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玉

常任侠（1904-1996年），安徽颍上人。我国著名的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家，中国艺术史学会创办人之一，生前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常任侠先生与北京大学有很深的学术渊源，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及中亚、东亚、东南亚诸国美术史以及音乐、舞蹈史的研究，对中国与印度、日本文学艺术交流史研究作出过开拓性贡献，培养多名这一学术领域颇有建树的研究生。

常任侠其人

常任侠原名家选，字季青，因在读《史记·游侠列传》后，睡梦中竟闻人呼“任侠”，留下很深印象，故于报考入学时以此为名。尔后，发表文章又用作笔名，及至终身使用。常任侠1904年生于安徽省颍上县，常氏始籍怀远，明开平王鄂国公民族英雄常遇春之后裔。常任侠祖上重视务农生产，虽然生活富足但却衣食俭朴，承先祖遗训，常氏子弟用心于弓马骑射、诗书文章，族中获贡举者十数人。

在这样门风熏陶下，常任侠得以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因此上至他这一代虽非大富大贵之家，却也是书香门第。常任侠的祖父名国佐，字若臣，号卧农老人。清廪贡生。性浑朴，喜读书，尤喜治群经。所为骈散文及杂体文，古朴茂逸，皆有法度，文名籍甚。父亲名凝章，字子成，幼承家学，为廪贡生，举孝廉方正。母亲吴氏，颍上北乡人，在家操持家务。1常任侠六岁时，父亲供职安徽咨议局议员，当时正值废除科举，常凝章被县里举为劝学所长，创办了师范班、实业学校和高级小学，卓有成绩。1911年注定是常任侠一生中最为不幸的一年，先是在常任侠八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近亲不一顾，使得年幼的常任侠即感知到了世态之炎凉。也正是在这一年，常任侠随族叔常鹤章就学，初学识单字，继而诵读初等国文、《三字经》《论语》等书，不到两月竟已读完三四册，遗憾的是因为常任侠患病课业也随之中断。

尽管童年的经历较为不幸，但毕竟有良好的家学根基。九岁的常任侠与弟家纯就学于东村舅氏家，塾师是阜阳人戴长春，讲授《孟子》诸书，午暇时则出句命属对。此后直到1922年常任侠一直都在家塾就读，课业虽未中断，但受限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实际上也并没有接受特别完整、正规的学院式教育，这显然与当时的新学背景是不相契合的。后来常任侠在回忆自己读书经历时也说：

余自九岁入塾，至十九岁止，中间凡十年，历七师，然统计读书时间，不过二千日耳。以中间疾病相仍，丧乱迭乘，而塾师或兴讼，或丧兄，或从军，或好博，或入学过迟，或解馆甚早，故读书十年，仅得半也。2

1922年秋天，家乡发生水灾，在表兄李鸣玉的资助下，常任侠到南京求学。初欲报考东南大学附中，因错过考期未成，遂往位于白鹭洲边的南京美专新智中学报名，因数理化科目成绩不佳，被录为备取生编入二年级。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正式以“任侠”为名。常任侠在校时曾听陈师曾、谢公展论画，初学中外美术史课程；又从姚鵷雏学诗，有命题所作《三月三日观锺山云气》《登清凉山扫叶楼》《访小仓山随缘遗址》诸诗，受到梁公约、冯哲庐两师的喜爱，曾为诗相赠，特加鼓励。这一阶段，常任侠开始接触西方文艺思潮，喜读《新旧约》及周作人所介绍的《希腊拟曲》、法国过尔蒙的《西蒙纳集》。他深喜这些诗歌的情韵与节奏，以为诗不用格律，也能写出美好的作品，从此开始尝试用口语写新诗，并与滕刚、徐愈等结“嫣社”，印诗刊，走上新闻学的道路。1923年6月，南京美术专门学校编辑出版的《南美杂志》创刊。该刊以文字为主，其中包括胡根天的《艺术浅说》、吕凤子的《图画手工课程纲要》、谢公展的《我对于改造国画的意见》等论著，另有姚鵷雏、钱基博、沈溪桥、常任侠诸人的诗文。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学生，常任侠在校园里可谓如鱼得水，他的才华得以全面施展，求学之路自然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常任侠书法艺术简述

常任侠的书法，并不像职业书法家那样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并以书谋生。他的书法启蒙于古人，而后全然得力于长期的实践以及自身的学养，属于较为纯粹的文人书法，与职业书家迥然不同。古人评书说“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3其实就强调了书写者个人的素养智慧与书写技巧的双重重要性，“下必有由”正是师学古人的写照，常任侠在艺术史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见既多，眼界既高，下笔自然不凡。

