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贵 李平莉

[摘 要] “枪杆子”与“笔杆子”并重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革命政权的两大制胜法宝。作为“笔杆子”的红色著述与出版成果，不仅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党史研究者了解和认识党史的文献基础。红色图书专题书目的长期阙如影响了党史的深入研究。本文重点考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一特定时空范围下的红色著述与出版活动，主要进行如下三方面的阐述：红色图书专题书目因何有丰富的内容，这样的专题书目有怎样的党史研究价值，编制书目可以采取怎样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著述 出版 党史 专题书目

[中图分类号] G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0） 03-0123-06

[Abstract] “Gun pole” and “pen pole” are the two major magic weapon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ltimat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regime. The red writings and publications as “pen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party history， but also the documentary basis for party history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and understand party history. The long-term lack of the red book bibliography has affected the in-depth study of party hist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d writing and publishing activities in the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of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nd the Liberated Area. It mainly elaborat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why the red book monographs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what kind of party history research is available in such monographs Value， what practical path can be taken to compile the bibliography.

[Key words] Writing Publishing Party history Monographic bibliography

书目之为用，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它不仅仅是作为著述与出版成果的一种记录工具，具有文献方面的价值，它还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发展脉络和知识学术图谱，具有学术方面的价值。特别是某些专科专题书目的编制，更有明确的学术功能指向，其编纂成果历来受到专业研究者的青睐，将其视之为基础性质的学术史料[1]。然而，考察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显学的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至今仍缺乏一部详瞻的為该研究服务的红色文献专题书目。造成这一缺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革命文献殊异的存见状态：它既品种繁多又留存稀见，一方面党在革命时期的著述出版活动在党的宣传价值驱动下异常丰富而多彩，另一方面留存至今的革命文献在当时战争的流动环境中又相当分散而少见，两相结合的结果导致了书目编制实践上的重重困难。而如今现代数字检索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以及多种历史文献全文数据库的相继开发，为重启专科专题书目的编制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与契机。本文重点考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一特定时空范围下的红色著述与出版活动，主要进行如下三方面的阐述：这些丰富的著述与出版活动如何构建了自足的书目内容？这样的专题书目有怎样的党史研究价值？编制书目可以采取怎样的实践路径？

1 丰富与复杂：中国共产党作为“笔杆子”的著述与出版

处在竞争状态下的现代政党政治，各政党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政治方略的运用上，无不自觉于文字的书写著述和舆论的宣导活动。在印刷品主导传媒的中国近现代时期，书报刊的出版与发行，显示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是以对传媒的充分有效利用为过程特征，从很大程度上说，作为外来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生根发展，以及红色革命政权在艰难的逆境中赢得最终胜利，可视为共产党有组织、有目的地运用著述与出版实践的结果。毛泽东曾形象地把文字事功的力量喻之为“笔杆子”，与武装夺取政权的“枪杆子”功能相提并论[2]。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3]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以制度性的中央文件形式，固化到党对各根据地和各边区统一化的政治要求中。

正是共产党中央这种全盘性的政治安排，促使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在经历长征一个短时期的顿挫以后，再一次以更大的规模快速性地崛起。作为专业化出版发行机构的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要求下，首先在延安创建起来，承担着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书报刊出版发行任务。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权，与延安的情形基本类似，也纷纷克服着当地简陋的物质生产条件，在严酷动荡的战争环境下，几乎白手起家地建立起地方性的印刷与新闻出版机构，服务于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活动和对敌军事斗争。晋察冀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等一些以区域地理位置命名的各地新华书店，成为各根据地和边区开展出版活动的中坚力量。各地党委、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等一些职能部门，也在各自的需要下，不时地加入到出版和印刷的合唱中来，其出版的印刷品，虽然多数看起来零零星星，但由于部门众多，统合起来则是相当不小的数目。

