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感觉即将孤独终老的时候，田过从我身边走过。我从没见过哪个人像田过这样，用眼神就可以将我看透，他应该看出我正在寻找一个人，一个没有任何可以描述的特征，也没有特定的可以作为参照标准的人。但也许他不是看透，他只是不经意地一瞥，空洞并且带着轻蔑，又像是不遗余力地想要看清什么。或许他的眼神只是在我眼里与众不同，是我赋予了他的眼神特殊的意义。归根结底只是我想把自己的一切展示给他看。他们说学艺术的人天生敏锐，但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敏锐于常人的地方。上学的时候，各科成绩极其普通，唯独美术课上的作业，会被老师拿到同年级的其他班上展览。这次，我感受到了我的敏感，他有和我一样的地方，当然，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只是感受到而已。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人，一年夏天，在充满汗臭味的公交车上，一个男人的味道与他们明显不同。我像是被诱惑，从车厢中部慢悠悠地挪到车尾。他看到了我，甚至盯着我的紧身T恤看了有三四秒。公交车经过一个转弯，车身稍稍向右倾斜了以分、秒为计数单位的一点角度。我身体倾斜，感到距离他近了一些。我在上方，他在下方，几乎被忽视的地平差，在我的脚底被放大数以万倍。我以俯瞰的姿态感受他的轮廓，完整细腻，边缘带着难以被消磨的颗粒，像一只发脾气的河豚。公交车进入直行道后，我从高高在上的地方落回到与他平齐的位置。我坐在他旁边的空座位上，越发感受到他的独特。虽然这次主要是通过嗅觉来获得的，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经验。嗅觉的记忆会过于深刻，我始终这样认为。而深刻的东西并不准确，因为它失去了改变的可能性。我始终在改变我的想法，并不是我不执着，而是我真的不能确定它在哪儿。

汽车经过泛着淤泥腐臭的桥面，有人关上了车窗，但又很快发现车里的气味并没有好闻多少，而且还没了扑面的热风。于是，窗户又被打开，冲进车厢内的气味变成了粘腻的深绿色，与男人身上独有的气味混合，形成类似保护膜似的东西把我隔离在外。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儿上了车，蹦跳着来到车厢后部，她身上类似奶味的气息掩盖住了腐臭，与男人的气味在车厢内抗衡。

我开始动摇我的感受，为什么要相信味觉？我想把我根植在头脑中判断就是他的结论推翻，但还是有些困难。除了刚刚那一刻，被他奇特的味道迷惑，再也发现不了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的证据。我把头向他的方向伸了伸，或许是想给他一点儿暗示。有一瞬间，我们的目光是相融的，但也就在那一瞬，他身上獨特的味道消失了。我要找的那个人，我相信他能够帮助我，应该可以称之为帮助我，也许也可以称之为祸害我，只不过那正是我的需要。

我本来没有打算把绘画作为我的职业，为什么不这样打算，我还有其他的打算吗？当然没有，我爱死了一种不确定性，像是让我飘浮在空中，可以从防盗窗的栅栏钻出去。我一直想要一种无所不能的不确定性，甚至幻想能为此付出生命。当然，我相信我的生命不会有人需要。我在寻找的也不是需要我的人，而是我需要的人。

一直以来老师对我作品的评价就是“像”“特别的像”，从小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我便开始临摹各种东西，手边上的任何一件东西。一只闹钟、一盒纸巾、钢笔的笔盖、左手、毛衣上的线头……不要以为这样具象的东西是确定的，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像烟雾一样扩散开来，再重新聚拢，变化成新的模样。这就是我爱死的那种不确定性。它们和我融合，在我飘散的时候，它们便飘散。在我重新聚拢的时候，它们又重新聚拢。也正是因为与它们同步，我总是能发现它们的这会儿与刚才的差别，而像与不像的差别，也就在于这一小会儿的差别。我也和别人说过，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相信。不知道我终将找到的他，会不会相信。

我嗓音沙哑，这或许也是我以绘画为职业的一个原因。我不愿意和人说话，他们会困惑地看着我，纤细的身体里发出粗粝的声音。我告诉他们。“是那次的传染病造成的。”

“还有这样的后遗症？”他们还是不信。

“嗯。”我不再说话，这一声“嗯”显得低沉乏闷，在我和他们之间游弋，再重重地落到地面，给对话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每次绘画前，我会把10支铅笔削得极细极尖，我先用指甲在纸上按压出他们的大致位置，像是等待他们消散之后回归的落脚点。他们都能回来吗？不是，他们不是每次都会回来，有的烟尘逃离了轨道，在空气中得意地狂笑，它们以为它们获得了自由，它们在恣意地狂欢，像桑巴的节奏，沙锤的沙沙作响把它们一个个地击落在地。顷刻，它们从张狂变为了惊恐，在地面匍匐、蠕动，它们是不是后悔了？我没办法和它们沟通，毕竟我和人都无法沟通。

