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云鹏

2016年我硕士毕业的同年，父亲得了一场大病，我很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隔了这么多年，回想起来，那像是我的一场个人的“战役”，最终赢得父亲转危为安，让我和我的家庭都松了一口气。但对于我来说，如同举起面前的一块石头，让父亲走过去，人生面对死亡的“窗户纸”被捅破了。我对待一些事情开始没有耐心、焦躁不安，迫切得像是被上满的发条。

也是为了离父母住的地方近一点，我跟老婆搬回城里。原来在东五环外的康静里校区的小屋，后来就成了《雁栖湖》筹备组待的地方。当时有我、叶秋森和曾谙艺，我们的电影初还没有名字，连大纲都没有，只是一些想法。为了给拍摄节省经费，这个房子被划入几场戏中，我本科毕业后一直居住的环境就被彻底颠覆了。收拾房间的时候，我时常会在一箱废纸里，或者旅游票根上，或者某个10年前的便签上，感受到时间之痛。秋森干活麻利，会不时逼问“这个东西扔不扔？那个东西扔不扔？”来折磨我，逼迫我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 后来，他跟别人这么说：“不要乱动云鹏的东西，他念旧。”

那个夏天雨特别多，某晚从工作室送他俩回家，正好就下起雨来，我就顺便停在路边，录制雨水打在车顶的声音。关掉雨刷器，挡风玻璃上的水珠将城市的光融化成一朵一朵的，如同水中的油。雨水渐渐汇聚起来，形成“瀑布”冲洗掉刚才抽象的意图，让世界重新映射在眼前，我将这个景象写在了最终的剧本里。之后惘闻乐队的《看雨》被定为主题音乐，直到最后混音师认为曲中的田野录音会在影院中误导观众注意力，才委托音乐人徐鹏重新创作。开拍的时候已经接近冬天了。我们的男主角王恩来开着另一位男主角杨俊岭的轿车，摄制组都挤在后排，恩来那时刚学会开车，经常嘴里念叨着“左边刹车右边油门”，搞得我们后排摄制人员都很紧张。恩来爱念叨的毛病在之后的台词戏里也出现过一次，我们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明明看到他嘴形在动，但是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非常诡异，只好默默剪掉，加入一个空镜。

《雁栖湖》拍摄水面上的戏，因为要遵守雁栖湖公园的上下班时间，每次都能在回家的高速路上趕上落日的余晖，除了我这个司机，一行人都累得睡着了。我被眼前那个景象所感染，如同雅典古城的夕阳，就这样免费地洒下来，洒在我的脸上。秋天里的北京突然间就变得很人格化，能够给我一种久违的平静感。

杨俊岭驾驶他的车一溜烟跑在前面。他那个车的发动机有毛病，有点像拖拉机的声音，最终影片为这个还做了后期处理。有一次拍他教恩来开车，莫名其妙的，一辆消防车停在我们休息的地方。过了很久才想起来，杨俊岭在开拍前把机油不小心洒在了发动机上，在群山中冒起了一股青烟。消防的精准定位还是挺让人佩服的。

在怀柔拍摄还有些更傻的事儿，比如说：因为玩手机导致录音机忘记按开关了；爬到山顶镜头忘带了；中午吃饭没肉，剧组里练健身的不开心了……越到后来越混乱，我有种强烈的预感，再多拍一天，一定会把摄影机扔到雁栖湖里。于是第五次拍摄结束，迎着免费的夕阳一直开，然后转了个弯去了通州区，一起吃了一顿三兄弟的涮肉，给大家贴了秋膘，怀柔的戏就算杀青了。后来我们的草台班子还是成熟多了，我们在零下几摄氏度的条件下，完成了20人的夏季群戏。拍摄的前一夜，我还辗转反侧，觉得自己大脑一片空白，要玩砸了。结果，转天看到20个群演个个都是戏精，还要谨防部分群众为自己加戏。

前期一共拍了五六块硬盘，为了在一起剪辑，我们买了一个便宜的沙发，沙发的一个扶手拆下来可以正好躺下一个人，这样总有两个人能同时住在我家里，像大学里的宿舍，关了灯有星星烟火，彻夜不眠，谈论电影。好几次刚刚睡下，就听到外面树枝上的鸟开始叽叽喳喳起来，我躺在床上，看着人造棉的窗帘慢慢透出暖光，这个颜色会在几分钟里变成蓝色，然后天就彻底亮了。对流的空气吹拂着它，收缩、膨胀，像是故意躲闪我的目光，我想我早晚会把这个拍成作品。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后来，《雁栖湖》如期上映，我参加了前期的点映活动，等到秋森从贾樟柯的组里回来，我故意让他自己一个人隔着观众的肩膀看了一遍自己讲的故事。这种幸福感，可能是我们这代看“内参片”长大的人所独有的。后来我们虽未各奔东西，但能有机会如此挥霍的时光一去不返。

那一年，正好在父亲生病后的那个节骨眼上，很多事情对我而言失去了意义。我遇到我的新的伙伴们，除了杨俊岭是我艺术圈的老朋友，其他人不叫我“小辛”，而叫我“云鹏”，我被换上了一个新的称呼。经历了《雁栖湖》的整个制片过程，也在这样的温度里，任性地度过了自己的“中年危机”。这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开始成为自己的旁观者，开始审视自己，通过我跟我剧组的演职人员长期相处。在集体生活中，从他们身上去发现我自己。也正好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开始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4年过去了，我估计这个片子已经不会再有人提起，但我依然愿意谈这些事情，以及谈这段生活给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