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

这些年我的时间大体是北京-杭州两边跑，一半对一半。1997年大学毕业到杭州工作，2001年在杭州结婚，2003年再到北京读博士，2005年女儿在杭州出生，2007年博士毕业在北京工作，老婆孩子还在杭州，到现在这么些年就一直是这样两边跑。女儿今年上初三，马上中考，高中应该也是在杭州读，从出生到成长，我都有一半时间不在她身边。疫情宅家的这半年倒是这些年来待在家里最长的一段时间，半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做饭，从寒假到现在，每天做。疫情稍缓之后老婆上班、女儿开学，就再加上接送女儿上学放学。中考生的书包巨重，她对于有人接送表示很满意。除此之外我得参与跟这个叛逆期少女的各种斗争，例如她从小的拿笔姿势是正确的，也就是“指尖握笔”，可上了初中之后不知怎地变成了“虎口握笔”，我看着别扭，说过好几回，得到的回答是“我就愿意这样”，毫无成效。

相比之下，我女儿的校长就是个特别有“办法”的人，他做事情特有仪式感，可以迫使授受双方都有存在感。他打造了一个“知心XXX”的形象，每学期都给学生和家长写好几封亲笔信，每次都是好几页，说教育、说人心、说生活，并且每次都要求家长给他写回执、写“心里话”。每次我绞尽脑汁也写不出几句，由此对他更加佩服得紧。他一定是在N年前给自己制定了这么个游戏规则，然后逼着自己一直玩下去。校长做到这个份上，我觉得可以称赞他是“校长岗位上的艺术工作者”。我这个爹没有他这个校长干得好，挺失败的。

这些年来我在做艺术，可我从来没有做过职业艺术家，没有按照艺术生产和接受机制的规则去产出作品，算不上艺术产业的一员。我倒也谈不上反对职业机制，可能只是自己比较迟钝，不知道门径在哪儿。有一次一位老师跟我说：“画什么，不是由你自己的喜好决定的，你得睁大眼睛看，看别人需要什么、大家需要什么，你就画什么。”当时我觉得这话说得挺牛逼，可自己确实不知道怎么搭上这牛逼，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所以我这个艺术家做得也挺失败的。

“校長的艺术”和艺术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生活本身的饱满和溢出，任何人在生活中做任何事都需要认真、投入，当你投入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溢出，这个溢出，多出来的部分，和艺术隔着墙头相望了，它“简直就是艺术”；而后者（艺术）是力图促使生活去饱满、去溢出的一种工作。生活和艺术之间有墙吗？有墙，但大概是个篱笆墙，生活和艺术之间有区别、有关联，交织在一起，隔着又通着。这一点丹托和迪基说得都不够好。丹托说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和杜尚的小便池，是把艺术跟生活混淆了。沃霍尔的盒子并不就是商场里的盒子，他是用木头和颜料重新制作的（其实就是一张写生）；杜尚的小便池不是功能性竖着放，而是横过来放，这是他唯一的动作，却使艺术和生活有其间隙、有其距离、有其边界。丹托设想的“红方块展览”是把艺术跟生活给切断了。同样的红色方形画布，为什么有些是艺术品，有些只是“物”？为什么有些是意蕴深刻之作，有些就是空洞贫乏？如果他们俩都把展厅的门关上来说话，这些方块之间当然不会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进展厅之前，那是艺术和生活相纠缠的领域。

我发现自己没有创作过和女儿有关的作品。可能是生活中还忙不过来，还没找到那个间隙吧。生活和艺术硬要二选一的话，那肯定是生活更加重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话在结构次序上就是没错。生活当中常常手忙脚乱，得认真对待。至于什么时候让艺术纠缠进来，不知道，但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