发现不能和其他人对话的时候，我混乱了好一阵子。从发现的那个时候起，我便使劲回忆这样的局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应该不是此时或近期，也许是从我生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因此，我的混乱或许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混乱，而不是发现问题的混乱。但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喜欢偷偷地吃东西。对，必须是偷偷地吃，一个人的时候不想吃，该吃东西的时候不想吃，只在不应该吃东西的时候，一个劲儿地想要吃。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什么塞进嘴里，把嘴巴塞得满满的。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在吃东西，我几乎不去咀嚼，把食物咽进喉咙。有时候是坚果，或者是干涩的饼干，食物深深划过喉咙的时候，身体就有了满足感，是对疼痛的渴望。喉咙是深不可测的未开发区域，比身体的疼痛更加隐蔽也更加直接。疼痛只是身体满足的一个方面，而想到即将要疼痛前的那一刻，是最为让人上瘾的。也许嘶哑是那次传染病造成的，但也许是像他们说的不是，是划伤喉咙的食物造成的，但没有人告诉我疼痛会有后遗症。

现在，我又开始想往嘴里塞东西，就是此时此刻。身边这个男人的气味越来越好闻，因为汽车已经离开了桥面，小女孩儿也下车了。淤泥的腐臭和女孩儿的奶香远离了。他的味道彻底地扩散开来，似乎是大型机器的机油味，这很好闻，但是因为它是确切的，所以让我反感起来。我很想往嘴里塞食物，我想把手伸进口袋。但此时是夏天，我仅仅穿着一件紧身的T恤和一条墨绿色的短裙，随身的小包里只装着钥匙和纸巾。也许我很瘦的原因就在于，我并不是频繁地想偷吃东西。但这种突发的欲望会不定时地出现，是失望的时候吧，也不一定。

我握紧拳头，想象着手里抓满了食物。硬质的食物戳疼我的掌心，我咽下大大的一口吐沫，喉咙里感受不到物体地划过，唾沫顺滑地流入胸部，像是一拳打在瘫软的沙堆上。

“你有吃的吗？”我问身边的男人。

“呃。”他张开浮肿的眼睛看着我。

“算了。”我知道不是偷偷吃的食物，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会看着我咀嚼，而不是让我无声无息地吞咽。

“我有烟。”男人说。

“不，不需要。”

我看出他和他们一样，会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关心和爱意，而不是疼痛，他看不到那些变化的点，他会傻傻地呆在原地，以为等待可以出现不一样的结局。在纷乱的汽车噪音间，他所以为的自由自在是具象的物体，而不是会消散的。既然已经觉察并不是我要找的人，便不再需要耽误更多的时间，尽管我的时间并不值钱，也不珍贵。我幻化成烟尘在他的身边消失，他依旧毫无知觉，像我依然是我似的。我挥手向他告别，脸上保持着微笑，我祝福他好运，庆幸他远远地离开了我，那样的伤害是他以及他身边的人所不能接受的。而最不想看到那样结局的人其实是我。

第一次和韩天翼在画展看画的时候，是艾历克斯·卡茨的个人画展，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期正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试验的时期。但在我看来，艾历克斯那些作為艺术家表达自我的手段，实际上是数以亿计的烟尘积累而出的瞬间，在不可能被记录的时候刚巧被记录了下来。这就是说他不可逾越的高度建立在他的观察之中，而非精妙的技艺之上。

在韩天翼对着那幅作品久久凝视的时候，我想大概是他看到了那些烟尘，以及烟尘所组成的不可能。那么他能看透我吗？我把手插进他的胳膊，不是杂志所教授的恋爱技巧，而是发自内在的动力驱使我这么做。我实在想知道在我看不见自己的时候，他会不会看见我。那个时候的我是什么样子，而我的样子在变化中又是什么样子。

之后，我们去餐厅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他迷迷瞪瞪的眼神让我更加确定他看见的变化。直到他把手中的筷子放在正在消失的筷架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或许错了。我面对他眯缝的眼睛，想从眼珠里找到烟尘的踪迹。在别人看来，他迷人的单眼皮是他保护自己和炫耀自己的手段，但在我看来，看不见烟尘的他已经不再对我有丝毫的吸引力。如果说能看到实物的飘散是一种能力，对于我来说或许是一种本能，但这也并不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的。当父母还在世的时候，我也许也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幸福和无忧无虑，对于父母的消散，我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消散的那一天对于我来说浑浑噩噩，完全不记得其中的任何一点细节，就像我突然在某一天看见了烟尘。

