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之一：纽扣店里的中国

——《众声喧哗》阅读小札

在一个细微的切口里呈现更为宽广的意象，这是小说家必须要做的工作。小说不是记录片台词，更不是游记和编年史，小说是叙述的工艺品，是用绳子串起故事的手工活。

说到底，小说是文体中的梦境，既有可能是封闭的，也有可能开放的。《众声喧哗》是王安忆的一个小说试验，她将一个博大的中国筑在几平方米的路边小店里，甚至是将整个中国的喧哗和虚荣封闭在这样几平米的纽扣店里。

作为一个后入行的小说写作者，我着迷于王安忆的叙述。王安忆的叙述节奏是有乐感的，无论是过门时的小波浪，还是故事主要情节展开时的背景音乐，都有着全部感官打开的细密感。王安忆的写作，不但挑战叙述难度，更是彻底打开了感官，将眼耳鼻舌身意全化成文字，这文字有色彩有声音有气息。

叙述难度，特指王安忆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个有着语言表达障碍的欧伯伯。有着三儿一女的欧伯伯脑梗后有了语言障碍，平时说话呢，差不多只能说一句“不可能的呀”。

然而，就这句“不可能的呀”却又表达着不同的意思。利用自家楼下的几平米的橱窗位置开了纽扣店的欧伯伯是一个观察整个上海的摄像头。是的，作家王安忆利用欧伯伯的眼睛来观察上海这些年来的变化。王安忆给欧伯伯设计的这个店铺几乎是公益的，却适合一个病人。纽扣店轻盈，几乎零消耗体力，又因为不怎么盈利，所以也不会忙得晕头转向。但总会有那么两三个客人，在柜台外看一看，挑一挑，既打发了时间，又直播了观念和审美。

所以说，对于这个柜台外面的客人来说，欧伯伯这个窗口是一个旧式的电视机，只有一个关于纽扣的频道，传统守旧。而对于欧伯伯来说，这柜台外的大街便是卫星电视上不同的频道。客人问价格的时候，自然是购物频道，而没有客人的时候，有时候是剧情复杂的刑侦剧，有警车路过。又有时候是伦理剧，有女人因为琐碎的事情吵架。

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王安忆有着非常强大的建筑理念，她用开放式的思维建筑了这样一个几乎随处可见的小纽扣店。

“纽扣”，这一个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细小到被忽略的生活用品，几乎是另外一个时代的符号。纽扣象征着“慢”生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弄堂里的生活常见物。所以，当欧伯伯的“纽扣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上海街头，自然会与快节奏的当下生活碰撞。比如，会有一些热情又有钱的年轻人，看到行动不便甚至苍老的欧伯伯一个人在这里卖纽扣，恻隐之心大起，于是乎，甩出一叠数量不菲的钱来，对着欧伯伯说，要将他店铺里所有的纽扣都买下。这自然是想帮助欧伯伯。可是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欧伯伯摇着头，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不可能的呀！”

《众声喧哗》写了一个语言有障碍的老人，遇到了另外一个也有语言障碍的年轻保安的故事。年轻保安和欧伯伯一样，因为轻度的口吃，最后变得性格自闭和内向。这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以至于三十五岁仍找不到对象。

欧伯的语言障碍把他逼迫在自己家楼下的这个小橱窗里，而保安的语言障碍也迫使他离群孤单。磁场相同的人最终都到一起。这符合中国当下的分众学原理。所谓分众，就是开车的人吃饭的地点与坐公交车的人吃饭的地点是不同的。有孩子的人女人和没有孩子的女人关心的商品类别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便是快节奏的当下生活将人分成物质属性和性格属性。

保安的离群性格势必让他在工作中处于被动的情状里，果然，不久，他被一群热爱打麻将的同事拉下水，开始接二连三地输钱。善良的人一旦染上恶习，会将性格里隐藏的恶释放出来，小保安就差一些走上歪路。

