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立

钱理群与吴福辉、温儒敏、赵园、王富仁、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刘纳等学人，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经历了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涌现出来的新人”到“学科建设最为活跃的中坚力量”的嬗变，如今，由于年龄等原因，他们已经退出学术第一线，他们的学术见解与成果，开始成为研究专题，被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与中国当代学术史。我们今天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就需要就这些前辈学人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进行富有深度的研究，从研究视野、观念、心态、方法等方面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和阐发他们的学术贡献。只有分别对这代学人每个个体的独特学术研究及其独特贡献进行清楚阐述，才能看清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独特学术贡献及其独特学术位置。

钱理群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特的，而又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巨大存在”，他不但在作家研究（如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曹禺研究、沈从文研究）与文学史编纂等方面持续地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著书立说，而且还非常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总体建设，并为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如今钱理群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是经常想着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贡献：

第一，钱理群具有“整体性俯瞰现代文学学科的眼光和敏锐性”，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做过不少全局性、战略性的思考。

钱理群早在1984年就呼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创造条件，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2002年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要“扩大研究视野与确立研究重心”，2006年倡导“建立一种健全的思想、文化、学术发展的格局和秩序”。

钱理群自1985年至1999年陆续责编过14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这期间他不但精心组织专号或专栏文章，还借助“编后记”，呼吁“研究视野、方法的开拓”“开拓新领域，打开新局面”，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提倡“细致扎实的微观研究”，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论”，倡导“忠实于学術的献身精神”，渴望“平实的学风与人生态度”。

钱理群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不断探寻新的研究思路，寻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撰写《我所设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等长文，第一时间将自己最新的思考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其他研究者，他希望他的思考能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或启示。他还通过主编书[比如《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1937

1949）]或者丛书（比如《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化小说研究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将他的研究设想或思路变为厚重的学术成果，切实地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如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关系研究、现代文学本体研究），为薄弱环节的研究（如沦陷区文学研究、四十年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第二，钱理群非常注重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回顾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传统与精神传统的总结。

除了一些微小的知识问题以外，“没有哪一个题目是一个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很完全地处理好的;因此有必要知道別人在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什么工作，有必要从已得的成果出发”。钱理群撰写《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呈现了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撰写《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百期回顾》，一方面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勾勒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轨迹。他所做的这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评论，实际上是一种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评述，属于研究的研究，“能以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帮助研究者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有个全局的系统的了解”。

钱理群对王瑶、李何林、贾植芳、田仲济、钱谷融、严家炎、樊骏、支克坚、孙玉石、刘增杰、刘思谦、吴福辉、王富仁、杨义等学人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做了细致梳理，并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精神传统的建构过程做了有力阐释。钱理群注意到我们在研究中经常关注某一群体的“群体特征”与“时代特征”，却较少探讨研究的“个性化”问题;在他看来，“‘个性化问题也许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不仅独特研究个性的形成是研究工作趋于成熟的基本标志，而且研究工作的‘个性化特征”、群体特征种种最后都是要通过个性化的研究来实现”。因此他在梳理学人的学术思想和贡献时，都能结合学人的人生经历寻根溯源，有效地呈现学者学术研究的个性化特征。他在分析王瑶的意义时，强调学者的学术清醒和学术坚守;他在解读李何林的学术研究时，对李何林等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鲁迅‘五四”学术传统做了探讨;他在解读贾植芳的小说时，注意到贾植芳“在抗战烽火中对鲁迅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的坚持和发扬”;他在探讨田仲济、樊骏的学术贡献时，强调学者的使命感与承担意识;他在阅读钱谷融的书简时，赞赏“将学术与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存在方式”。

专业如人，应时刻保持自身反省，这当然“赖有一批富有反省能力、随时对自己也对学科进行省察的研究者来实现”，钱理群结合学人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以现代文学学人的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本身进行不断反省，有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深入认识和把握。同时，钱理群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非常清晰的反省意识。他对自己学术的局限性和不足，是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有着更自觉的反省的，他能“清醒认识现有研究的有限性、相对性，从而始终保持对研究对象的陌生感，随时产生重新发现的欲求，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不竭动力”。

第三，钱理群非常重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料的“独立准备”。

在钱理群看来，“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因此他倡导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一定要从史料的独立准备人手”，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

