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达

一、问题的提出

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是汉代画像石艺术四大出土地域之一，其遗存现全部出土于画像石墓葬中。虽然出土数量不是最多，但其题材、风格、思想自成一体，具有较高的历史、考古、艺术史研究价值。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遗存主要分布于榆林地区无定河、大理河流域的米脂、绥德、子洲、清涧以及沿黄河与长城一线的榆林市区、神木、吴堡、横山、靖边等地，出土年代为东汉中期。山西西北部地区的汉画像石遗存主要分布于吕梁地区的离石以及临近的中阳、柳林等地区，出土年代为东汉晚期(见图1)[1]。目前，陕北、晋西北东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材料已较为丰富，各类考古、艺术史研究论述也开始不断积累。但回溯往昔就会发现，在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该地域的画像石发掘活动还比较稀少。事实上，与古代金石学家曾广泛对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区的画像石墓葬、祠堂、门阙进行广泛著录相比，截至清代，金石学家对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的著录一直付之阙如，这当然与该地域一直到清代晚期都未曾有汉画像石的出土有关。目前的文献与发掘实物显示，该地域中汉画像石遗存的发现与发掘活动最早仅可追溯至1919年，由于在民国时期此地区汉画像石遗存的出土数量也较少，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太多关注民国时期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的发掘活动与研究史。蒋英矩与杨爱国[2]、王建中[3]在著述中曾略微提到，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做系统研究。陈根远[4]在撰写该地区画像石发现与研究史中也未做讨论。鉴于此，本文希望补充上这一重要的研究缺环，对民国时期陕北、晋西北画像石的早期发掘与研究史进行系统梳理，并希冀从这一学术史梳理中分析民国时期学界在该领域的某些研究特色。

图1 陕北、晋西北地域已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墓分布图

二、民国时期陕北、晋西北地域汉画像石的发现与发掘回顾

陕北、晋西北地域开始出土画像石艺术的历史可追溯至1919年。在这一年，山西离石马茂庄出土了东汉和平元年(150)左表(字元异)墓，该墓首先为当地的一位牧羊人发现，后由该地不法分子、古董商人联合盗掘，并通过外国商人运往国外。稍后，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办的《艺林旬刊》在1928年第7期、第8期刊布了左表墓出土的画像石石柱铭文。1928年《艺林旬刊》第7期除刊发刻有“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石柱外，还补充了一些基本信息：“和平，东汉桓帝纪元。西河郡，隶并州，即清山西州治。今离石出土，正当其地也。万年庐舍，乃冢墓也。万年云者，永藏之意。汉晋砖文‘万事不败、万岁永固’等即是类也。”[5]在《艺林旬刊》1928年第8期中，刊布者对左表墓出土的另一件带有文字的画像石石柱也做了记录与说明：“此柱文曰：使者持节中郎将幕府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后汉官秩，光禄五官中郎将，光禄左右中郎将，光禄虎贲中郎将，光禄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使匈奴中郎将则比千石。此云持节中郎将，当是比千石之官也。只以奉使异域，得设幕府置曹史耳。左表不过一奏曹史，岁禄百石。而筑墓刻柱如此其侈，高官显爵，更可想见。厚葬殊非有益于死者，然孝子之事亲，惟恐其不至，亦足证风俗之厚矣。前柱书郡里，故举字。此书官，故称名。墓写作塻，昔所未见。可补诸家辑录之阙。两柱隶书皆伟丽雄俊，制作方雅，惜已流出海外，为英国伦敦博物院所藏矣。”[6]