好在，有欧伯伯的敲击，还是那句“不可能的呀”，就将他的全部的人生经验的教训都说出来了。能听懂欧伯伯的话的人，不多，保安是一个。

而真正让他们沉默又单调的生活出现转机的，是女主角六叶的出现。这个在上海街头摆摊的东北女孩，这个被贫穷压迫过，却又享受了大城市一切美好的时髦女人。给欧伯伯和保安带来了新的生活频道。

六叶是一个熟悉时尚的沪漂小贩，她在上海街头的风雨中练就了一张伶俐的嘴，她这张嘴一打开，就欧伯伯的小店说成了意大利时装发布会的现场。王安忆贴着六叶的鼻息来写，几乎是摄像机一般，录下了她的话：“有一句实话我对你说，现在反正也没有外人，其实我这里的衣服，就是品牌，货真价实！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的订单不是下到我们的制衣厂吗？一般都会多做，做了自己销，看啊，商标都剪断了，就为了躲避检查，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否则，怎么会是这个价格……”

六叶和欧伯伯打交道的过程呢，也浓缩了整个中国这数十年来都市村庄的场景，一个租房子的女孩子与房东的利益争执。自然，欧伯伯并不是一个苛刻的房东，这多少减弱了戏剧性，也同时降低了故事的精彩度，但是，仅仅是善良的人与善良的人之间的碰撞，已经成为缩影。

《众声喧哗》，虽然没有写到整个上海的群像，却写了上海本地人生病后的欧伯伯，上海本地人保安，和漂泊在上海的小贩六叶。这三个人便是三个阶层的代言人，他们在上海着有相当多的利益共同体。

拋下保安与六叶的悲伤的爱情结局不说，单单是，六叶在城市里打拼，而保安偷偷相助，以及欧伯伯在关键的时候也让步的做法，也温暖地展示了，城市化过程中，长期在城市里漂泊的异乡人，总会因为城市的温暖底色而不愿意离开。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对城市有口头上的憎恨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依赖城市生活的便利、卫生以及对精神生活的保障。作家王安忆却表里如一地来刻画人物和生活。她不讨好底层，更不讨好市民。她只是如实地记录下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在细节处的变化。

小说虽然切口极小，写上海街道旁边的一个小橱窗，写疾病后的欧伯伯与一个保安以及一个服装小贩的交往。但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个故事窗口。王安忆几乎写下了中国的城市简史。

一个小说，用这样窄狭的空间，完成了如此庞大的隐喻。我们不能不说，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她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的写作，而转向了打通生活关节的写作。

我喜欢《众声喧哗》，这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

之二：一个作家的磁场学研究

——《匿名》阅读札记

有时候想，人在日常生活的状态，可能就是一种匿名的状态。比如夫妻二人的亲昵，“宝宝”“肉肉”“小白象”一类昵称，以一个隐私式的称谓代替了正式的名字。又比如进入工厂里的工人或者理发店的理发师，多数都是以工号或者数字代替。

匿名，差不多是对一个时代绝大多数人存在方式的影射。匿名意味着身份的丢失，又或者是被一个庞大的群体所淹没，直至被忽略，没有存在感。然而，王安忆的最新长篇小说《匿名》的主旨并没有对现实进行指控或者批判，而是用更为深远的镜头将人活着的状态打碎，用一种近乎哲学的方式来探讨人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仅仅是生存境遇的变化，还有思想认知上的，以及身体磁场的变化。

磁场，这个词语几乎贯穿了这部长篇小说。从小说的第一句开始：“等他开始意识自己的处境，暗叫一声‘不好，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挽回。”磁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句交待的是小说的主人公生活磁场变化的开始。

《匿名》从一个男人的失踪开始写起，貌似一个案情复杂的悬疑小说。老伴和女儿两条路径去找人的过程，几乎要呈现出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了。然而，王安忆显然不想讨好读者。她的视野早已经越过当下的阅读语境，小说用两个线索叙事，一条线是杨莹瑛寻找，一条是失踪者本人的经历。