那天是个星期天，我清楚地记得，因为不用上学，我睡了懒觉。醒来后，眼睛还没有彻底睁开，阳光透过白色的纱质窗帘照进房间，穿过我薄薄的眼皮，我感受到眼底的灼热，像被热水冲刷而过，粉色的触手捉住眼球的边边角角，挤压、触摸。那一年我应该是12岁，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梦境，那种间于想象、梦境与现实的状态当中。

我听见房间外传来洗衣机的轰隆隆的声响，每个星期天妈妈都会洗大量的衣服，再把阳台晒得满满当当，我躺在床上就能闻到洗衣液的味道飘散满屋。我还是没能完全睁开眼睛，那种温暖的对眼球的压迫让我在半梦半醒中不能自拔。我轻飘飘地追随着这缕粉色的烟尘，在半空中飘浮。我看见我的床头柜像腐蚀的烂木头，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碾成了粉末，粉末随风飘散，散落在各处。我强迫随风摇晃沉浮的身体降落到床上，强迫自己睁开眼睛。

是在第一次的飘散之后，父母消失了吧？或者是他们的消失导致了我能够看见物体的飘散。但无论如何，我所生活的世界彻底改变了。我看见了一些东西，又不再能看见一些东西。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或许非常宝贵，宝贵到影响了我的生活。我看不见人们的情绪，我感受不了别人的喜怒哀乐，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都说了什么。不是说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不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一切只能以我看见的去感受。本来话就不多的我，更加不愿意再和别人对视、对话。甚至，我多么想躲进房间里再不出门，我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我除了尽可能地描绘消散又聚拢又消散的事物，再没有一点感兴趣的东西。

妈妈喜欢吃柔软的食物，她喜欢将米饭泡在汤里，不急不忙地搅拌，等着每一粒米饭饱吸了汤汁，稀烂成一碗黏糊糊的米粥时，再用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送进嘴里。她的嘴巴很小，汤勺只有前部的一小半可以放进她的嘴里。一碗米粥被她分成了一百口、两百口、三百口，我不知道她吃了多久。因此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在吃，一勺一勺地把黏糊糊的东西送进嘴里。手和勺子挡住了她部分的脸，我看不清她完整的样子，即使露出的眼睛也是低垂着的，她的眼睛应该是很大的吧，我记不清了。

韩天翼把我带进房间的时候，我对他充满了信任，也对自己充满了信任。和他在一起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忘了有多长时间，我觉得我学会了和别人相处，和他的对话一天比一天流畅。我们像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情侣，在晚餐后游荡到锏湖边，看着沿湖的亮化灯一盏一盏地点亮。微风吹拂的时候，没有飘散的建筑像沿湖而立的鹅卵石，不再是眨巴的眼睛闪烁不定。他们有了具体的样子，却也使我失去了描绘的冲动。我不知道哪一种更有利于我的生存，对，就是生存，我时不时地感到自己的脆弱。像飘散的烟雾随时会随风散开，再次凝聚的时候，或许已经不是真正的我。更让我担忧的，是那些飘散的烟尘不再聚拢，就像韩天翼一样。

我告诉韩天翼，这阵子我的绘画很不理想，画稿改了又改，还是不能通过。我觉得“像”，和他们觉得的“像”始终不是同一种东西，要知道我在行业里，曾经是以“超级像”而小有名气的。我忧心忡忡地低下头，想躲避他过于关注的眼神。

“没关系，艺术这种东西，不是某一个人的定论，我相信你的才华，你很特别，你非常与众不同，所以你的作品也一定是最独特的。”

我皱了皱眉头，觉得他的话过于泛泛，既不是我所能理解的普遍性的认知，也不是能合乎我心意的安抚。

“真的不用安慰我的，被否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不能被启用就没了收入。”

“噢，”他顿了顿，“那……那我经常请你吃饭。”

“别担心，积蓄还是有点儿的，生活还能维持。”

韩天翼是真的与别人不同吗？看着他转身进了洗手间，他的背影微胖，腿与身体的比例几乎一比一，无论如何也不是帅哥的类型。作为美术生的我，被同事嘲讽眼光出了问题。我知道这个事实，却不明白他们这样说的意图。我并没有离开他的想法，至少在一起的时候是。而后来发生的一切是什么，我似乎又进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就像我的父母的离开，那么的彻底和无法逆转。

