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自1848年塞尼卡瀑布城妇女大会以来，美国女性便在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苦苦挣扎，经过两波女权浪潮后，她们已基本形成特有的解放路径，即通过司法实现女性解放。回顾美国女权运动的历史，女性争取权利的方式往往与司法紧密相关。司法的路线在女性获准投票以前便得到充分运用，在女性被剥夺受教育权和面临性别恐怖、贬低和歪曲的时代里亦如此。如今，“司法先例仍被视作击败史无前例之演绎的有效基础，或依女性观点而言的主动”[1]351。美国女性不仅要开展女权运动，还要耐心等待典型案件的出现。每个女权诉讼经典判例能够成功上诉至最高法院绝非偶然。女权组织和女权主义者需要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后，她们会游说当事人将精心挑选的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在努力将挑选的案件推入最高法院的同时，女权主义者还积极展开舆论宣传，以取得女性同胞的支持。希望在法院裁判和社会舆论的双重作用下，使该案成为撬动旧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2]44。

美国女权主义者试图将这些涉及女性权利的典型案件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的原因主要包含三方面：一是通过发挥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作用，确认州歧视女性的法律无效；二是利用遵循先例原则使该案成为此后审理此类案件的参照；三是促使相关成文法的修改和完善。总而言之，“作为典型的判例法国家，运用女权诉讼个案裁判寻求确认女性权利，已成为美国女权主义者和组织推动女性解放的基本策略”[3]，希冀此种策略和路径的揭示能够为推动中国女性解放带来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