失踪者本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名字，这应当是王安忆刻意设计的叙述圈套。“他”是被当作老板“吴宝宝”这个人绑架的。这是失踪者人生磁场的第一次断裂，在他和吴宝宝之间，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没有来得及向绑架者述说这反差，便已经被对方确认身份。这种误解给他带来的是身体的限制，他失去了时间，失去了光，失去了和亲人联系的自由，失去了人生的参照。自然，他没有了可以正确表述的磁场。王安忆这样描述他对磁场失去后的无助：“如厕完毕，起身洗手，看见镜子里的人，有些陌生似的，认识又不认识。是自己无疑，却是另一个自己。定下神来，他看见自己的脸像是胖又像是瘦，因为虚起来一层，底下则是瘪的。”如果这个时候，失踪者感受到的是自己身体的虚。那么，很快他便感觉到了时间和空间的虚无。当绑架他的人将当作货物交给别人的时候，对方说他不是吴宝宝，而绑架方呢，又偏偏说他是。于是开始了一场拉锯战。这个时候的失踪者呢，大概是饥寒交迫，生命的飘浮感在睡梦中出现，他的磁场已经完全被外部环境破坏，成为一个时间和空间以外的人。王安忆是这样写他的感觉的：“睡眠中，无数的梦和无数的遗忘。时间压缩起来，同时又伸延;连惯性切碎了，横断面的拉丝扯得多长也能弹回去，接上头;黑洞在扩大，同时边缘物质迅速再生，弥补破绽。时间似乎回到它的原始性，人类文明给予的划分刻度溃决了，湮灭在混沌中。睡觉的人有一种舒坦，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浮在时间的外沿。空间也在溶解，消失客观性，管他身在何处呢！多么畅快啊，这颓唐。醒一醒，又睡过去，记忆的残渣滤过梦的网眼，再被瞬间的意识击得更碎，变成年轻质的颗粒，可容纳于虚无。”

到这里，时间和空间慢慢失去了参照，失踪者和时间以及空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成为一个彻底的匿名者。

接下来，失踪者被绑架者哑子送到了一个叫藤了根的山村里，村子在山的深处的深处，一个山窟里，早已经无人居住。无水无电，无食无衣。哑子在山里给他采集了一些野果子之后，让他自生自灭。

把一个城市人扔到一个深山里，这意味着作者要准备大量的深山生存的资料，这是一种叙述难度的自我挑战。王安忆显然准备好了，他将失踪者的磁场转移至深山里，那么，便有了深山的磁场碎片的描述：“他这一次觉醒，却睁不开眼，无数金针交互穿插，都是从那屋外的树冠上飞溅下来。这屋架子四面通透，曝光如同金汤奔流而入。置身光芒之中，几乎要被烧溶。四肢绵软，是松弛，也是乏力。还是向上浮，不是浮上黑暗，而是浮上光明。”这个时候，王安忆仍然用“他”来称呼失踪者，他现在匿名，连基本的代号也没有。被哑子带到深山里，磁场还没有适应。深山里的植被、光以及生存的危险，都是对现代文明的挑战。人类在城市生存得久了，会被文明的规则驯化，成为一种平庸且规律的生物种类，而在深山里，磁场断裂。他不得不重新进化，再一次将自己之前的生存经验忘记，开始摸索新的生存的方式。

哑子将他一个人留在深山里自生自灭，他于是被困在这陌生的磁场里。饥饿，寒冷，逼迫着他增加新的生存技能。失踪者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告别过往的自己，一点点陷入到新的生存困境里。直到有一天失去了记忆。

