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重点论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强调权力的地位和“理性化”的道德，作者的主张有其时代背景和自身的政治诉求，我们看到权力与道德在统治者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权力与道德相互关系的分析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君主论》;权力;道德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君主治国理政之术，其中重点讲述了君主在使用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做法。作者本身很深切的想要表达自己对于当时意大利所处环境的担忧，希望君主能够尽快听取自己意见来复兴意大利的荣光。作者提到了道德本身也是君主作为权力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是这个手段并不是说可以任意为之，是要有手段和尺度的是讲的一种“理性”道德。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基础上，中世纪的欧洲是资本主义诞生并且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时期，人们不断追求利益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状况下是有着自私自利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有自己能够切实掌握的东西才能作为真正依靠。道德所处的地位是处于从属性质的是服务于权力的进行，马基雅维利在竭力叙述自己对于君主运用政治权力种种观点，在其时代性和自身政治诉求中有其支撑点，但是把道德作为一种从属工具是时代制约性的体现。权力和道德国家治理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并不要把权力放在一个绝对统治和高高在上的地位，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要体现出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有利的权力运用的制约和道德引导作用。

1 《君主论》中的权力观与道德观

1.1 权力政治观

君主论中的权力观，全书不论是关于君主国分分类、君主权力手段的使用还是对于军队的使用都体现了要如何维系政权，都体现着对权力要合理运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对于政权的运用。无论是军队、道德、法律等等都是统治的手段，他认为天生是为了权力服務。“权力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正是这种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理论是其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家，更不同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家之处。”其中重要观点就是强调军事的力量，他将军事力量作为夺取权力和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军队是坚固基石，马基雅维利分别阐述了雇佣军、外国援军和混合军队的影响，对于雇佣军和外国援军马基雅维利都是排斥和反对的。“与雇佣军相比，外国援军的危害性更甚，这些军队本身可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他们战败了，你也就完了;反之如果他们赢得胜利，你势必会成为他们的俘虏。”一直在强调君主掌握自己军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马基雅维利强调军队精良性是正确的事，同时也成为倡导成为现代化国家军队的先驱。权力本身有它自身的特质，其一是权力不可转让的，不可转让指权力可以借予他人使用，却不可使他人拥有。这里的不可转让是针对权力的主体而言。另外是权力的本质是好斗的。“正是由于权力具有不可转让所以是往往产生激烈的斗争。另外权力往往与合法性无关，虽然权力很多时候是被赋予某种意义的合法性。”

1.2 道德观

文艺复兴使得意大利的文化处于一个高度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出现了伟大的文艺大师和文艺作品。但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矛盾、权力涣散等让马基雅维利除了自身有自我的政治诉求之外，同时强烈具备恢复古罗马帝国辉煌的情怀。马基雅维利所倡导的君主的道德和普通民众的道德是不一样的，一种双道德的标准，对于普通大众的道德素养还是十分重视，君主看待道德与普通人不一样，普通民众是在传统的道德观中接受教育并且受到道德行为的束缚，对于传统伦理中的道德的君主是不遵循这个的，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是他们自身是不讲道德的，君主把道德看作是其工具，并不是情感上的束缚或者心灵中的升华。

作者也强调说不管是公民所遵守的道德还是君王所遵循的道德标准，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而服务。因为道德就如金钱、武器是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如果当邪恶之道是有效统治的时候，那就用邪恶之道，但是马基雅维利谈到了这些并不能是最有效的手段，过于残暴往往葬送统治的根基。中国古代如商王朝被周所取代，就是纣王的过于残暴不讲道德。合理运用这一手段是十分必要的，这就牵扯到一个度的问题。或者说马基雅维利所倡导的道德利用并不是盲目地去维护国家利益，在利用国家道德的时候是要有度，有的时候邪恶之道虽然有奇效但是并不是意味着盲目利用，其中是有一个度。在国家公益面前，政治的善恶都是为统治服务的。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决定国家关系和国家决策的根本点是国家利益，这些也是对应到当时就是国家理性的体现，要维护国家的利益这个时候就会面临着权力执行与道德冲突的矛盾，统治者必须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背离道德的方式方法是需要进行下去的，是一种保护国家利益而一切代价的做法。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认为，政治领导者的德行是政治的必要条件。

对于残忍与仁慈的判断，君主论的思想是一种中和的思想，不是说仁慈就是好的或者什么时候都要使用仁慈的一面，对于慷慨与吝啬君主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也要分时段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如果一味慷慨进行的话导致过分敛财加重人民负担，这个时候则会使得人民更加厌倦产生抵抗的情绪，如果能够厉行节俭，不惜要背上吝啬的骂名则为成就伟业打下基础。汉文帝和汉景帝就是在汉朝初期因为常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人民负担加重，采用休养生息国策，同时厉行节俭，为汉朝大业打下基础。汉武帝威名远扬为汉朝奠定辽阔疆土，但是过于慷慨，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极大加重人民负担。但是君王在表现自己的慷慨或者吝啬的时候也是有方法和技巧的。当君主掌权的时候是要注意节俭，不能大肆挥霍横征暴敛，当君主实际掌握权力的时候可以慷慨一些爱争取人心，同时对于不同国家财产采取的处理方式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对待个人和臣民的财产应该是保持节俭的方式，当有权处理他国财产的时候要慷慨能够赢得美誉。