爸爸在我的印象中模糊得像一团烟，我想他一定是在聚集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差错，这样的差错持续在我的整个童年和部分的少年时代。学校有一次临摹罗中立的《父亲》，并让我们完成一张自己父亲的素描。吃晚饭的时候，我斜着眼睛企图看清父亲的容貌。我从来不敢正视父亲的眼睛，就像把自己赤身裸体地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这是多么残忍和不能让人接受的现实。父亲和我们说的话很少，就连他接电话也时常是“嗯……对……知道了……是的……”这些简单的词汇，完全听不出他和谁打电话，也猜不出电话的内容。

我想把父亲具象化，却始终不能够做到。我甚至怀疑，我所具备的可以看见实物的消散——聚拢——消散，是由于有一个烟尘般的父亲。那次的课后作业我没有做，根本无从下手，连一根简单的辅助线也打不出来。我和老师说我把画丢在画室里不见了。因为看不到父亲的具体样貌而导致不能完成作业，我竟对父亲有了恨意。但仅仅那一次而已，其余的时候，我对他充满着不确定的感情，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谦虚的、高傲的、浮躁的、深沉的？也正是因为他的不确定，使得我对他的出于子女对父亲的爱，既正常又不正常，既可有可无又必不可少。

我企图把韩天翼的形象和父亲对应起来，以此找到我爱他的理由。尽管我不确定我是否爱我的父亲，但子女必定是爱父母的，或许吧。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时候，我想找的人并不是可以看到事实的人，而是像真正的恋人一般的普通的人。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在找的那个人不普普通通，他必定普通，就像我一样，在别人看来，我极度普通。没有异常的相貌，举止正常，会画画这件事从外表丝毫看不出来，在人群里有如消失一般。我不是不可见的烟尘，而是随处可见的小石块。可以看见，但并不感觉它的存在。

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回来得很晚，我做作业的时候开始还会习惯性地低着头就喊，“爸爸，这道题怎么做？”当我得不到回答，抬起头来的时候，会看到妈妈紧锁的眉头，像柱子一样立在客厅的正中。我一直觉得妈妈吃细软的食物，所以一切动作都软绵绵的，或者正是因为她有一副软绵绵的身体，所以只需要烂糊的食物就足以维持生命。我依稀能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在厨房抱着妈妈软乎乎的大腿，闻着她身上像加热过头的糯米的味道，等着她布置给我洗土豆、胡萝卜这样的工作，回忆里的画面看起来再正常不过。

韩天翼从浴室里出来，换我进去，我觉得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擦沐浴露，用淋浴头冲洗，水温偏高略有些刺激皮肤，但是很舒服，像细微的刺钻进毛孔，在皮下层里厮杀。我急迫地让时间缓缓地行进，担心他等得太久会着急，又担心冲洗得太快不够干净彻底，更担心他等待得不够久。我裹上浴巾，站在镜子面前观察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小细节。我有一副神经质般纤细的锁骨，但脸部的线条过于僵硬，特别是高耸的颧骨和细长的眼睛，看起来阴霾沉寂。我知道有的人会去整容。如果整容，我想整成什么样子，我一点儿也想不出来。人的审美大多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个时刻形成，而我的那个时期是在不停地臨摹物体中度过。对于为什么临摹这件物体而不是那件物体，只是因为巧合，刚巧那件东西在手边而已，并不是由我的喜好做出的判断。所以，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风格的事物，也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人。失去了外在审美的判断，到底是有利于我对本质的判断，还是不利于我对本质的判断？

韩天翼半躺在床上，我一步步走近他，突然之间他像烟尘一般散开，像所有我可以描画的事物那样，充斥在整间屋子，我听见他躺在床上激动地说，“我不是想躲在里面，可我真的不敢，你不相信？我一直是个叛徒，在里面的时候我合着鼓点出拳再出拳，左跳右跳，里面已经混乱得不成样子了，可是表面上看不出来。我已经被打得一阵阵地恶心，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是个叛徒。它们一直对我有仇恨，一直都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一次次地奋勇拼搏，但是不能出去，你知道吗？我是叛徒，只有在里面才可以这样。所以一旦突破了，我就再也回不去了，你要记住我，再让认识我的人都记住我，知道吗？”

韩天翼咬紧牙关的面孔就像我问起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时妈妈的表情。软绵绵的她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别问！闭嘴！你走开！”她吼叫着冲出房间，“砰”地关上房门，不管我担心不担心爸爸有没有饭吃，但我知道爸爸总能找到吃的，他很少把钱交给妈妈。“你爸晚上不回来，别摆他的碗筷。”妈妈把她炒得软烂的菜重重丢在桌上，菜汁散射到盘子四周，看起来越发的像呕吐物。

