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业恺　朱薇薇　王志伟

摘要：《华阳国志》详实记录了先秦到东晋间西南地区先民生活，通过《华阳国志》的记录，辅以其他文献，可以勾勒出汉晋时期儒家教育在西南地区发展的过程。两汉魏晋时期的西南地区是以儒家教育为主的文教兴盛地区，教育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

关键词：《华阳国志》;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儒家教育

中图分类号：K29;G52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383（2020）02-0113-04

Abstract： Huayangguozhi records the life of the ancestors in the southwest area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to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rough the records of Huayangguozhi and other documents， we can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nfucian education in the southwest area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a prosperous are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with Confucian education as the main part， and its education level was in the lead in the whole country.

Keywords：Huayangguozhi; Han and Jin Dynasties; Southwest China; confucian education

教育“泛指影響人们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 [1] 725，教育是以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为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现象，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儒家教育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儒家“仁”“礼”等思想为主要教育内容的特殊教育，它的兴起和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2]在《华阳国志》中，记录了西南地区两汉到魏晋时期不少受过儒家教育的杰出人物事迹，透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教育在西南地区发展、兴盛的情况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点。

1 汉晋时期儒家教育在西南地区发展概况

儒家教育自孔子创始后一直未有断绝，其教育中心是在齐鲁地区。汉代以后，由于统治者提倡儒家学说，将其由“显学”逐步推崇为“独尊”，由于太学和经学博士的设立，京师长安也逐渐成为了儒家教育的另一中心。而在西南地区，儒家教育的起点是文翁任蜀郡太守，《华阳国志·蜀志》记：

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

《汉书·文翁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秦代以后，蜀地的学校教育处于荒废状态，文翁到任后，在治水保证仓廪实后，开始兴文教。文翁采用的是在官吏中选派优秀人才到京师学习深造的方式，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人才。在培养的过程中，文翁“减省少府用度”，以减少蜀郡政府开销的办法为这批学员提供学费。《华阳国志》中记录这批学员学习的内容为儒家所定立的“七经”，这批学员学成归蜀后成为了蜀地官学建立、推行儒家教育的主要力量。《汉书》中称学官中优秀学员为“明经饬行者”，由此看来，儒家的经书是官学中的主要教授内容，在教授儒家典籍的过程中，官学也很重视学员的行为规范。蜀地官学的兴建成为了地方设立学校的开始，汉中、巴渝两地在蜀地的影响下，也较早地设立了地方官学。从文献记录中，无法确知文翁修筑的学校的规模，到东汉永初时，蜀郡官学又进行了扩建。《华阳国志·蜀志》记：

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在城南。永初后，堂遇火。太守陈留高

眣

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

东汉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由上条记录，可以断定，蜀郡地方官学至少分为州、郡两级，州有州学、郡有郡学，两级关系无考。据《汉书·平帝纪》：

元始三年（公元3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有学者认为汉代地方普遍设立学官，实自此始。[3] 188但这比孝文帝末年蜀郡设立学官已经晚了150年了。

儒家教育在西南地区的发展是逐步的，蜀、巴、汉中大约在西汉时，而到东汉时，儒家教育才推广到南中。《华阳国志·南中志》记：

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始兴文学，渐迁其俗。

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

后世认为南中有地方官学是自王阜始，宋代郭允蹈《蜀鉴》认为：“元和五年，以王阜为益州太守，始兴学校於南中。”王阜是蜀郡人，是从当时相对文化先进地区到南中为官者，将文化先进地区的做法带到了南中。尹珍以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为师，许慎时誉“五经无双许叔重”，名师出高徒，从尹珍的履历看，初“以经术选用”，后历任多职，当是才能出众。其在南中曾经有过教授的经历，为儒家教育在南中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加之以“以经术选用”，这样的经历对当时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们肯定有莫大的激励。需要说明的是，南中的儒家教育较之蜀、巴、汉中三地是落后的，《华阳国志》中有专门记录各地杰出人物的《士女志》，其中很多都是接受过儒家教育而以其符合儒家价值评判而扬名于世的人物，分为《蜀郡士女》《巴郡士女》《广汉士女》《汉中士女》，而没有《南中士女》。排除散佚的可能，只能说明南中人物的行为不符合儒家价值评判而无法扬名，也说明儒家教育在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南中地区推行起来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汉末魏晋时期，西南地区的教育受到战乱的影响，《华阳国志》中对这段时间的教育情况未有更多的记录，《后贤志》中对文立有“少游蜀太学，治《毛诗》《三礼》”的记录，说明蜀汉政权曾设立过太学的教育机构。《三国志·许慈传》：

