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与中华“文化基因”

2020-06-30张凌林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20年6期

[摘要]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仅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而且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稳固性和延续性。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对“民惟邦本”、“思以其道易天下”、“关怀——拯救”情怀等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与超越。

[关键词]群众路线;文化基因;传承;超越

[作者简介]张凌林（1984-），男，湖南怀化人，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6-0004-0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①一方面，目标越接近，使命就越艰巨，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就越凸显。另一方面，群众路线可以与实事求是、重视理论并列，成为党建的三大难题。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究群众路线与中华“文化基因”的关系，增加群众路线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终才能形成群众路线的自觉践行。

一、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一）对群众力量的初步认识。毛泽东从小在家乡韶山接受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多年以后他回顾这段历史说“我八岁时就厌恶儒学”③，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文学作品却对他影响很大，使他对底层民众的力量有了一个最初的认识。

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求学。“湖南历来多健儿，具有慷慨气节之士亦不少”④，当时的长沙，处在新思想的最前线。也正是在长沙，毛泽东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存在，认为那才是“救人救世”的最佳途径。也正是在长沙，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作为主编的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热情洋溢地讴歌了“民众联合”的力量：“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⑤紧接着，他通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反思。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⑦。

（二）关心群众生活才能获得群众拥护。土地革命时期，党和红军的战略重心向农村转移。激烈的战事，残酷的革命环境，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联合哪些民众、怎样联合民众等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深入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得出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⑧这里所讲到的“半无产阶级”，也就是当时的农民阶级。秋收起义受挫进军井冈山以后，毛泽东通过《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和《寻乌调查》，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了正确的阶级力量评估，充分认识到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有很好的群众”⑨。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式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并且提出了工作方法，必须是“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⑩。1934年，在经历了几次反“围剿”斗争之后，毛泽东总结得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要“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因为，对广大群众来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三）群众路线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价值目标。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解散。2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民族解放战争的艰难，都要求我们在加强党内的团结的同时，更加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为了更好地团结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提高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在6月份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就是：“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豐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他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光是党的工作方法，为了群众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

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对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决定了这个民族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生活以及通过什么道路实现理想生活。这个“样法”，也就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文化基因”或中华文化的“‘根和‘魂”。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华“文化基因”则是它的历史渊源。

（一）群众路线与“民惟邦本”。中国古代先贤通过总结前人的成败得失，得出一个结论，即决定王朝兴亡的关键，不在虚无缥缈的天神，而在尘世间的民心向背，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代政治家贾谊警告说：“天灾与福也，非将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唐太宗李世民谆谆告诫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首要前提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中华“文化基因”中民本基因的彰显，也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应，都是脱离群众的”。

（二）群众路线与“思以其道易天下”。“思以其道易天下”出自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意指思考着如何用“道”去改变天下，教化人心，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信仰，從而使世道人心都变好，从而构建理想社会。

在长沙求学时的毛泽东，就充分认识到“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并且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从青年毛泽东积极发起新民学会等“国民性改造”活动，到古田会议指出红军与国军的区别就在于打仗之外还要“宣传群众”，到注重思想上建党，都有着“思以其道易天下”的基本逻辑。具体到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为坚持群众路线的目的，是为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目的的实现，依赖于关心群众生活，依赖于保持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依赖于“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三）群众路线与“关怀——拯救”情怀。中华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它以关注社会人生为价值取向，有着浓厚的“关怀——拯救”情怀。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里，这种“关怀——拯救”的情怀十分强烈，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具有恒定性的精神要素之一，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这种情怀集中体现在思想情感上和人民群众形成共鸣。在韶山冲，毛泽东就喜欢阅读抱打不平、劫富济贫的造反故事。离开韶山后的数年间，毛泽东对杨昌济所提倡的“圣贤豪杰之特质”尤其推崇，树立了“以贤圣为祈向”的人生追求，体现出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伟大的精神品性。

三、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对中华“文化基因”的超越

毛泽东深受中华“文化基因”的熏陶，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中华“文化基因”进行了积极的扬弃和创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思想。

（一）群众路线思想对“民惟邦本”的超越。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主要是认识到群众在争天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却仍然是“君本”，其终极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地位，而不是把人民群众看成历史的主体、国家的主人。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传之家产为本位。”

而在毛泽东看来，帝王将相只是历史的寄生虫，“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基于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的基本认识，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基本遵循，提出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就扬弃了传统社会中“民”的抽象和模糊，不再停留在“民意”“民心”等统治阶层的抽象口头宣称，而是赋予了鲜明的阶级性和现实性，成为一种可量化的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障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通过人大制度与政协制度来践行群众路线的两大基本制度，群众路线的制度建设在治国理政中越来越被重视。

（二）群众路线思想对“思以其道易天下”的超越。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道”具有超验的本体性，“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结果是“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群众路线的“道”则来自现实的生活世界，体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识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的理性认识又能够指导实践，但最终，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从群众中来”，也就是说，党的主张要来源于群众的具体实践。“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最终要接受群众的实践检验。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认识和实践的良性互动。在党的群众路线中，群众的实践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从认识论的维度看，群众的实践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影响到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正确，都直接关系到党治国理政的效果。这也就是从毛泽东开始就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仍然多次强调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的原因所在。

（三）群众路线对“关怀——拯救”情怀的超越。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群众路线的价值追求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1943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且“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和封建时代以爱民、利民为手段，尊君、忠君为目标的传统“关怀——拯救”有着本质的区别，和传统的“畏民”、防“覆舟”有着根本的不同。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原则，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把人民比喻为“上帝”，在1975年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更是直接说出“人民就是上帝”的宣言。人民就是上帝，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信仰人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政治伦理要求。

[注释]

①黨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②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2）.

③毛泽东传.

④[日]竹内实著.张会才等译.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7.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64.

⑥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357.

⑦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355.

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

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7.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卷）[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802-80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卷）[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