而据谢国桢[7]多年以后的叙述，左表墓出土的画像石并不只这两件，只是这两块带有文字的画像石石柱后来由北京古玩商人尊古斋掌柜黄百川卖给英国，并引夏鼐的回忆记载此石“现藏于加拿大博物馆”，这与《艺林旬刊》1928年第7期、第8期中的有关记述大体相似。该墓出土的其他多块画像石在运送中途被群众截获，先存当时的离石县立小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则运往县府，大部分画像石在1951年转运至原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对此事件，《光明日报》1952年4月1日还做了报道[8]。被群众截获的其余两块画像石，则在1980年离石县贺昌中学图书馆整理材料时被工作人员发现于作为库房使用的该县文庙大成殿内，其后先后转移至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原山西省博物馆[9]。左表墓出土的两件石柱铭文材料虽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运往海外，后收藏于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但在前述1928年《艺林旬刊》第7期、第8期以及1995年出版的《陕北汉代画像石》等图录中都已有完整的拓片图像收录(见图2)[10]。至于同样在左表墓内出土并一直留在国内的其他数件画像石，目前全部存放于山西博物院(原山西省博物馆)、山西吕梁市汉画像石博物馆，也陆续在《文物参考资料》[11]、《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上有完整的拓片资料图录刊发[12](见图3)。

图2 1919年山西离石马茂庄左表墓出土的两件纪年石柱(拓片)，东汉和平元年(150)

图3 1919年山西离石马茂庄左表墓出土的画像石(拓片)，东汉和平元年(150)

1920年前后，陕北地区还曾出土“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西河圜阳郭季妃”墓画像石及铭文，并首次在《艺林月刊》1930年第5期上刊发。在该期题为《汉郭仲理、郭季妃两石椁题记》的文章中，刊发者作如下记录：

两石椁十年前出土。长而狭者，题曰“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椁”。短而阔者，题曰“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椁”。疑夫妇合葬，同时被发也。两椁皆六面雕刻，男椁作人马、车盖、树木、象、鹿、猴、狐、兔、鸱、三足乌等形。最奇者持畚锸之人有髻辫，尻后复有尾也。女椁作兽首衔环、凤鸟展翔人物诸状。奇诡古朴，各擅其美。闻已运至北平，而绝不得一观。韫椟而藏，以待善价者耶。前汉书地理志阴馆县，景帝后三年置，属雁门郡。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丞各一人，署文书，典知仓狱。圜阳，圜水之阳，属西河郡。题记隶书，一方劲，一疏朗。女椁圜阳二字有篆意，余亦笔不带挑，所谓八分是也，此必前汉时物。北方俗俭，县丞小官，而厚葬如此。王侯将相，其奢侈更何如耶。元代帝后之丧，以革为棺，埋于塞外。不封不树，万马踏平之。明年草生，不复可辩。智哉贤乎？其有鉴于汉唐诸陵之被发乎？厚葬者可以悟矣。[13]

在此文中，作者一方面对郭仲理、郭季妃两椁墓的基本图像状况做了描述，同时就两汉时期的礼俗问题进行了一番议论。这批材料原存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60年转存于故宫博物院。近年来，除展出外，也有拓片图像重新刊出(见图4)[14]。此外，据崔斗辰[15]后来回忆，山西柳林县杨家坪也出土了一座画像石墓，不过仅存三件石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移置原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

图4 1920年前后陕北地区出土的“西河圜阳郭季妃”墓画像石(拓片)

截至1949年10月，除上文列举的这些材料，陕北、晋西北地域未再出土过汉代画像石，这当然增加了民国时代学者研究该课题的难度。

三、民国时期陕北、晋西北地域出土汉画像石研究评述

民国时期，虽然陕北、晋西北地域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数量不多，仍旧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与初步研究。如在1933年，由民国著名藏书家与刻书家刘承干[16]主持刊刻的《希古楼金石萃编》卷六即著录了左表墓中出土的那两方纪年画像石柱，并做了初步释读，现全部兹录如下：

此石柱近在洛阳北邙山下村人发冢得之，旋为村民售与英人，拓本不可多得。文云使者持节中郎将。案《后汉书·陈龟传》永和五年拜使持节中郎将。《汉书·段会宗传》云征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乌孙，是汉时使外国者皆加中郎将官衔矣。幕府二字，前汉书屡见。《冯唐传》云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注：幕府，大府也。《陈汤传》大将军凤以为中郎幕府，事一决于汤。左表人名无可考，盖当时曾使外国者。和平，为汉桓帝年号，仅二年即改元元嘉矣。书法厚重，淹有西京气格，殊可宝也。