失踪者被困，四处找不到出口，饿了就吃那些野菜和野果，冷了呢，只好凭着身体的本能来防御。所以，当一个放牛娃二点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山里的语境同化，成为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滴露水一样的生物。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他彻底被一个陌生的磁场给消磁了。他的身份证上的信息，被这样一个大山给收回了。

还好，王安忆派了一个叫做二点的智障者去救了他。让他有了新的生命活动的场所，有了生命延伸的新的磁场。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王安憶多次尝试了用专业知识分子的方式来阐释人生存的磁场空间，她几乎打开了自己所有的感官，储藏了大量的哲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常识，来完成她的表达。

在描述失踪者的老伴和女儿对他的想念时，王安忆这样写磁场的玄奥：“母女都想起共同生活中的那个人，藏身在眼睑底下的暗黑，随这暗黑无限辐射出去，去到极远，远到她们无法企及，任凭他化为无形无影。烟花爆破，光和热在空气中摩擦，仿佛萧萧落叶，在暗黑的壁上轻轻撞击。方才觉出所谓静谧其实是均匀密集的悸动。周遭的一切都在悸动，是来自物质本身存在，同时被更大幅度的人为运动作用，此时在静谧中呈现出来。”失踪者的离开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磁场，也将老伴杨莹瑛的磁场改变，有很长一段时间，杨莹瑛都有幻觉，总觉得他随时都有可能回家。所以常常产生错觉。王安忆这样描述错觉：“可是，你不能不承认，错觉也是物质的一种，而且是坚韧的物质，会随条件变化体量，覆盖不变的事实。”

失踪者以“吴宝宝”的名义被绑架，之后失忆，他第一次有名字出现在二点的描述里，说他是一个爹。意思是他和二点死去的爹有点像。然后呢，二点和哥哥将他带离深山，到了镇上的福利院。他因为是新来的，成了老新。

命运巧合的是，他在福利院这个盛满了人间磁场的地方，终于被发现，发现他是上海的一个丢失的人。故事在打开的磁场伤口处开始缝合，作为读者的我，为王安忆讲故事的能力叹服，并庆幸这个故事有一个温暖的结尾。然而，我错了，王安忆并没有给失踪者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就在上船的一霎那，失踪者跌落在河水里，又一次陷入到一个陌生的磁场里。

这是一个有野心的小说，这也是王安忆一次百科全书式写作。但是，我却从《匿名》里发现了王安忆对磁场学的专题研究。将这部小说中关于磁场以及感官系统的描述，整理出来，几乎可以当作一部物理学专著出版了。

当然，王安忆的野心不止这些，她关照了城市人被城市所规划的单一，她设计一个从城市磁场逃出后在深山里重新活着的人，她试图让一个城市人在深山里活得更好，很显然，试验失败。那个自始至终没有姓名的“老新”终于在离开城市之后，进化得很慢，成为一个失忆的人。

之三：時代烟云中的低声叹息

——《考工记》阅读小札

不知为何，看完王安忆的新作《考工记》，我突然想到了沈从文的后半生。在时代变幻的语境里，个人如果缺少迎合时代的能力，那么，极有可能被时代的大雨淋湿。

时代是集体的代名词，时代自然由时代生活中所有的人组成，然而在中国，左右时代的却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一些我们从未谋面的人。

未知的人掌握着这个时代的正确，所以，当时代变化来临，大多数人都像《考工记》中的陈书玉一下子便陷入到未知里。好在，他有过一个特殊的朋友。像是时代分配给他的一粒药丸一般，安神，且让他这样一个出身不怎么好的人有了佑护。

《考工记》是一部中产阶级的生活简史，是对中国当代生活史的另外一种补充。以往的小说视角，大多苦大仇深，多是乡村包围城市的书写。然而，王安忆的视角停在陈书玉这里，一个有着“西厢四小开”之一的公子哥，家族厚阔，为人通透。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视角来叙述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的确是现实文本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和补充。

