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华

摘 要：《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且特殊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史记》研究成果丰富，分别从《史记》人物研究、自然及人文研究、影响及传播研究等方面进行探究。文章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总结，了解2018年《史记》研究的基本情况。

关键词：2018年;《史记》;综述

2018年的《史记》研究总体上保持稳定，笔者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2018年12月31日以“史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剔除了非学术类文章）共查询到有关《史记》的学术文章124篇，可以看出2018年的《史记》研究呈现出稳定全面的发展趋势。

一、史记人物研究

（一）人物悲剧性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更是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深刻内涵也一直被后世不断发掘。这部鸿篇巨制中也蕴含着作者司马迁深深的悲剧意识。岳玫认为，司马迁的悲剧性就在于他过于敏锐的目光，并指出文章触及到《史记》人物悲剧性的内核。[1]田林和任强也认为，《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是有艺术魅力的。《史记》中的不同人物在面对死亡时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也表达出作者对于其悲剧性结局的惋惜。[2]

（二）君主形象

《史记》将本纪作为全本开端，足以看出君主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刘清认为，《史记》把黄帝本纪作为开篇，是对他人文始祖地位的捍卫。[3]郭清杨总结了帝尧最大的功绩就是制定历法与禅让制。他认为禅让的本质就是部落中头目的更替制度，这对后世登崇俊良产生了极大的启发。[4]宋恩来认为，大禹在司马迁的笔下是一位爱民亲躬的君主形象。文章重点讨论了大禹身上蕴含的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并指出这种精神与他备受后世尊敬有着极大关联。大禹精神不会随着时代的洪流而消逝，反而会在当代指引人们不断奋发向上。[5]

（三）将军形象

《史记》中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又血肉丰满的将军形象，他们在战争中为保卫国家安定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展现出了将军群体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6]祺小真认为，《史记》中出现的反秦将领为除暴政有气吞山河的气势，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勇于反抗的勇气不仅鼓舞了士气，为推动反暴政活动立下汗马功劳，也对弘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7]宋诗帆认为，司马迁笔下的范蠡是一个做事掌握分寸，善于随机应变的聪明人，因而能巧妙避免杀身之祸。[8]

（四）人物比较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史记》《汉书》形象对比的文章。李静总结出吕太后在《史记》中是坚韧不拔的女性形象，而到了《汉书》则被刻画成心狠手辣的篡权者形象。在两本著作中呂后形象的不同主要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经历与修史目的紧密相关。[9]杨芃在其文章中也指出，项羽形象由《史记》中的丰富多元转变为《汉书》中的平凡单调，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者的不同文风息息相关。[10]

牙彩练认为，吴王夫差在《史记》与《左传》中相差无几，都是替父报仇攻破越国，最后因轻举妄动而失败。相比于《左传》的言简意赅，《史记》对吴王夫差的描写增加了很多细节性的文字表述，使得其形象在《左传》中为悲剧的君主形象，而在《史记》中则成了昏庸的君主形象。[11]郭倩认为，《史记》之所以把郑庄公刻画成为守礼孝顺的形象完全是出于对他的偏爱。在《左传》中郑庄公是杰出政治家的形象。而《东周列国志》则在吸取两者的优点之上又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将他重新进行塑造，成为了一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立体人物。[12]

二、《史记》自然及人文研究

王少帅在其文章中指出“棘津”之地在史籍典章中多存异议。他认为“石济津”“南津”与“棘津城”并非同一处，而 “棘津”也非为孟津之地。结合已出土的文献考证得知，《游侠列传》中关于“棘津”之地的注释有误，二者只是同名，并非同地。[13]

刘丽认为，姬姓贵族与周王室的联姻不仅体现出诸侯国对于君主的尊重与敬爱，也延续了以往的联姻风俗。这种婚姻方式的沿用不仅可维护自身的统治，也可以间接掌握诸侯国的动向，便于周王室管理。诸侯国与皇室的联姻在本质上不仅是周王笼络人心的方法，更是贵族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政治与婚姻的利害关系。[14]仝智倍认为，音乐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并与政治和道德有着极大的联系：音乐不仅能够强化政治，维护社会稳定，还能够教会人们明辨是非，提升个人修养，并且音乐陶冶情操的功能在当代社会也具有重大意义。[15]