上文除认为“此石柱近在洛阳北邙山下村人发冢得之，旋为村民售与英人，拓本不可多得”之外，还结合文献对两汉时期的中郎将、幕府等官制、职事进行了议论，对石柱铭文的书法风格与进行了评论，进而认为其“书法厚重，淹有西京气格，殊可宝也”。刘承干对石柱铭文中的官制、职事、书法风格的研究比较客观，但对左表墓纪年石柱出土地区的认识却完全错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左表墓出土石柱上的铭文“西河中阳”指的就是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由于南匈奴、乌桓、西羌的再次侵扰，治所被迫由平定(今内蒙古准噶尔西南)南迁至离石(今山西离石)的西河郡中阳，这一看法也早已是学界共识，在此不做赘述。

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卷二“丧葬”条中，作者也对郭仲理画像石墓做了关注，并认为“汉故雁门馆阴丞西河圜阳郭仲理壁画，今北大国学研究所有影片，原石为外人购去”[17]。杨树达除对郭仲理墓进行著录外，也对该墓出土材料有无拓片、原石去向等问题做了介绍，不过文中所认为的“原石为外人购去”应该不确，该墓出土石刻现在故宫博物院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柯昌泗对前文所述左表墓、郭仲理墓、郭季妃墓出土材料也进行过著录：“丙寅春，离石(旧曰永宁)城外，见汉墓石刻画像若干石。有文字者，为石柱二。一曰：和平元年(即公元150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一曰：使者中郎将幕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盖神道阙之类。石槨一，文曰：雁门阴馆郭仲理之槨。石门一，文曰：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椁。”[18]随后，他又对这些出土画像石刻题记的书法风格、椎拓、色彩、现藏地做了一一论述。对于书法风格，他认为“左表(左表，字元异)两柱，字似封隆山颂，而加以宕逸。郭季妃石门，字狭长瘦尽，尤不经见”。[19]对于椎拓与色彩，他又认为“石刻字画中涂朱，鲜明若新传者。椎拓之时，纸墨既湿，则朱色褪损。售者以此不敢多拓，但拓数纸。即匆匆以赴海舶，传本尤稀。其后稍闻于艺林，而不可究诘”[20]。对于这些出土墓葬的图像材料，柯昌泗似乎未做深究，如对郭仲理、郭季妃两墓他仅仅著录“郭季妃椁题字亦为两扉之一，上有牛首衔环形。又有郭仲理柩题字。《礼记》桓司马作石椁，盖此类之所始”[21]。而对于上述这批材料的收藏地，他也未做过多研究，仅记叙左表墓出土的那两段石柱已被卖于美国，后由美国波士顿图书馆收藏[22]。他的这一记述与前文谢国桢引述夏鼐的回忆也有一定出入[23]。目前，这批材料的收藏地已确认分别存放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山西吕梁市汉画像石博物馆。而对于“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西河圜阳郭季妃”墓出土的画像石去向，柯昌泗进而认为其“不知所在”而未做继续调研。

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民国时期也是现代考古学科进入中国并开始对中国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传统的金石学开始向现代考古学转变[24]。一批受过西方考古学、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开始对考古出土遗存进行初步调查、发掘与研究，以期重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这一做法既与中国的史学传统有关，也与民国时期新一代学人面临的政治语境、民族认同及个人的学术抱负息息相关。在1939年[25]、1941年[26]，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卫聚贤先后两次在《说文月刊》中对山西离石出土左表墓进行了记录与初步分析，两次刊文完全一致，现全部兹录如下：

(一)石画出土地：此石画十三幅，系山西离石马茂庄及王家坡村交界处，于民国十三年被水冲开，为牧羊人所看见掘得。(二)石画的年代及主人：此墓被水冲开，马茂庄村崔某，拾去石柱两根，上刻汉隶。第一条上云“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建筑万年庐舍”，第二条云“使者持节中郎将幕府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是此墓的石画系东汉桓帝和平元年(西历150年)所刻，系左表的墓中物。(三)石画出土时的附带物：左表墓被牧羊人发现，即为发掘，得有明器，如瓦瓶、瓦盃、瓦盘等。并有人骨置于瓦盘内。因发掘人注意在宝贵的财物，致使明器及人骨损坏无余。(四)墓的建筑：左表墓系用砖砌成，为上尖下方的方椎形。下部外为砖砌。内的四周用画石砌成。(五)古物的遗失与保存：左表墓被人发掘，除当时将明器人骨损坏外，马茂庄村崔某在左表墓旁所得的两条石柱与石画，及墓中发掘出的四五块，于民国十三年被北平的古董商人李重先购买去了，余此石画十三块，被离石县政府闻知，移于县城内，现在离县城内文庙保存。山西离石县公安局局长张炳炎与余系同学，故托其拓此石画并请查出土情形，承其办理，特志于此。