看着韩天翼扭曲涨红的面孔和挥舞的四肢，我感到神经紧张。这种感觉就像父母离开的那个早晨，一切都在摇晃、解体，继而在半空中浮动起来。飘忽成烟尘的人形样的影子在向我招手，不是父母，也不是他，是很多很多的人，人群的影子。或许里面有父母，也有他，但我看不清。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再也聚拢不起来了，就像撒向大江大河的一把骨灰，收不回手心，更别想着还原成一副白骨。

韩天翼僵直的身体向我一步步地逼近，他依旧念叨着他是个叛徒，以及他作为叛徒听到、看到、感受到的种种事情。他像是把一幅幅可怕的画面展示在我面前，房间里本来暖色的光线变成了惨白的画布，上面随处撒着血红的笔触和尖锐的线条。在我想象中温柔美好的画面荡然无存，我想要亲吻和抚摸，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处在恐怖狰狞的封闭空间。我想象过我们有甜蜜的相处，他和我说过，有空的话会带我去泡温泉。我生活的那个城市没有温泉，我在杂志上看见过泡温泉的照片，半靠在烟雾氤氲的温泉池里，肩膀裸露在池面之上，像被风雨冲刷的小小的坟头。在烟雾中寻找人影，与我平日里看见事物的扩散背道而驰，但我还是很想钻进略烫的温泉里，我的皮肤对微微的刺痛极度向往。

父亲从来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也许有过，我不记得了。是因为年纪太小忘记了，还是父亲缥缈虚幻的形象在记忆里不能成型？我忘记了他的面部轮廓，也忘记了他的身材、姿态，以及一切的行为。

韩天翼倒了下来，我看见喷溅的血污散落到雪白的床单和枕头上，炸裂的碎片随着烟尘散落各处。他像被丢进榨汁机被绞得四分五裂，他的话还在房间里嗡嗡作响，震得我耳壳发疼，“我不是想躲在里面，可我真的不敢，你不相信？我一直是个叛徒……”

我抓起外套冲出房间，连钥匙卡也没有取下。直到跑到走廊尽头听见身后传来房门闷闷地关上的声音，我才想起鞋子没穿，包也丢在了里面。还是得回去吧，至少得消除里面的证据，但现在里面是什么样子，是我看到的样子还是已经聚拢成了与原来相差无几的样子？我光着脚走进电梯，一直走进酒店大堂的糕饼屋，始终没人注意到我没有穿鞋。看到什么对一个人来说只是看到而已，很少有人会去想它的意义。一个光着脚的女孩儿对于一般人的眼睛来说，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没有明显的不同。这种画面会在视觉中消失，并不是看不见，而是被忽略。

我摸摸上衣口袋里还有点儿钱，便点了一杯咖啡，想等平复后再问前台要钥匙。糕饼屋里的光线延续着大堂凝重的气氛，使得柜台里的蛋糕失去了圆润松软的外观，看起来像涂上了颜色的石块，没有丝毫想要吞下的欲望。

田过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正在呆呆地研究着美丽却让人没有食欲的蛋糕，他的眼神、气味、形态，一切都像极了我，也许就是另一个我。我觉得会是他，没错，他看了我一眼便匆匆走过，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带着我们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是去旅游吗？

爸爸开车，妈妈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坐在后排的右侧。去哪里，旅游的内容是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我知道这是去远方的路程。天空黑黢黢的，大灯照亮了每一根雨柱。广播里放着父亲年轻时代的流行歌，父亲跟着音乐的节拍摇头或者点头，似乎在那个时候他的样貌开始有了点儿具体的样子。我甚至可以凭借他的每一个点头或者摇头想象他年轻时的表情，那时的他不像现在这样空洞。

大雨倾盆而下，砸在车窗和车顶，爸爸把雨刮器加快了一档又一档，直到雨刮器像疯子似的极速地摇摆。乌蒙蒙的天空，雨柱并不是从天空的帷幕中落下，更像是被包裹在帷幕中的泛滥的洪水。我悄悄把窗户按开一条缝，让溜进缝隙的雨丝拍打我的脸。我偷看妈妈有没有发现我的这个行为，她总是不让我开窗，她说车窗外灰尘太大。“把窗户关起来，听到没有，立刻！關起来！”妈妈像是身后长了眼睛，能看见我的一举一动。而此刻，妈妈好像是睡着了，任凭大雨“噼里啪啦”地敲击着车身她也一动不动，她一定是睡着了。我们就这样在大雨中前行，天空越来越黑，一路上来往的车辆越来越少，以至到了最后，整条宽阔的高速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在移动。远处的路看起来像一只灰白色的山洞，我们一家要驰向的地方将会是个没有任何人去过的地方，直到现在我还这么觉得。更何况，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目的地。