想到沈从文先生，是因为《考工记》全书的叙述基调是中低音。主人公说话都是谦卑羞涩的，甚至是怯懦的。是的，小说是有声音的。比如前不久，我刚刚读完的韩少功老师的新作《修改过程》，便是一部高声阔嗓的作品。因为出生的年代不同，小说主人公说话的声调多少出卖了他们的家庭教育情况。韩少功《修改过程》描述的是一群一九五零年代出生的新中国的主人。而《考工记》中的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正是民国渐趋稳定的时代。

这样说，似乎有些刻舟求剑。《考工记》，细考了一个小中产阶级所经历了中国历史变化。他的个人史，也是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所以说，阅读这册小说，差不多也是对中国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一段历史的重新打量。

王安忆本意是要写成一部中篇小说的，然而，她在陈书玉的感情史上做了一下停顿，叙述变得深情而细腻起来，字数便超出了计划。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仿佛是一部委婉而动情的爱情小说。陈书玉与冉太太的那种感觉写得饱满又轻盈，深情到了最后，终不过是一种成全，是一种牵念，甚至是一种克制。

陈书玉孤独终生，没有结婚。时代的动荡不安，是一个原因，也有另外的原因，比如，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冉太太的样子。

王安忆写冉太太的模样，有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陈书玉面前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妇，已生育两个孩子，且肚子里又有了一个。她的丈夫朱朱也是四小开（书中开篇便介绍陈书玉、朱朱、大虞、奚子为西厢四小开，四公子的意思）之一，是陈书玉的好友。有了这一层关系，照伦理上说，两个人应该是平行的，不会产生情愫的。

然而，时代的乌云终究淋湿了朱朱一家。朱朱出事了，冉太太求陈书玉来帮助，因为，四小开中，奚子是政府的人。后来与其他三个人没有了来往，但是，陈书玉和他有特殊的交情，便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和奚子的“弟弟”一起闯过重庆。

陈书玉第一次对冉太太有好感，是四小开中的大虞出事。大虞家里做木匠活计，棺材也做，其他家具也做。然而，有一年大虞的父亲收了一套明式家具。新政府成立以后，查到这套家具，说是国民党高官的家具，要没收，还抓了大虞的父亲。亏得陈书玉去求了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奚子，才放了人。

大虞的父亲经此一难，决定带着大虞回乡下去生活。临别，陈书玉想叫上朱朱去送行，也不枉朋友一场。大虞觉得自己家里遭了难，不去打扰别人的好。陈书玉过意不去，一个人去找朱朱。朱朱呢，向来在家里是不作主的，有些为难。倒是朱朱的老婆冉太太一口应下，说：“朋友一场，不就是为了这时候。”

这是陈书玉第一次对冉太太有深刻的印象，有好感也有了敬意。这一次轮到了朱朱出事，冉太太求陈书玉帮助。

一男一女，尽管在现世中有着各自的身份，然而，情愫只在一言一语中便有了。冉太太待人接物的模样，无助时的焦虑，见到了朱朱以后的坚强。所有这一切，都打动了陈书玉。

让人的遗憾的是，陈书玉求奚子救朱朱，以及朱朱的老婆冉太太近日来和陈书玉频繁走动的事情，被奚子的“弟弟”知道了。这位和陈书玉一起患难过的政府人物，专门来找陈书玉谈了一次话，谈话中，向书玉说明了冉太太的家庭背景，是资本家，又说了几句朱朱的案情的复杂，总之是善意的提醒，让他和冉太太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这样，时代改变了陈书玉和冉太太，在时代的夹缝中，在朋友妻子的友情里，陈书玉生出来的那份微妙且幽微的情愫就这样消失了。

王安忆在处理这段根本没有开始的感情时，这样写道：“这一日，传达室来电话，门口有个女客找他。陈书玉犹豫一下，回答说，正开会，不便见客，怠慢！放下电话，呆立着，几乎想追赶出去，可是，‘弟弟的叮咛在耳边，他不能，不能辜负。之后，再没有女客的造访了。”