细读此文可以发现，卫聚贤的文章对墓葬的出土地、墓葬的建筑形制与布局、墓葬材质与墓葬形制的关系、墓内出土画像石及相关文物的类别状况、画像石年代与墓葬的主人、出土文物保存状况等问题均作了一一说明与初步探究。卫聚贤为民国时期重要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是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仅在考古学领域便有《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等著作流行于世。有学者认为，与民国时期李济、梁思永等受过更为专业的考古学、人类学训练的学者相比，他的考古学知识与基础较为薄弱，也不是专门做田野考古学发掘与研究的学者出身[27]。但是，由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历史、考古时曾受过老师李济的很大影响，因此，这一独特的学术经历对他日后的治学依然推动很大。可以看到，他在《说文月刊》上发表的上述文章其实已不局限于对画像石或石刻铭文本身的简单著录。通过借助友人的帮助调查，他对墓葬出土地、墓葬形制与布局、墓葬材质与墓葬形制关系、与墓内画像石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类别与状况、画像石墓的年代与墓葬的主人、出土文物的保存状况都做了一一记述与推断，这一更强调对墓葬进行科学、整体与客观记录的写作手法其实更接近于考古发掘简报的惯例，在写作方法上已渐渐和同一时期的金石学家拉开了距离。这一写作范式的出现其实也正反映出，自现代考古学科在民国时期进入中国以后，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写作开始向现代考古学研究范式发生嬗变与转型的历史进程。当然还要看到，在民国时期，除了李济、梁思永等人为代表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他们背后的田野考古技术、理论与思想外，同时存在其他多种类型的考古学“暗流”。这些“暗流”中其实也夹杂、参照了传统古文字学、金石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某些研究理路。这些探索虽然在1949年以后并未引起主流考古学界的太多重视，但实际上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古史重建同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徐坚[28]运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也有过精彩分析。总体来说，它们都可以被看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傅斯年、李济等学者共同发起推动的“古史重建”运动中的组成部分。

四、结语

虽然民国时期陕北、晋西北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遗存尚少，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例，长期以来也不太为学术界关注，但从目前能够找到的历史文献记载中还是能够看出，当时的一些报刊、金石学家、早期考古学家已开始对该地域内的汉画像石艺术遗存进行了客观记录与探究。不过，这种探究因撰写者身份、学术训练背景不同出现了一些写作上的差异。一方面，民国时期的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对出土画像石进行的著录与风格描述、评论、考释仍带有古代金石学传统，可视作对传统学术范式的延续。另一方面，受当时新近传入的考古学技术、理论、思想影响，一些学者对该领域的探索已不再局限于对出土考古材料做金石学意义上的著录与研究，而是开始从探究考古遗存整体空间的角度出发，全面记述与分析出土墓葬的地理位置、墓葬建筑形制与材质、画像石在墓葬建筑中的布局、考古出土其他文物遗存之特色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新的描述与分析方法使得考古出土材料能够借此得以最完整的客观记录。这一点在卫聚贤《说文月刊》的记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在尚处于陕北与晋西北画像石墓考古发掘与研究早期阶段的民国时期显得弥足珍贵，它同时似乎预示着学界对该地域画像石墓艺术的整理与研究即将步入新的开端。至于对1949年以后陕北、晋西北地域汉画像石墓的发掘与研究史的回顾，笔者将在另文继续梳理与评述。

(注：笔者在收集材料过程中曾陆续得到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康兰英、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徐呈瑞等多位老师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