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勋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七擒孟获”是《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的情节之一，历来为读者所青睐，该情节“既凸显其艺术特色，又与整部小说融为一体。战争叙事、人物描写、兵法战术都概括无遗。”[1]对于“七擒孟获”的分析应将其置于明清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及文化意识形态之中加以考察，不仅可以对该情节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清易代对于文人心态的影响。因《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2],且各版本对于七擒孟获的叙述又各有侧重。考虑“嘉靖本”作为学界普遍认可现存最早刻本，“毛评本”作为清代大多数刊本的基础最具代表性，且多用这两个版本在情节、人物、思想等的考辨上予以对比。本文依学界共识，以“嘉靖本”与“毛评本”为底本，通过比较其在叙述“七擒孟获”情节时的差异，旨在探讨明清易代对于文人心态影响的产生原因与表现，从而更好地探究毛氏父子对于儒家文化的持守与历史责任的担当精神。

1.两种版本中“七擒孟获”情节的异同

“七擒孟获”最早见载于(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

夏五月，亮渡庐，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 ”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3]

稍晚的《汉晋春秋》中亦有类似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