙的是，对往昔的理解所揭示的，正是我们现世所流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刚从“大师传记”中走出的徐风，在《江南繁荒录》的写作里依旧偏爱记传那些一生忠于一物一事的痴人，以及那些将个人癖好发展为毕生事业的人。《江南繁荒录》中时代性的“工匠精神”和“守岛精神”引领了江南趣味史的书写。而在伍子胥与贞女的故事里，徐风重述着贞女为保秘密的“纵深一跃”：“（伍子胥）突然明白，史贞女不是为他而死的，而是为了践行自己不出卖他的一份承诺。这个死，支撑着一份天大的义，它可以跨过生命的栏杆，把活在人间的所有快活与义务通通消解”（《风与气》）。事实上，“古碑”一节虽是续写李白诗中“义形壮士”之义，却浸淫着鲜活的现代意识，即人的“自决”——一个人可以决定如何实践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一位具有持久的创作力的作家，他所提供的理解历史的方式，留给我们的，亦是理解当下的端口。

也许是细枝末节，但犹可深味。《江南繁荒录》最后的参考文献，文献资料不是惯常地按照拼音或笔画的顺序排布。陆文夫的《老苏州·水乡寻梦》被排在了第一位，这或许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态度。无论是宜兴还是江南，都首先在私人的“文学”精神版图上展开，而不是历史学或别的什么专业知识领域。《老苏州·水乡寻梦》是朱成梁主编的一套图文互动的“老城市”系列丛书之一种，内有大量的摄影插图，此前徐风的《布衣壶宗——顾景舟传》获封“中国最美图书”，内里亦有大量的史料插图。图像作为一种非文本性的痕迹，具有一种魔力，它使得与它相关的文本具有了解释和证史的能力。由文字和影像共同建构的地方记忆档案，如同保存于博物馆的文物，虽然能够唤醒情结与认同，却终究脱离了它原本的社会功能语境，就像被精心收藏和陈列起来的紫砂壶，当它被最好的文字和影像所供养的同时，也意味着它不再能接受茶水的终日滋养，而最好的紫砂壶匠师总是强调：不要把我做的壶供起来，要用起来。

供是静态的，用却是动态，不再依赖插图的《江南繁荒录》指向的虽然依旧是江南的“文化史、手艺史、风俗史”，重点却落在了它们之间的“血脉联系”上。[1]“联系”是无法用插图表明的，它有赖于文学所构筑的想象之力，而作者的文字功底与思维能力也由此得以彰显。《紫醉与金迷》一章写紫砂壶，着意却不在外形的描摹与品鉴，而在“证书”“师徒”与“名头”这类社会活动以及其中机巧的勾勒。对于宜兴紫砂来说，薪火相传与文化确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清晰脉络，在政治文化及其相伴生的人事运作影响下，紫砂文化一方面彻底走向市场炒作与文化虚无，一方面又激荡起更为内化的文化坚守，它将对于紫砂造诣的精神信仰和紫砂文化的世俗组织一刀两断，从而走向了更为坚定而虔诚的工艺追求。

以《紫醉与金迷》为代表的篇目，与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相比，显示出了更强的“纳垢”力度。对于赵姓学生和陈艺人这类介于虚伪与诚挚、庸常与才情之间的角色，徐风并未透露出明显的价值评判，其着笔是虚有过于实的：在“师徒”一节的最后，当学生不再愿意当老师的“枪手”时，“陈艺人追上来，说，做壶先做人，人做好了，不怕做不好壶！记住了啊。小赵心里呵呵一笑。师傅啊，咱们相忘于江湖吧，我会比您混得好！”（《紫醉与金迷》）

对叙事方式的选择正包含着一个作家如何重整他所理解的外部世界的智性因子。紫砂文化是由制度、市场、作坊、艺人、时代风格等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历史过程，而参与到其中的各方面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发酵时间不尽相同——成为像顾景舟这样的紫砂大师的过程是偶然且漫长的，而以顾景舟诸人为代表的最高层次的匠人精神和紫砂精神，其下渗能力和社会影响亦是偶然且缓慢的。因此，当作者有意识地撇除掉抒情与评价等一切修饰成分之后，赵姓学生和陈艺人的故事以及人物本身，显示出另一种独属于流俗的劲拔与个性，他们可以迅速地学习与反馈，为自己赢得生存与生活的权益。徐风自己也是紫砂文化学者，他谈的紫砂壶不仅是阳春白雪，也是紫砂文化的现实处境。

徐风是如此注重社会日常活动，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江南繁荒录》中所涉及的诸多收藏家的故事看作徐风个人“江南观”的隐喻。收藏家亦是某种“活动”家，他们游走在官员、文人与草民之间，交换着流窜于不同阶层和集体中的物质对象、观念对象，并以此盘活了他们手中的藏品以及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而《江南繁荒录》一书正是通过对“活动”的叙述，盘活了“江南”。在徐风笔下，“江南”不再是小桥流水、名人雅士的静态罗列与刻板印象，也不仅仅是不同主体打捞起的琳琅满目却又相对独立的个体记忆，而是一整套“血脉联系”的系统。《江南繁荒录》在向我们描绘那些饮茶、收藏、读书、农耕、建设等活动，以及它们在江南大地上相互咬合的同时，也在向我们揭示：那些由古而今、不同阶层的人物必须在历史与地域里被动态地理解，超拔之人或不可理喻之人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的。

因此，与其说《江南繁荒录》重述了那个我们熟悉的“文化”江南，不如说它发现了一种“社会”江南。“社会江南”有两层判然可分的意义，一层缘于“文学”江南，另一层缘于社会风俗史和社會学，对于《江南繁荒录》来说，前者意味它的价值，后者则意味着它的界限与方法。

事实上，《江南繁荒录》选择以一篇篇的人物小传为基本单位来构建“江南繁荒”，并非偶然的，因为依据社会学的语法，在特定的智识装备和制度装备中被创造、被误读，却依旧能够流传至今的江南文化系统，本就指向一批“人格类型”的塑造。《江南繁荒录》中写江南的女子，从唐氏、钱氏、杭氏、李孝娥到蒋碧薇，分别对应着“贞女”“孝女”“烈女”“义女”和“逆女”这类极具儒家意识形态的概念标本。当唐氏、钱氏和蒋碧薇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也即蒋碧薇言及爱情之苦时：“钱氏说，难道比一次又一次地割自己的肉，给长辈煎汤喝还苦吗？唐氏说，难道比用一次又一次跳河自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苦吗？又都说：其实，那不是苦。是应该的。说来说起，她们还是回到了原地。最后的结论是没有结论。因为蒋碧薇和她们说不清楚。一种定格，解释了什么叫云山雾罩。一种标本，印证了什么是长夜难明。”（《女人何必江南》）我们知道，“社会”的发现是一项十分晚近的成就，而徐风能够在现代散文不过百年的发展中对此保有自觉的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徐风为这一篇章取了一个极为巧妙而富有深意的篇名，即“女人何必江南”。篇名乃是全篇的点睛之笔，这其中不乏一种穿越亘古又立于现代的太息：“社会江南”这一整套系统，是很多浪漫式的想象无法与之对抗的。

注释

[1]徐风.每个人都是写自己的宿命[J].文学自由谈，2019（6）.

[2]张羊羊.我的词条（十二）[J].钟山，2018（6）.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