三、《史记》影响研究

（一）《史记》国内影响

党晓红认为，《史记》的出现推动了西汉图书产业的发展：《史记》中“十表”“八书”的划分规则影响了后世的图书分类事业;司马迁在编纂图书时进行了大量辑佚、辨伪等，推动了后代文献整理工作的发展;《史记》流传百世与文献保存方法紧密相关，为后人保护古籍提供了借鉴。[16]党艺峰认同《史记》评点将高居“神坛”的《史记》世俗化，在对其评点的过程中不但拓宽了人们的《史记》视野，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从侧面影响人们主动参与阅读学习活动。[17]刘向斌认为，新时期的大学生要在吃苦耐劳、敢于挑战、不轻言放弃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司马迁精神，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8]

（二）《史记》海外影响

吴涛在其文章中指出，卜德、侯格睿和杜润德三位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虽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能从不同角度让国内学者了解美国的《史记》研究情况，从而更有利于推动《史记》研究在海外的发展。[19]杨菁频总结了美国在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中的独特视角，它既具备文学性又具有历史性，并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可能会对海外《史记》研究产生一定启示。[20]

四、结语

2018年《史记》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史书比较研究、形象研究及《史记》的影响是《史记》研究热门。《史记》对后世影响深远，除了对西汉图书文献事业产生影响外，也对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史记》作为先秦著作代表，更是被外国学者奉为经典，仔细研读，为中华文化遍及全球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研究呈现出稳定、繁荣发展趋势。《史记》研究在2018年总体势头较好，呈现出平稳的研究态势。研究成果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壮大，共同推动《史记》研究成果向前发展。三是渭南师范学院是史记学研究重地。朱正平总结出渭南师范学院将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不断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加大力度支持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史记学研究，致力于将渭南市建设成为史记学研究重地。

参考文献：

[1]岳玫.《史记》列传人物的悲剧解析[D].陕西师范大学，2018.

[2]田林，任强.论《史记》悲剧人物的艺术魅力[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9）：79-82.

[3]刘青.《史记》中的黄帝形象[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11）：44-48.

[4]郭清杨.帝尧研究[D].山东大学，2018.

[5]宋恩来.大禹研究[D].山东大学，2018.

[6]白阳.《史记》将军形象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8.

[7]祁小真.《史记》主要反秦将领的谋略活动[J].宜宾学院学报，2018（8）：80-85.

[8]宋詩帆.从《史记》看范蠡成功的原因[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9）：8-9

[9]李静.《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的异同及其原因[J].长江大学学报，2018（3）：71-73.

[10]杨芃.论项羽形象在《史记》《汉书》中的演化[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8（2）：65-68.

[11]牙彩练.《左传》和《史记》中吴王夫差形象的比较[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13）：74-80.

[12]郭倩.从《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看郑庄公人物形象的流变[J].大众文艺，2018（17）：36-37.

[13]王少帅.“棘津”地望考辨[J].中国地方志，2018（2）：111-115.

[14]刘丽.从政治联姻看西周王朝统治[J].史学月刊，2018（10）：5-20.

[15]仝智倍.探究史记中的音乐思想[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8（1）：74-80.

[16]党晓红.《史记》编撰对西汉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贡献[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9）：73-79.

[17]党艺峰.《史记》评点与近世文化趣味的作育[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5）：84-89.

[18]刘向斌.大学生学习司马迁精神的现实意义与基本内涵[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9）：28-34.

[19]吴涛.当代美国汉学家《史记》研究主要成果简论[J].名作欣赏，2018（1）：47-48.

[20]杨菁频.二十世纪中美《史记》研究比较[J].唐都学刊，2018（6）：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