关于常任侠的书法渊源，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应该启蒙于1912年，塾师戴长春除了教授文化课，也兼教书法作字。常任侠的书法，初习柳公权，继习赵孟頫，旋复习颜真卿。4这段记录对于我们探究常任侠的书法渊源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而从他现存的书法作品来看，似乎也能够佐证我们的判断。无论是学赵孟頫，抑或是学柳公权，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开蒙时期学习笔法、字法的必由之路而已，而从现存作品来看，常任侠转学颜真卿，相对来说更符合他个人的笔性。古人云：“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5即使是文人书法，也不能离开古人经验的积累，否则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常任侠的书法虽有柳字、赵字根基，但终究是点画学习，从后面的作品来看，颜真卿对他的影响显然更加直接，只不过常任侠笔下的颜字，有颜字之魂，但在外形上却仍更贴合自身的笔性与性情。

1985年1月，八十二岁的常任侠撰写了常氏家训一联，写为“待人宜宽律己须严，勤能补拙俭可养廉”，落款自题“此四语为祖传家训，录之为座右铭，乙丑元日任翁书”。常任侠的人品兴趣自不需多言，单从这幅书法来看，也确实体现出他深厚扎实的颜字功底。整体笔画挺直刚劲，毫不矫揉造作，结字饱满，具有颜字的一般风格特点。但与颜字不同的是，常任侠下笔比颜字更加含敛，绝无剑拔弩张、张弓搭箭的态势，相反却极其克制，字形与颜字相比更加方正，将颜字外拓的字形结构变为竖直。常任侠笔下的颜字，以浑圆见长，缺少装饰性的用笔，如“人”“宽”等字的撇画，收笔处微微一驻，使得笔画起笔、收笔均锋芒内敛。但我们仍可以从“己”“严”等字的收笔处，看到较为铦利的装饰性用笔，这正是苦习颜字的写照。

1994年，九十一岁高龄的常任侠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庆之际，为图书馆题词。释文曰：“解放后自即返国，悲鸿先生命主图书馆务，勉尽其力。当时颇得收藏家赞助捐赠珍善本为本馆增辉，文革时本馆同仁努力善保，今日主持者益加珍视，殊不易也。九十一翁常任侠。”常任侠此时已经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晚年，但书法的的确确达到了心手双畅，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这幅书法的水平显而易见。作为给学校的题词，常任侠在谋篇布局上拉大了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行距也同样开阔疏朗。如“即”“颇”等字的用笔线条虽然因年龄的原因出现了轻度的震颤，但却意外地使得笔画的运行轨迹更加丰富，如“图”“国”等字，较之前作的竖直，字形上却也更加外拓开张，但笔画的内力却仍然含敛沉着。

总的来说，常任侠的书法从颜字入手，而后得益于自身学养的滋养，逐渐形成了含敛雄壮的个人书风，且年龄愈长，下笔愈见丰富，愈见雄强。

常任侠对东亚佛教艺术的贡献

1987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聘请常任侠担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会长赵朴初亲自致函相邀。常任侠虽然主要致力于艺术史研究，但却与佛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在研究汉唐壁画的过程中，常任侠发现东汉时期的壁画明显受到西域传入的佛教影响，及至隋唐，沿丝路而交流的各民族艺术进一步博采众长，相互融合，与波斯、印度艺术交相辉映，并东传至朝鲜、日本。

在对汉唐壁画的考察比较与研究中，常任侠认为汉代壁画受礼乐文化影响，因此有更多的礼教和伦理因素，而唐代壁画更富有宗教意义。并进一步指出，汉唐艺术嬗变之动力与西域传入的佛教文化是分不开的。由于宗教之狂热，中国艺术开始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而与宗教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工匠的艺术热情、聪明才智、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也高度迸发出来。而对自六朝至晚唐佛教绘画和雕塑之特征，常任侠也有着极为形象、精彩的评价：

（六朝至晚唐佛教绘画和雕塑中）无论线条、色彩、形象，无一不飞动奔放、虎虎有生气。“飞”是他们的精神理想，飞腾动荡是那时艺术境界的特征，充分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力、活力、热力和想像力，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瑰宝。6