钱理群在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时，就呼吁“重视史料的发掘、整理与辨正”，他希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加强对小说家（如罗黑芷、万迪鹤、司马文森、刘盛亚、孙偯工、沈寂、陈炜谟、陈翔鹤、林如稷、郁茹、罗皑岚、胡山源、徐霞村、陶晶孙、黄谷柳、程造之、碧野、谭惟翰、爵青、小松、古丁、魏金枝、滕固、孔爵、毕基初）、诗人（如于赓虞、方玮德、石民、白采、吕亮耕、朱大枬、朱英诞、任钧、刘荣恩、刘梦苇、孙毓棠、纪弦、苏金伞、杨骚、李白凤、何植三、阿垅、绿原、青勃、鸥外鸥、金克木、徐迟、曹葆华）、戏剧家（如向培良、杨树彬、吴天、陈绵、陈楚淮、周贻白、赵清阁、侯曜、姚克、袁俊、袁牧之、顾一樵、顾仲彝、凌鶴、黄宗江、章泯、舒謹）、散文家（如王了一、王世颖、文载道、方令孺、刘北汜、纪果庵、沈启无、宋云彬、周木斋、柳雨生、胡兰成、贾祖璋、顾均正、徐诗荃、郭风）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钱理群不但重视史料（他自己编过三十万字的《周作人年谱长编》），还倡议研究者“更自觉地实践，更自觉地总结经验，以逐渐建立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的新原则、新方法、新规范、新传统”。同时他强调，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不但要有“独立的史料准备”，还要有“独立的理论准备和独特的眼光”，“文学史研究不能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与鉴別，文学史写作更不能成为史料的堆砌，史料必须被一以贯之的研究者对历史的见、识即史观所照亮”。

第四，钱理群非常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队伍建设，尤其关注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

钱理群在北大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之鲁迅观”“现代文学经典重读”“周作人研究”“曹禺研究”“《呼兰河传》《伍子胥》文本细读”“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鲁迅研究”“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一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一《野草》文本细读一现代文学经典精读”“后期鲁迅思想与文学”等课程，并且非常重视研究生的挑选与培养。他培养的学生（比如吴晓东、王家平、姚丹、孙晓忠、汪卫东、谢保杰等），如今不但自己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也在培养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此外，他的学生叶彤、范智红等如今已成为著名出版社或重要学术期刊的知名编辑，也在通过自己的工作间接地推动学科的发展。

钱理群为比他年轻一些的研究者（比如王乾坤、陈方竞）或者下一代的青年学人（比如解志熙、黄开发、李怡）的新书作序，他借助序倡导学术研究的诗性，呼吁研究者之间要“进行心灵的对话”，“对不同的选择，也能抱有理解的同情与尊重”。

钱理群还为郜元宝、罗岗、倪伟、姜涛、王毅等研究者的获奖论文精心撰写评语，并通过分析薛毅、吴晓东、罗岗、王风、张桃洲、张先飞、杨联芬的获奖论文，对新一代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与学术特色做了详细阐释。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选择，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时刻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已经内化为钱理群的日常学术工作，“以至日常生活的实践，形成实践伦理与习惯”了。钱理群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和追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研究述评”，正是体现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承担意识、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另外，钱理群怀有强烈的现实感与当代意识，他“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学术界的前沿问题都有敏锐的把握，能够把社会思想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有距离的学术思考、精细的学理辨析和深度的理论探讨”，他的作家研究与文学史研究践行了樊骏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郁达夫及其同时代人，是应当由远为有力的笔来描绘的。这样的对象势必向研究者要求相应的修养、知识蕴藉、学力以及识力，要求如他们那一代人的深厚与博大，明彻与通脱，要求有如他们的深刻的历史感、民族感情、敏锐细腻的审美能力，甚至要求个性的生动性、內心生活的丰富性以至于整个人性的‘深”，这是赵园在研究郁达夫时发出的“心灵的呼喊”，这也是对我从事学人研究最好的警示。也许只有具备上述所说的这众多主观条件，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钱理群以及他同时代的学人。

关于钱理群，已有不少研究，但由于各自身份的不同，各自对钱理群的研究并未完全“相互达成理解”，我们只有将关于钱理群的各种研究“放置在一起”，才能形成“可以把握的脉络以及能被理解的构思”，才可能实现从“阅读钱理群”到“钱理群研究”的转变，进而思考钱理群的存在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上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