在守信层面上的道德中马基雅维利更是提出了著名的狮子和狐狸的比喻，他主张君王去效法狮子和狐狸，守信本身是一种值得赞许的，但是当列举伟大的君王会有失信的行为，还是以利益为中心的，是善于运用阴谋诡计，但是同时要表现出遵守信义的样子，在很多时候实际表现和实施的并不是要一致的，君主在政治上是考虑有效应而非正当性。

2 《君主论》中权力与道德的相互关系

2.1 古代权力与道德关系

自从古希腊以来，政治和道德问题。我国古代对于君主是强调道德品行修养的。其中管仲就认为，君主作为国家的“德”德象征，首先，他应该注意其道德修养。君主必须施德于民，对民众讲诚信，施仁政。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是教皇下的欧洲，宗教改革当时也是为了争取世俗权力反对教皇禁锢的。是一种“君权神授”，君王世俗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教会的统治则使得新兴资产阶级无法获得相应的统治权。马基雅维利认为权力是获得统治的唯一渠道，抛弃了神权那种思维模式，当有利于获得统治的时候可以利用，但是当不利于获得统治的时候就应该果断抛弃。道德在马基雅维利眼中是一个工具性作用，在论述道德的作用和给予君主带来的价值的时候，体现了把道德本身也只是看作一个工具。如同衣服一样，当有需要的时候穿上它当觉得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脱下它，這是一种工具性思维模式。但是同时君主在使用道德时候学会伪装《君主论》中权力观和道德观，是把道德处于从属的地位。是一种割裂的关系，认为道德是服从于权力的。

2.2 权力与道德的相互作用

对于道德关系是处于一个工具性的关系，过于强调权力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这个本身就是对于权力是不公平的判断。这种事一种兽性的权力说，在原始社会或者文明发展程度不是那么高的程度。人类本身随着社会的发展是多元的发展，国家的管理也是复杂的管理，权力的应用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是不能仅仅是兽性的治理同时也是涉及到人性伦理的治理，国家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方方面面，古希腊强调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强调以德治国。是人与人的关系，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的关系。现实中道德和权力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简单的割裂或者说是把道德处于从属的地位。

权力与道德应该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当实施国家管理过程中应该是有权力集中性，但是道德发展是不断被需要的，中国古代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讲究民心民意，这个简单的用权力管理和压制是做不到的，打破宗教对于道德约束的同时剥离道德的束缚。我国自古讲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德不仅仅是上升国家层面更是那种，是在相处中本身就是有要平衡的关系，道德虽然是没有强制力的施行或者束缚，但是它是根源于人们心理，并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相处方式。社会道德舆论如一个大磁场去束缚着社会里面的人们。在政治实践中，关于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是相互制约和互相补充的，道德来激发人们心中精神层面的因素进一步获得保障。权力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发挥他的作用，同时道德也是在始终发挥作用的。

3 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辩证统一。权力运用来晚上我们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道德并不是从属地位。权力是通过强制力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教育是通过内化的品质来约束个人的行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东西，法律实施离不开道德支撑，同时道德也有有法律和权力的约束。

3.1 加强公共权力执行者的思想道德水平

我国古代讲究德行是做人做事的基础，当正确处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的时候就必须加强对当权者、公民的道德教育水平，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我们党始终重视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建设和党性建设。让权力在制度笼子里，不断加强舆论监督制度。单纯的法治和权力的运用是无法有效进行国家的管理与运转的，道德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行为规范最好的利器，在我们不断强调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和法制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以德治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君主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权力的运用离不开道德，但是不能够仅仅把道德当作一个权力运用的手段和工具。

3.2 公共权力要进行道德约束

马克思主义对于公共权力的认知是要求在客观上对于公共权力要有约束行为的。“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因此需要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在不断建设过程中，加强对公共权力道德制约和引导，使得道德更好地深入人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现代社会是一个互联网信息化的社会，人民舆论监督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所带来的作用是越来越高的，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人民参与度也是在不断加强，使得权力为人民所用使得道德深入人心。在平衡道德与权力关系中也是需要不断推荐的话题，马基雅维利把道德从伦理中剥离开来，对于君主统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这并不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思想，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本身其强烈的道德感驱使着人类的发展，造福人类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制度和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是思想道德不断升华的过程。

3.3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思想家，都强调法律与道德是约束公共权力的两种最重要的方式与手段。”国家的治理与发展需要多方面的角度与维度，不能够简单的在一个层面给予压力，权力的制定与实施让社会处于一个有效地运行阶段。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权力领导与凝聚力让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运行机制和方式里面，但是与此同时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有道德引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不仅仅是依靠地理优势或者是制度进步而来，更是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其中的核心就是我们自古以来对于道德的培养和教化，以德治国是我们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与长远支撑，权力与道德都是社会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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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祁锦轩（1994—），男，回族，河南开封人，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传媒政治。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