中央之所以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权，因地制宜开展各自的印刷和新闻出版事业，是针对战争环境下各根据地块状分割局面的一种灵活应对。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确有其雄厚的著述和出版文化资源，但无论是在印刷的物质生产条件，还是在书刊发行和运输必须冲破敌人严密封锁线方面，都有着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分头并进的各地新闻出版活动，则打破了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一方面有利于各地区自成传播系统，独立自主地发挥新闻出版在本区域的政治文化宣导和干部群众说服功能;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党中央的声音、要求和方略在不同地区内的有效传递和传达，使中央和地方的执政思想和政治进程，保持高度统一和步调一致。地方新华书店和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新华书店，都冠以“新华书店”标识，就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这种协同和呼应。党中央的重要文件，马恩列斯的经典作品，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时评时论，在不同的新华书店和出版机构之间流转翻印，形成诸多不同面貌的版本，这种不分畛域的著作权共享现象，内在地反映了同一政治目标诉求下共产党各边区政权的共同行动原则。与此同时，各地独立建制的区域性出版机构，又从本地受众的传播效果出发，在文化传统、文本叙事和审美风格等方面，顺应本地读者的传统接受习惯和心理，自主开发了相当多的本土作品，带来了各边区出版物的多样化品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内政治新格局的开始。其核心是国家政权如何在战后各政党之间，尤其是在国内最大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之间，重新建立起新的国家权利秩序结构。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双十协定”很快被撕毁，以战争的“枪杆子”方式武力解决国家政权归宿问题，最终成为唯一的选择。内战爆发，“笔杆子”一如既往甚至更加重要。在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赋予新闻出版工作新的政治任务，它一方面消解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歌颂和描摹共产党新政权下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明天。那些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收复过来的土地，与原来的抗日根据地一起，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解放区”称呼。在解放区里，更多的机构所出版的更多的书报刊印刷品，配合轰轰烈烈开展的土地改革，配合前线瞬息万变的军事进程，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但同样激烈的民心战争。天地玄黄之际的中国共产党政权，通过这种有目的的出版与宣传，赢得了这场民心战争，从而最终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北地区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军队最先进驻，也是最先被收复的地区，在共和国成立前开展出版印刷活动的所有解放区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由于该地区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的解放区历史过程，从当初的自我解放，到后来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这种历史完整性，造成了该地区出书机构复杂、图书品种多样、出版主题多元变化的特点。1945年11月从东北日报社发行科分化出来的东北书店，是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出版主体。在东北书店近四年的历史时间里，出书数量多至千种以上，组织结构上更是采用了以前新华书店不曾有力量实行的总分店出版模式。透过其产品版权页上显示的出版地信息，我们得知，曾经出版图书的东北书店分店多至五家，它们是：东北书店东安分店、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东北书店辽北分店、东北书店辽宁分店、东北书店辽东总分店。版权页还显示了该书店曾在多个地点从事图书出版活动，沈阳、长春、佳木斯、哈尔滨、安东、大连、牡丹江、齐齐哈尔、北安等地名，见证了这个书店在战时环境下流动不居，在政局稳定后又四处布局的出版性格。

在东北这一广袤的区域里，还活跃着一批从原来国统区迁移过来的出版人，他们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带来了先前版权分属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图书和纸型，在东北以光华书店、大众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名义大规模翻印或重印。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书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直活跃在国统区的以民营书店面目出现的知名出版机构。1941年新四军“皖南事变”以后，重庆蒋介石政府对文化领域的出版管制趋严，尤其着力打压这三家具有共产党背景的出版组织，导致它们只能以隐蔽或半隐蔽的状态存在。早在抗战期间的1941年初，这三家书店就曾派人到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辽县桐峪村创建了华北书店。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大变，它们三家在党的统一部署下，合并成“三联书店”，一方面在国统区与香港等地，或半公开性地或以化名的方式，继续开展旨在颠覆国民党政权的革命出版活动，另一方面将多年积累的图书版权资源和出版人力资源，输送到东北和山东等新老解放区，支援解放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像《鲁迅全集》《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都在东北解放区这样新的出版环境下得以重印。看得出，在出书路线上，光华书店、大众书店、新中国书局和东北书店有较明显的分工，前者继承的是“三联”系从国统区过来的资源，后者则带有明显的从抗日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新华”系印记，并终于在1949年7月正式改名为东北新华书店。三家书店从分立到合并，以及对解放区的统一支援行动，反映了共产党的新闻出版布局是全国视野的，是整体性的，是多线头的，同时又是统一调度的，从而把新闻出版的“笔杆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共产党所接管的解放区版图越来越大。当天津、北平、上海这样过去印刷出版业发达的城市，也先后被纳入到共产党政权管辖范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奇怪，何以1948年、1949年是共产党出版史上出版红色图书数量最多的两个年份。在那个捷报频传的胜利历史时期，每每人民解放军接管一城一地，新华书店就如影随形，就地开张营业。这些随军书店在卖书之余，只要条件允许，就着手编印出版书刊，它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新华书店网络的日益庞大和出书数量的大幅剧增。

当全国解放的区域越来越多，乃至逐渐连成一片，原先块状自存的地方新华书店，在组织系统上就会随之调整。与此同时，地方新华书店的前缀名称，也往往随之变更。如1944年7月从大众日报社分离出来正式成立的山东新华书店，先是在1945年1月改称山东新华书店总店，接着有1946年11月华中新华书店并入山东新华书店总店，到了1948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山东新华书店改为华东新华书店总店，1949年6月1日，又将在山东的华东新华书店总店改为山东新华书店总店。像山东新华书店这种在机构沿革上分分合合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整个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出版实践史上，并非特例，而是带有相当历史普遍性，它反映了党面对变化多端的战时环境，对“笔杆子”功能的一种灵活性处理与应用。