常任侠对汉唐壁画特征的揭示以及汉唐时期美术嬗变规律的阐释都很有洞见，对汉唐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也很有说服力，对后世进一步了解汉唐造型艺术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外，中印艺术交流也是常任侠的研究课题之一，他在该领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主要有《中印艺术因缘》《中印文化艺术的交流》《中国美术中之外来因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海上丝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佛教与中国绘画》《佛教与中国雕刻》等，内容主要涉及印度及东南亚文化艺术，特别是印度与中国之间文化艺术交流方面的研究。他将印度佛教文化艺术对中国的影响视作一项长期而重要的课题，尤其注重中印文化艺术间的相互影响。常任侠认为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基本上围绕印度佛教在中国之传播而发生的，这体现了中印文化艺术交流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印度的佛教以及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艺术产生了非常深远影响。常任侠在《佛教与中国绘画》《佛教与中国雕刻》等文章中，详细地分析了佛教艺术对中国绘画和雕刻产生的重大影响，并深刻指出，中国绘画在佛教未传入以前，自具独特的风格。自受佛教艺术的影响，遂发生了不少变化。中国的艺术家们，为佛教服务，也创造了不少宝贵的成绩。印度佛教的传入，是从西北陆路与西南海路并进的。绘画艺术输入的途径，也完全相同。自汉以后，南朝与北朝，都很快地接受了佛教的绘图技法，各有发展。

常任侠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并不仅是表面功夫，而是将佛教背后相关历史、文化作为课题展开深入研究，为后世的继续探索铺平了道路。

常任侠的交际圈

常任侠的交际圈子极其广泛，他终身以“勤能补拙，俭可养廉”为座右铭，为人光明正直，笔耕不辍，奖掖后学，对于朋友的难处亦慨然相助，因此也深受友人信赖。

1943年1月，商承祚曾致信常任侠，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困难，希望常任侠伸以援手，信中说：

兼旬前忽患痔，友人有瘘症曾被廖元文治好，属往一诊，及检查后始知又兼瘘已朞年而不自觉，为之悚然，而廖素负盛名，如白崇禧凡五瘘以及其他名流皆为其所治愈，但其人竹杠甚大，动辄四五千金，乃托其讅友为之说项，允二千元包医，十日左右可好，不知我兄能为先设法千金以救其急疾，昱（翌）日悲鸿反（返）再为通融若干，弟必于短期中一一归赵，叨在相知故敢冒昧，如兄手头不便，请毋相强，弟知兄耿率挚情，恐令作难也。

患痔本是难言之隐，况且又是找人筹措医资，但商承祚仍向常任侠坦然陈言，足见对常任侠为人的信任，而常任侠亦不负所托，据其日记可知，收到书信后上午就到商承祚处，赠予千元。

1949年郭沫若就曾致信给常任侠，请他代为转交琉璃厂古董商薛慎微的拓本，并联系出售花瓶等事：

薛君慎微来信，言有拓本三纸托足下转交，如便请掷下，急欲加以考释。又薛君言有法国所贡花瓶，拟奉政务院，不知是售是赠，亦请便中询明为祷。如系出售则价格若干，请询明。

除为人狭义外，常任侠在诗文方面的造诣，也得到了朋友的肯定，1975年臧克家就曾给常任侠致信并附上了自己所作的诗：

这几日老想趋访，因事未果。今再奉上小诗二首求正。字，小些，比上次略好一点点。另纸，请你为我写自作诗，过几日，我来取。

我一切甚好，勿念。听广播，茅公参加董老追悼会，身体想已大好，我一直没去看他。

“三字经”，还未再拜读。

后辈学人对常任侠的学术成就，自然更加肯定。1972年范曾曾致信常任侠，信中不仅深切怀念了师生之情，也对常任侠的学术著作大加赞扬：

师年近古稀而于治学益笃，真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今世界正在走向对话的新时代，田中执政后，中日关系当会有一新篇章；而中日文化的交流当为关系解冻廿余年后改善的前奏。先生巨著《日本绘画史》译稿，应时而生，正是为政治服务之极好书籍。而先生《汉唐时期从丝路传播的西域艺术》盼能早日问世，或作小册，或专文于《考古》或《文物》发表，均极合时宜，现在这样的文章，对文化界乃是“及时雨”，这几年的确有旱象。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游侠郭解大加赞扬，称其“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常任侠以“任侠”自名，他一生恪守家训，待人侠义，在学术研究上亦大有所成，在他的身上，既有侠气，又有君子之风，实为一代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