田过买了一杯咖啡，又折回，这次他看见了我。他把眼睛睁了睁，有些不确定，走开几步后又退回我身边，像是不尝试一下相认，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是你……是吧？”田过问。

“嗯，是。”我想，这个人必定是他，我们早已认识，在那次传染病暴发，被集中隔离在一起的时候。

“想不到我们都还活着。”他笑了笑坐到我对面。

我不太想开口说话，我的声音变得粗粝沙哑，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我之前的声音或许他还能记得，我不确定。一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但是用我的现在和我的过去进行比较，这是我不愿意的。我的现在是不可动摇的现在，但又是不确定的现在。更多的是出于自卑，我想现在的我是古怪的、面目可憎的，一种非正常的心态在我的身体里蠢蠢欲动。我想把它拿出来给人看，但是身边已经没有想要看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看”，仅限于外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很多人向我围拢过来，他们像是围观一只珍稀动物，他们不断地询问我，问我车子是怎么飞出高速公路的，问我父母当时在做什么、说什么，是怎么样的精神状态。我一再地和他们说，我的父母不是这次消失的，他们早就消失了，在一个清晨，那天阳光很好，并不是狂风暴雨的深夜，不是这次，这个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把父母消散当天发生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们，透过阳光的白色纱质窗帘，洗衣机的轰隆隆的声响，穿过我薄薄的眼皮光线，像被热水冲刷而过的眼底的灼热，粉色的触手捉住眼球的边边角角，挤压、触摸。

有一个女人搂住我，同情地把眼泪蹭到我的脸上。她的表情让我觉得好笑，扭曲得像一张被烫缩的塑料面具，她好像是我的一个亲戚，可我忘了她是谁。是谁呢？之后再没有见过，我不会知道她是谁。她轻而易举地放弃了我，因为他们说我脑子受到了刺激，语焉不详。我一向不爱说话，这是亲戚们都知道的，而这一次，我说了很多的话，多到停不下来，滔滔不绝，让他们坚定了放弃我的决心。

今天的田过穿得像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一只等待着被救援的受伤的小动物。那时，我们被关在一片狭小的空间，我们穿着一样的病号服，衣服上的条纹歪歪曲曲，无法连贯拼接成一条直线。到处散发出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我们挨得很近，好使彼此可以忽略自己身上的味道。在那个杂志大小的窗口前，我们脑袋抵着脑袋看窗外的天空。

“应该能够出去吧？”田过问我。

“我怎么知道，听说有不少人出去了。”

“那也有不少人没能出去。”

“各种各样的消息，也不知道信谁的好。”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少了点儿什么？”田过问。

“少了点儿什么？”

“每天这个时候都能听到的。”

“钢琴声。”我说。

“对，那个人大概是走了，不过不知道是去了哪儿，是不是真的出去了？”

“肯定是出去了，没听出弹得越来越好吗？”

“病情越严重弹得越出色，没这个可能吗？”

“会有吧，病情越严重弹得越出色。”

“我看起来像会要死吗？”

“我看起来呢？”

我们站在彼此的对面，一直等到对方消散才各自回房间睡觉。后来我有没有再见过他，他离开了吗？什么时候离开的？总是有重要的事情会被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不能被串联起来，像是我人生中的败笔，而我又不想要另一个人生。

的确是父亲把我从被压扁的车里抱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消散的父亲又聚拢了起来。我突然想起来，那次的作业我为什么没有画父亲抱着我时的那张脸？前方的大灯照着我们，刺目的灼热把父亲侧脸上的每一根皱纹，每一颗毛孔描绘得纤毫分明，犹如一幅静态的画面，充斥着具体而传神的细节。也许是在那之后，车祸和消散哪件事在前，哪件事在后，我连这也分不清了。车祸后才有了消散的父亲画像，或者父亲抱着我消散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果然是失败的人生，再来一次一定也还是这样。

田过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杏仁放到我的咖啡旁。

“你大概还喜欢吃这样的东西吧？”

“我一直喜欢吃这样的东西吗？”我问。

“你妈妈给你带了一大包，你每次都抓一大把给我。”

“你也喜欢这种很硬的食物吗？”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像充满好奇心的小女孩儿。

“还好吧，吃什么都无所谓。”