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

又《三国志·谯周传》：

丞相领益州牧，命谯周为典学从事。

典学从事是教育主管。战乱之中的蜀汉政权对教育事业依然是重视的，在短暂的安定中还曾经对办学进行过选优汰劣，任命专人负责主管教育事业。因此，有学者认为“三国时蜀国的地方学校可能是比较发达的”。[3] 229

2 汉魏时期西南地区儒家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从《华阳国志》中的记录看，汉魏时西南地区儒家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官学和私学。《华阳国志》在记录儒生接受儒家教育是没有明确记录其在官学还是在私学，但记录了儒生在本土学习的师承，仲昱师事严季后，冯颢师事杨班（仲桓）、张光超，张钳师事谢裒，张贞受《易》于韩子方，折像师事虞叔雅。更多的学子走出西南，游学中原，向名士、明师求学，如表1所示。

师生关系在当时是非常紧密的，《华阳国志》记录：

仲昱，成都人也。少受学于严季后。季后为汶江尉，呼仲昱。仲昱许十月往。会夷反，断道。仲昱期于往，经度六七，几死。数年，卒得至汶江，为季后陈策，俱得免难。远近叹之。

学生为老师出谋划策而免难，更有为师复仇者：

张钳，字子安，广汉人也。师事犍为谢裒。裒死，负土成坟。服丧三年。裒子为人所煞，钳复其仇，自拘武阳狱。会赦，免。当世义之。

在学习内容上，儒家经典成为了儒生们的主要研读对象，但儒生们不拘泥于经典，《华阳国志》在记录李弘、扬雄、李仁时都提到了他们“不为（崇）章句”，儒生普遍很重视对经典的运用。《华阳国志》记庄（严）君平：

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

以《易》占卜时教人以孝、悌、忠，明显是儒家的行为，

相对以《老》《庄》为主的道家学派，儒家学派的教育已经开始占据了上风。还有以经义折狱的：

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读《五经》，不为章句。……子赘，以见辱杀人。太守曰：“贤者之子必不杀人。”放之。赘自以枉语家人。弘遣亡命。太守怒，让弘。弘对曰：“赘为杀人之贼。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诱而诛也。石碏杀厚，《春秋》讥之。孔子称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弘实遣赘。”

还有因接受儒家教育，学以致用而为官的：

刘宠，字世信，绵竹人也。出自孤微。以明《公羊春秋》，上计阙下，见除成都令。

以上事例都说明，西南地区的儒家教育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教与学的两方面都重视行为的养成，儒家教育是当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

3 汉魏时期西南地区儒家教育的特点

除了儒家教育共有的教育为政治服务、道德教育为首、经籍教学为主等共有特点外，汉魏时期西南地区儒家教育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1）时间早。

西南地区的儒家教育在汉代大一统后是开展较早的，《华阳国志》和《汉书》中都说天下郡国设立地方官学都是自蜀开始，此言不虚。《汉书·武帝纪》记录在汉武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时，“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这是中央设立太学的开始，也晚于西南地区的官学设立。

2）影响大。

第一是对当时的影响。从规模看，先秦时办学著名的有稷下学宫和孔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孔子相传有弟子三千，但并不见于正史，著名的只有七十余人。在汉魏时西南地区，为了开展儒家教育，第一批“东受七经”的儒生返乡后如张宽等都从事了教育事业，开创了西南地区的儒家教育的崭新局面，后来的不少儒生都在西南地区从事儒家教育，其规模不容小觑，如西汉时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东汉时杜抚师事当时大儒薛汉治五经，“教授门生千人”。成百上千的儒生求学在当时当地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是对后世的影响。西南地区儒家教育开展对后世的影响可以从《华阳国志》中记录的杰出人物事迹可以看出，扬雄“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太玄》《法言》《方言》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另一方面，这些杰出人物也成为后世儒家教育的模范，如孝行感天涌泉跃鲤的姜诗，成为后世儒家教育中宣传“孝”的榜样。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教育在西南地区开始推广时，不少女性也受到了儒家教育的影响，如季姜“少读《诗》《礼》。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纪、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后八子，抚育恩爱，亲、继若一”，能做到“亲、继若一”，《华阳国志》认为和她“少读《诗》《礼》”是有关系的。

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儒家教育由于时间早、影响大的特点，使本地区成为了以儒家教育为主的文教兴盛地区，教育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是领先的。

注释：

①原文抄本中无法辨认的字用“□”代替，全文同。

参考文献：

[1]顧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臧知非.和安天下：秦汉政治转折与儒学的历史实践[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5（1）：23-27.

[3]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4]汪启明，罗业恺，于潇怡.《华阳国志》略谈[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9（4）：9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