3 路径与方法：红色文献专题书目的编制策略与技术

如今，编制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红色文献专题书目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这首先得益于数字化远程书目检索技术的成熟与在当下的普遍化应用。当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图书馆把自家馆藏的民国图书编制出数字化形式的书目，并对那些非本馆注册用户的远程读者不设限制地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能在互联网环境中，在几乎不费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便捷地对其中的红色文献条目进行专题性的远程提取。如果涵盖的图书馆数量够多，而且其收藏的红色图书数量够大，那么，从各图书馆提取出来的书目经过查重、比对和排比处理，就可以整合成一个相当于联合目录性质的馆藏红色图书目录。这个联合目录在信息的真实性方面是毋容置疑的，因为这些书目均来自于各图书馆编目员对自家所藏的实本图书亲眼所见的真实记录。

虽然每个图书馆在编制书目时，都会著录书名、著者等一些基本的图书信息，但在相关著录项的完整程度上，各图书馆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有的追求翔实，有的则较为粗略。比如说反映文本内容的提要项，在很多图书馆的书目开放数据中是缺失的，这种缺失直接造成了读者在图书内容认识上的模糊与困难，从而大大折损了作为一个专题书目应有的学术价值。如果不能请求图书馆工作人员续写提要，那就只能另辟蹊径，自助完成。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文献数据库相继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使得这个问题得到部分解决。红色图书主要分布在一些综合性近代文献数据库中，如“瀚文民国书库”“CADAL（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电子图书”。另外，人民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则可视为红色图书的专题数据库。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这一专题数据库中，也有相当多的红色文献收录。上述这些数据库在文本的呈现方式上，都采用全文本原样扫描，对访问它的读者来说，在情形上就等于见到原书。既然见到了原书，提要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瀚文民国书库”声称所收录的1900年至1949年之前出版的图书数量，多至十二万种，这个巨大的图书数量，超过了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民国文献的收藏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后出转多，更是声称达到前所未有的十八万种。CADAL是一个由国家投资建设，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个单位共同承担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相当于诸多985高校图书馆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利用其各自的馆藏资源，联合创建的一个超级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民国图书数量自然也十分可观。红色图书散落在如此海量的民国文献中，如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将它们快速而又精准地辑录出来呢？

如果我们确切知道每一本红色图书的书名，这当然不成问题。然而，这在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战争年代出版的大量红色图书，我们今天甚至闻所未闻。将这些闻所未闻的图书从湮没的历史尘埃、从沉睡的故纸堆中找寻出来，并让它们在书目系统中各就其位，成为红色文献整体中不可缺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这个红色图书专题书目的重要价值点之一。这种文献检索中的查全率和查准率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各近代文献数据库的红色文献查找中，在各图书馆的开放书目检索系统中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在这里，就体现了以出版者为检索途径的价值。因为，从原则上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据地和解放区范围内的任何书刊印刷和出版机构，都处于党的领导和管理之下，其出版的任何门类、任何主题的图书，归根结底，都是为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服务，都毫无疑问地属于红色图书范畴。绝大多数数据库都提供了以出版者为检索项的检索路径，在各开放的图书馆书目数字化检索系统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只要获取各根据地解放区红色出版机构的名录，就能把各种籍籍无名的红色图书一一辑录出来。然而，紧接着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的史料，曾给出一个哪怕是详细点的红色出版机构名录。因此，这个名录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建。

得益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馆藏红色文献丰富的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都曾编印了本馆所藏的革命文献专题书目[5]。若把这些以纸质形式存在的专题书目做成Excel电子文档，再把表格中的出版者项筛选、集中起来，就很容易制成一个出版者名录。这个名录经过不断合并补充之后会日益丰富，一个趋于完整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机构名单就这样被创建出来了。有此名单，剩下的就是时间投入的问题了，从一个个提供开放书目数据的图书馆和一个个综合性的或专题性的近代文献数据库中，将红色图书的书目信息一一提取出来，再将包括《民国时期总书目》在内的各纸质文献中辑录出来的红色书目信息合并到一起，去除重复，查勘异同，撰写提要，再选择某种结构方式——或按类别，或按主题，或按著作者，或按出版者——排列出来，一個大致完整的红色文献专题书目就完成了。

因此，旨在为党史学术研究提供基础史料服务的红色文献专题书目丛刊，得以在现今条件下着手编纂，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党史研究遇到继续深入下去的瓶颈，包括编纂书目在内的党史史料基础工程的再出发就显得异常必要;另一方面，得益于前人编纂的某些单馆馆藏的书目成果，再加上如今的数字化手段和数据库资源可资利用，正是这些合力因素，给予了这个书目编制的历史机缘和前提。

注 释

[1]杨闯.执政文化资源视角下的“红色出版”[J].出版科学，2014（5）：107-109

[2]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M]//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7

[3]张彦平.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30

[4]章学诚.校雠通义·序[M].上海：中华书局，1936：2

[5]已刊印的相关书目有：（1）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2）山东省图书馆.馆藏革命文献书目[M].济南：山东图书馆印（内部资料），1987;（3）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重庆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馆藏革命文献目录 1919—1949.重庆图书馆印（内部资料），2001

（收稿日期：20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