“我的妈妈有给我带零食，坚果这一类的？”

“应该是你妈妈吧。”

“有点儿分不清时间先后顺序。”

“这是常有的事。”

我笑了笑，确实没什么出其不意的地方。

“你声音变了，很好听。”

我偷偷把一把杏仁塞进嘴里，几乎不嚼地把食物咽进喉咙，食物深深划过喉咙，身体有了满足感，是对疼痛的渴望。比身体的疼痛更加隐蔽也更加直接。疼痛只是身体满足的一个方面，而想到即将要疼痛前的那一刻，才是最为让人上瘾的。

“能陪我上去拿我的鞋子吗？”我问田过。

“鞋子？”

我把光着的脚从桌子底下抽出，放在他眼前的大理石地面上。

“看来是必须得上去啊。”

“没错。”

前台核实了我的身份，把房卡递给我，田过在远处静静地站着，细细长长的像条直线，看来分开以后他长高了很多，我大概也是，只是一点一点地长高不易被发觉，特别是不会被自己发觉。

我深吸了一口气，握着房卡不想进入房间，我想象着房间里被打乱的一切，四溅的血迹和身体的碎片，不再洁白的床单和枕头，像油画一般堆砌在地毯上的浓烈色块，以及我的被沾染上斑驳色块的马丁靴。田过拿走我的房卡开门，我从他的后面看见他后脑勺上的几缕卷发，我似乎记得在我们被隔离的时候他的头发长得又长又卷，短发的时候看不出的卷度，只要长到一定的长度便显现出来。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做出捏住画笔的样子，轻微晃动，想象着在纸上勾出几笔卷曲的线条。

跟着田过推开门，暴露在眼前的是干净整洁，像服务员刚刚打扫完离去的房间。空气里还带着清洁水喷洒过的味道和水雾，就像隔离病区的走廊，虽然面积不大却显得空旷和过于紧绷，就像连细菌都消失了一般。也许是脑海里对于之前画面的记忆太过深刻，猩红的色块与白色的物体叠加在一起，左眼和右眼的视力像是看见不同的物体，左右的摇摆始终保持着不确定的平衡。韩天翼躺倒的身体在整洁的房间里时有时无地出现，像是幻觉的浮现，或者是真实的隐退。田过正躺在韩天翼躺倒的相同位置，只是手脚比韩天翼长出一大截，双手上举，如果站立着的话，像是托起什么东西。

父亲把他买的第一辆二手车开到楼下，他喊妈妈下楼的时候，妈妈正在吃芝麻糊。妈妈的下午点心也是各种黏糊糊的东西，想起妈妈的时候，总有些呕吐物似的感觉向上翻。妈妈看了爸爸一眼，继续低下头吃东西。我被爸爸拉下楼，看着一辆红色的卡罗来。我很想评价一下我对这辆车的看法，但是我除了能把车的外貌描绘得纤毫不差之外，没有其他想要表达的内容。

“要不要跟我兜兜风？”爸爸问。

“不要，妈妈叫你赶紧回家做饭。”

我总觉得很多事情是在那个星期天的消散之后改变的，爸爸、妈妈，但不包括我。我没有觉得我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因为他们的不同使得我发现了他们的不同。于是我变得敏感了，于是我学了艺术，大概是这样一种逻辑。

“我就是这样把你举过铁门的。”田过躺着，一边向上举了举双手。

察觉到妈妈睡着了，我大着胆子把车窗玻璃又向下按了幾厘米，大雨几乎泼洒着浇到我的脸上和身上，透彻的凉意带着消毒水的味道，像是要消灭我身上所有的细菌。雨声传进车内，车内的封闭空间像是扩音器，把“哗啦哗啦”的声音放大了数倍。妈妈还是没有醒，一动不动地歪着头靠在副驾驶座位上。

“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啊。”爸爸坐在驾驶座上，不断地看着车上的导航和前方的路面。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周围的景色完全陌生，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更何况在一个暴雨的夜晚，即使是熟悉的景物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车窗外出现了一座占地广阔的建筑，四四方方的围墙、四四方方的屋顶，还有一扇看起来非常牢固的生了锈的大铁门。

或许是爸爸发现了我偷偷地开窗，我把车窗关上，消毒水的味道一下子淡了下去。爸爸还在对着导航喃喃地说，“有点儿不对劲啊。”我探着头，去看爸爸旁边的导航。行驶的路线斜向东南，占据屏幕的一大截路线呈现出殷红，这是极其拥堵的标记，在车辆拥挤到几乎不能前进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颜色出现。但看向四周空无一人，深夜、暴雨，不见人影的宽阔道路上，导航显示，正在途经极拥堵路段。