差不多，这便是陈书玉的爱情故事。这故事简直太荒诞了，哪有什么开始，不就是帮助着朋友的老婆去做了一个说项，又带着朋友的老婆去了一趟提篮桥监狱吗？

然而，这段爱情又非常的饱满，在那样一个时代，陈书玉连小学里单身并对他有好感的女同事都躲避着，却想着“追出去”见一个朋友的妻子。这就是最为浓烈的一种爱情了。

好在冉太太和朱朱后来移居到了香港，在接下来全民饥荒的年代，给陈书玉从香港寄来了一大箱吃的。

这种雪中送炭的感情，依然暧昧不清。自然，对方是一种感激和回报，总是希望陈书玉能回一封信。可是，陈书玉呢，一边看着自己吃得越来越少的食物，又觉得回信可能会被对方当作索要食物的一种求助。他大抵也是想寫信给冉太太的，然而，就那样在犹豫和羞涩中，没有回。

直到一九七零年代，尼克松访华，国内的一切政策都开始松动了。陈书玉又收到了冉太太和朱朱的来信，说是想让他去香港探望一下。

陈书玉终于决定回一封书信，给冉太太，说明自己一切都好。这个好字也用在了其他的人事上，比如在信里，也说了大虞很好，自己的身体很好，同事也很好，等等。

不久后，便又收到了冉太太的回信，第一句，见字如面。一下子让陈书玉泪流满面。印象中，上次流泪的时候，是十几年前，他送刚刚探监结束的冉太太回家，看着大雨中带着孩子无助的冉太太，他流泪了。

这一次呢，看完了冉太太的信，知道了冉太太和朱朱的情况。王安忆这样写陈书玉的心情：“四下里寂寂的，窗开着，有风进来，是春风，温暖和煦，有窸窣的响，也是寂静，无边无涯，其中有他，渺小极了的一个欢喜。”

依然是欢喜，依然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想念。只要一想到冉太太，陈书玉便觉得人生有了可以回味的东西。他对她的帮助，与其说是出于对友情的接续，不如说他对于爱情的想象。

然而，陈书玉终究没有再给冉太太回信。时代塞给他的，除了几段友情和这一段似是而非的爱情，便再也没有其他的内容了。

《考工记》里的陈书玉，亲情淡漠，除了家族的原因。也和那个时代有关，那是一个互相揭发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人沉默不语的时代。陈书玉之所以没有再回信，除了感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该留在内心里以外，还有一种隐约的担忧，他害怕一起都没有结束，他害怕他所有的信件都成为时代的证据。包括他上次的书信里，向着他想念的冉太太说自己一切都好，也包裹着一种自我审查的安全告示。

王安忆用来自香港的一箱零食，挽救了一个在大陆忍受饥饿的陈书玉，虽然在逻辑上稍显得牵强。然而，这已经是一个作家对中国历史片断的一种真诚的回应。《考工记》虽然是一部生活史写作，但是，作家所选择的时代具有特殊的标本意义。所以，陈书玉这样一个人物的视角，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看完《考工记》，会替陈书玉觉得悲伤。仔细想了一下，又觉得，他是一个面孔模糊的人。因为，在那样一个热烈且运动反复的时代，他几乎在时代的边缘。尽管他和时代保持着距离，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他在时代深处的一声叹息。因为，他的后半生，再也没有笑过。遇到爱情，也不敢追出去。他的活着，也只是活着本身而已，在精神上，他活得多么贫穷和孤独啊。

这样梳理，王安忆的呈现便又有了社会学的意义。在时代变化的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根本无法自我掌握。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叹息一声。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着时代的束缚。

《考工记》的意义，或者就是让后世的人，听到一个上海人的一声叹息吧。这一声叹息足以穿破时代的屏障，让我们更加理解什么是活着，什么是爱。

责任编辑   王小朋