“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啊。”爸爸说。

我和田过挨得很近，脑袋抵着脑袋看向杂志大小的窗外的天空，对方的衣服上散发出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使我们忽略掉了自己身上的味道。

“听说弹钢琴的那个人还是没有出去。”田过说。

“病情越严重弹得越出色，”我瞄了一眼田过，“还有弹错音呢，还时常磕磕巴巴的。”

“出色的音乐也不是一定要非常流畅吧。”

“总之还没到十全十美。”

“不完全接近十全十美。”

“我爸爸打电话来让我明天晚上偷偷溜走。”我压低了嗓音，“他说这里是一个骗局。”

“各种说法都有吧，真相假象已经混淆成一团。所有的一切，源头大概都是听说。到底是真的听人所说，还是凭空捏造，或是在听人说的皮毛上添油加醋，重新来说。”

“何至于”我撇撇嘴，“我要不要偷偷溜走？”我问道。

“怎么都行。”田过学着我的样子也撇撇嘴。

我觉得我就像个叛徒，里面已经混乱得不成样子了，可是表面上看不出来。我看不出田过是怎么想的，我根本看不出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我知道一旦出去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我怕别人认识我、记住我，或者相反。

大雨倾盆般落在隔离区的顶棚上和院子里，雨点重得像是能把人的皮肤砸出小坑来。四周空无一人，连同时常在院子里闲逛的一只鸭子也不知躲到了哪里。

“你决定了？”田过从我身后冷不丁地钻出来。

“是我爸爸决定的。”我指指大铁门的缝隙中射出的一道汽车大灯的光，“是他来接我走的。”

“要帮忙吗？”

“我怎么才能翻过去？”我问。

“我把你举过去。”

我们冲进大雨，瞬间就被雨柱从里到外淋透，穿过几百米的院子，我们像是趟着河水前进了好几公里。临时帐篷里值班的伯伯也不在里面，除了我和田过，那些一起排队领药物的人，一起被带到院子做广播体操的人，一起吃下干巴巴的大饼的人，都像是从这个世界消失了。院子里依然飘散着消毒水的味道，这样大的雨还是没能把这股浓重的味道冲刷掉。嗅觉的记忆会过于深刻，而深刻的东西并不准确，因为它失去了改变的可能性。我始终在改变我的想法，并不是我不执着，而是我还在疑惑，哪些飘散了，哪些飘散了又聚拢，哪些再也没有回来，并且永远也回不来。

穿过消毒水的味道之后，便是大铁门被雨水冲洗而加剧的铁锈味，有着刺鼻的腥甜和粘腻。院子里一盏昏黄的照明灯把从大铁门上流淌下来的铁锈水照射得黑黄浑浊，曲曲折折穿过院子。铁门上锈迹斑斑的颗粒摸起来让人作呕，可我还是不得不攀附着向上爬。田过抱着我的腰向上推，当我够到铁门顶端的边缘时，他高高举起双手托着我的屁股举到他手臂的极限。双腿跨越过铁门，我还来不及回头，也来不及停留便重重地从铁门顶端摔了下来。

雨柱开始消散，像是逆流的瀑布从地面至天空变得轻盈起来，它们四散开来，化成粉末般的烟尘在空气中旋转跳动。铁门的外面，我看不到爸爸红色的卡罗来，我早就说过，在那个明媚的星期天的清晨，并不是狂风暴雨的深夜，他们早就已经消散，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不是这次，这个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天透过阳光的白色纱质窗帘，洗衣机的轰隆隆的声响，那种间于想象、梦境与现实的状态当中，那才是真实的。我把脸贴近大铁门的缝隙向里面张望，空空荡荡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连同时常在院子里闲逛的一只鸭子也不知躲到了哪里。眼前的事物继续完成着它们的消散，连照明灯的光芒也碎成轻薄的烟尘，它们自顾自地消散，把我抛弃在它们之外。空气清新了许多，我深深地吸气、呼气，满足地看着它们彻底化成了烟尘。

“想不到我们都还活着。”田过伸着懒腰把之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躺在那里，看不见他后脑勺上的几缕卷发，“其实这也挺好，是吧，哪怕还没有结束。”

“没错，”我一边套上马丁靴一边开玩笑地说，“不结束没什么关系，找不到也没什么关系，反正都还活得好好的呢。”

作者简介：

杨莎妮，回族。扬琴演奏员。2013年左右开始小说等寫作，作品见于《收获》《钟山》等刊物。著有小说集《七月的凤仙花》《丢失的那一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